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找到自己的模式？

　　当代世界最为成功的发展模式当属西欧和美国，当然在亚洲也有日本。但即便是成功的模式，都永远面临着不断进行自我调整的任务。而其中的核心课题，就是在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之间寻求相对的平衡。

　　西欧和美国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但在发展模式上还是有所区别。政治学家们把西欧称为“社会市场经济”，因为其福利体系比较完整，政府在财富重新分配方面扮演较大角色；而美国被称为“自由市场经济”，因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较少，社会保障体系不如西欧。至于孰优孰劣，欧美政经界曾有过热烈讨论，至今还在持续。

　　

美国和西欧都曾以自己的模式为骄傲。依赖于战后经济发展“黄金时代”的深厚奠基，西欧政府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使贫富差距大大缩小；而就业机制的制约功能，也保证了劳务市场的公平性。

　　美国经济的高效益也是有目共睹，而经济运行中较少的政府干预，更是获得了经济学家和其他国家政治领袖的推崇。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就曾以相当激进的姿态拥抱美国模式，与爱尔兰一起成为西欧仅有的两个美式经济体。

欧美模式的优劣比较

　　但到了90年代中期前后，美国模式的光彩有所褪色。当时，克林顿领导的民主党政府、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以及施罗德的社会党政府，开始对欧美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并共同提出了著名的“第三条道路”，誓言要使无情的资本主义展现出“人性的面孔”。也就是说，在追求经济增长和商业利润的同时，必须同样重视社会的平等与公平。

　　可是，随着克林顿任期的结束，以及德英两国社会遇到诸多困难，“第三条道路”无疾而终。尽管如此，三位领袖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的口号，其本身就已经表明，即使是比较成功的发展模式也必须求新求变。

　　至于日本，它在战后的经济起飞，连美国都极感兴趣，甚至还有些美国人议论要借鉴日本模式。可是，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之后，这个模式便逐渐被人淡忘。

　　如今，在全球化背景下，欧洲和日本都面临着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抉择。由于经济长期低迷，人口加速老化，失业率增加，西欧一些国家庞大的社会福利制度，成为越来越难以承受的负担。再加上一体化进程遇到障碍，社会骚乱事件常有发生，欧洲国家自信心因而受到伤害，对原本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产生了怀疑。

贫富差距已近国际警戒线

　　大致来看，美国模式似乎一枝独秀。但实际上，美国同样没有解决效益与公平之间的矛盾。从70年代末直到90年代，美国低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其实一直在缩水，贫富差距在扩大。90年代中期克林顿执政时，虽然就业率增幅较快，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被遏止，但社会不公平现象并没有好转。因此，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历次选举中，效益与不平等这一难以调和的矛盾，始终是一个核心课题。

　　在发达国家最近25年来经济低迷、贫富差距扩大的同时，中国经济却是超高速成长，但贫富差距同样在迅速扩大。中国社科院近日发表年度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收入差距的严重程度，正在接近拉美国家的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昂贵的医疗费正在把刚刚脱贫的人口，重新推回到贫困状态中。

　　除了社科院之外，中国一些主要媒体最近也就贫富差距问题做了抽样调查，结果同样令人担忧。《中国青年报》和新浪网本月26日发表的调查结果表明，90％的受访者都认为现在的贫富差距太大。而世界银行也指出，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国际警戒水平。

　　胡温体制执政以来，中国政府对原有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全面反思，包括对经济优先于社会公平的国策进行了调整。执政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都是重新思考的结果。

　　而此后宣布的一些措施，包括取消农业税，对农村建设加大政府投入，改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免去1亿5000万农村儿童的学费等等，都旨在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以便减少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的和谐。

　　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以发展经济为优先的政策，使得数以千万计的人口脱离了贫困状态，也使相当一部分人口实现了财富积累。这个成就本身证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经济优先”固然有其偏失，但总体上却是必要的发展战略。

　　但是，中国现在的国情已经改变。贫富差距形势的恶化，财富分配的不公，对农村人口的歧视政策，不仅对经济改革构成了巨大障碍，而且还有可能动摇社会稳定的根本。中国的当政者再也不可能心无旁鹜地只盯着经济数据，而必须站在经济效益和社会平等之间，发挥关键的仲裁和调和作用。

政府急需发挥调和角色

　　近期以来，中国政府和媒体在贫富差距问题上显得很透明，很开诚布公，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它虽然意味着胡温体制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工程十分艰巨，但也同时预示着，这将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使政府部门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展开更大规模的社会公平计划。

　　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之所以是西方民主体制中的焦点课题，是因为它直接影响着选民的投票意向和政权的稳定。毫无疑问，资本主义为少数人创造了大量财富，制造了贫富不均，但民主选举制度却有可能迫使政府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中国人的手上没有选票，绝大部分无权无势的人口都无法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而只能指望有一个公正、无私和贤明的领袖为他们做主。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庞大，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确实难以避免，但政府有足够的资源和手段，去缩小贫富“两个中国”之间的鸿沟。即便因此而减少了经济效益，那也依然是功在千秋的历史伟业。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潘图森（Jonas Pontusson）在其著作《不平等与繁荣》中作出的结论说，在福利体系庞大的国家，其经济和收入的总体水平，与福利少的国家，完全可以相提并论。换言之，政府为公平社会而实施的政策和措施，并不一定就会降低经济效益。

　　中国正在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矢志要建立“和谐社会”，说到底就是在效益和公平之间寻求平衡。对此，也许潘图森的结论能够起到一点启示作用。（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