万维读者周晋来稿：《争鸣》月刊2006年11月号刊登了宋永毅先生写的《王光美作为迫害者的一面》一文，觉得写得很中肯客观。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会忘记王光美的“鼎鼎大名”。文革之初我还在上小学，那时不论大街小巷，到处都张贴着批判刘少奇、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和其它“罪行”的大字报和漫画，电台广播里连篇累牍地攻击刘少奇“鼓吹”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至今使我难以忘怀。但“桃园经验”究竟有何“罪过”，它对当时的中国政治有何重大影响，却始终所知寥寥。
当王光美女士不幸逝世时，人们记得的和媒体大幅报导的，都是笼罩在她头上的诸如“中国第一位原子物理学女硕士”、“前中国第一夫人”的耀眼光环；“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的级别最高的女性”的不幸历史；“幸福工程发起人兼组委会主任”的半官方头衔；以及“王光美将家传的在‘文革’后仅存的六件母亲遗下的古玩藏品全部拍卖，共得56.6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献给‘幸福工程’”的感人事迹。
所幸宋先生及时为健忘的中国人送上了一帖专治健忘症的药。宋先生的文章使读者知道：刘、王创造“桃园经验”的手法与文革中的残酷整人如出一辙；也让我回忆起当初看红卫兵的大字报时，它们描述的刘、王如何在清华大学大肆镇压的事实，看来大字报所言确有其事，不能因为这些大字报是红卫兵所写的就“因噎废言”。当文革的漫长噩梦终于结束后，遵循邓小平关于对文革的评论“宜粗不宜细”的大原则，中国官方对文革的评论是很不彻底全面的，虽有较深刻的反省，却从不敢触及文革的本质。而民间的文革研究者当中，能做到像宋永毅先生这样深入中肯、不偏不倚，敢揭受迫害者之短者更不多见。历史尤其是文革史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像蒯大富这类靠文革起家的造反派红卫兵，受到了历史的唾弃、嘲弄和惩罚，他们虽属罪有应得，但讽刺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初却也是刘少奇、王光美实施的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宋永毅先生为他们说了公道话，值得称赞。
无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不论其职位高低、身份贵贱，当他们情愿或不情愿地卷入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的政治漩涡时，他们常常身不由己地扮演了既是迫害者、又是受害者的双重角色，全体中国人则统统沦为毛“太祖陛下”手中的工具和玩偶。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犹如一架巨大无比的“无产阶级超级绞肉机”。除了毛泽东本人外，上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少奇、周恩来，下至市井小民、平头百姓，谁也逃脱不了随时被丢进去“绞一绞”的可能，区别只在于是今天你绞我，还是明天我绞你。即使你不愿意绞我，为了生存和发展我迟早也要绞你。在这种畸形的政治大环境下，不论是刘少奇、王光美创造的“桃园经验”，还是刘少奇在文革初起时派王光美去清华大学灭火、“残酷镇压学生运动”的举动，也不论他们这样做是出于自保还是“故伎重施”，都是那个年代“党性泯灭人性”的必然之举，都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毛泽东像茫茫宇宙中一个硕大无比的黑洞，吞噬了当时所有中国人的思维、道德、勇气和智慧，谁也无法从黑洞中逃脱，即使是刘少奇、周恩来这些黑洞的共同创造者。但愿这段悲哀的历史永远不要重演。
最后还有几句题外话。宋永毅先生在文中说：“‘桃园经验’…是毛的文化大革命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 。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毛是“运动群众”的十段超级高手（刘少奇最高也就是九段高手），早在红军时期的“富田事变”、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建国后的“反右”、“大跃进”等等，毛一手手“运动群众”的高招早已玩得炉火纯青，何须借助刘那区区的“桃园经验”？最多是刘记的“桃园经验”与毛记的文革“殊途同归”、“英雄所见略同”罢了。
有报道说，中国物理学界的人公认，以王光美的超常资质，她实际上是最应该从事物理学研究的。如果王光美按原计划去美国的名校就读原子物理学博士，她就成为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学姐。周晋甚至认为，以中国理科界杰出女性历来所取得的一系列辉煌学术成就推断，届时王光美取得与吴健雄一样甚至更高的学术成就（如问鼎诺贝尔物理学奖等，吴健雄就曾与诺贝尔物理学奖擦身而过），并不是不可能的。真是造化弄人，个人实在很难在大时代的奔腾激流中逆流而上。中国少了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女性可能候选人，却多了一位既迫害别人自己也受尽苦难的前第一夫人。
作为后来者，我们虽然不能苛求前人，但我们至少有义务有能力还原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完整面目。
（原载《争鸣》月刊2006年12月号，现略作修改。本文标题为原稿的标题。）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