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冼岩来稿：口号有两种，一种是道德性的，一种是政治性的。在中国，两种口号都被用作治国工具。在道德方面，从文革前的“学雷锋，树新风”，到改革开放不久的“五讲四美”，再到今天的“八荣八耻”，执政党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思路，那就是通过提出一种口号或树立典型人物，为全社会提供道德标高，以规范人际关系与行为。手段始终如一，效果却每况愈下。雷锋、焦裕禄还曾感动不少人，但孔繁森、任长霞却已激不起多少人的心底波澜，人们对之更多的只是冷漠与怀疑；由国家主席、执政党总书记所亲口倡言的“八荣八耻”，更是在民间遭遇多种方式的调侃。这并不是执政党提出口号的能力在退步，反之，口号越提越精彩、内容也越来越具体。真正导致效果大相径庭的，是环境的变化——今日中国已与往日大不相同。
在政治方面，无论是建国前的“打土豪，分田地”、“推翻三座大山”，建国初期的“建设新中国”、“超英赶美”，还是文革后的“四个现代化”、“发展是硬道理”，直至不久前的“三个代表”、最近的“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浓缩了执政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每代领导人所提的政治口号基本上契合了时代的变化，表现出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能力。但由于社会已进入意识形态淡化的利益分化期，不再是铁板一块，执政党的感召力、凝聚力也已减弱，再精炼有力的口号，也不再具有原来那种激动人心、令亿万人为之欢欣鼓舞的魔力。
“口号治国”实际上是沿袭战争年代的政治动员方式。在战争年代，一方面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方向一致，有着共同敌人，口号易凝聚人心；另一方面，无论在军队、根据地还是地下组织中，党的控制力都深入到每个人。个人所接受的信息具有唯一性，都来自上级，不存在不同声音；而组织纪律要求个人对这种声音或指令必须服从。在这种状态下，由上到下的口号具有强大的动员力。和西方的宗教伦理一样，它具有激励性、惩罚性、无干扰三大特征，这是道德手段能够形成政治动员的必要条件。
在改革开放以前，利益分配相对均衡，社会组织具有准军事化特征，所以这种口号动员的方式仍然能够凑效。但邓小平首倡的改革，改变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也改变了社会的组织形态。此时不但国家对个人的控制力已从许多领域退出，个人所接受的也不再是来自“上级”的唯一声音，社会利益与声音都日益多元化。在单位制丧失大半地盘后，个人拥有了行为选择的自由，“不服从组织”不再是滔天大罪，甚至不须受到惩罚。当道德口号失去惩罚力时，它也就丧失了激励的必然性。能否产生激励，仅取决于个人的感受。在利益分化、意识形态已丧失格式化民众思维作用的时代，很难有口号能契合于所有人的需要，除非它空洞无物；而当前官场的政治生态及社会普遍的道德失范，更使口号的道德感召力降到了极限。建国前及建国初期的政治、道德口号之所以能产生被称之为“精神原子弹”的作用，不仅是因为口号的内涵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更是因为其提倡者深孚众望，并且能够以身作则。从这种意义上说，无论是执政党还是政府，在实现自我清洁以前，已不适于作为社会道德规范的倡导者，其政治口号也难以产生社会动员的魔力。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在自上而下的道德标高已不合时宜的今天，执政党应该改弦易辙，放弃“口号治国”的方式，转而摸索更有效率、更符合时代特征的社会调节手段；利用仍然执掌主流舆论的机会，向社会传播一种人们伸手够得着、从切身处境出发能够产生认同的行为方式。具体说，在利益分化的背景下，应该由原来宣扬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转为提倡一般人能够接受、易于做到的“合法利己”，即在尽可能不伤害他人的合法半径内，追求自我利益和价值实现。而政府最重要的责任是，建立起一种共享机制，使每个人主观利己的行为，能够在客观上有利于共同体。市场机制在经济领域已部分解决这个问题。在市场上，每个人合乎规范的利己行为，一般都会有利于全社会整体福利的增进。这方面中国仍需解决的问题是：建立健全市场规范；通过政府主导的再分配，调节市场竞争的不当与不足，救助弱势群体。
另一方面，应该在市场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也建立起这种奖优罚劣、奖善惩恶的正向机制，这是社会必需的基本公共品之一。这种机制的阕如，正是当前官场、商场、学界、以及各行各业潜规则盛行的原因。其直接后果是，做好事没有好报，甚至可能处境凄惨，所以人人走避；做坏事不见惩罚，反而屡屡得偿所愿，于是人人效仿。潜规则盛行的结果是社会进入逆向的循环机制，劣币驱逐良币。在此时奢谈道德，只会令人觉得不着边际。
进而言之，在中国这个政治权力居于主导的社会，之所以正向机制难以确立、逆向机制大行其道，关键是官权力超出于监督与惩罚之外。由于无法有效监督权力、惩其贪恶，由此而衍生出种种制度法律“摆不平”的对象，于是潜规则乃借机横行。可见，建立社会正向机制的关键是应首先在党内、政府系统内部落实这一机制——是落实而非凭空建构。正如中共前组织部长张全景所言，这样的规章制度早就有了，而且很完善，只是一直被束之高阁。
治国必先治党，治民须先治官。而治党、治官的第一步，就是真正落实、认真激活已有的监督与制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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