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稿：胡锦涛治国路线的重要思想来源

最近《亚洲周刊》刊载关于郑必坚文集出版的文章，值得人们高度关心和深切思索。

借用西方新闻学的说法，人们对胡锦涛的疑问，可以用三个“W”来概括：在1992年他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时，人们的疑问是“Who”——胡锦涛是谁？十年后的2002年，他担任总书记了，人们的疑问是“What”——他的治国方略是什么？现在，在他执政进入第五年，方针大计逐渐现出端倪，人们的疑问则是“Why”——他为什么会这么想，这么干？

郑必坚文集透露了胡锦涛隔代继承胡耀邦建设中国、改革中国和发展中国的思想脉络。对于人们回答这第三个“W”，提供了一把可信、可喜的钥匙。

任知初与我在拙著《胡锦涛传》中曾经介绍过郑必坚的作用：胡锦涛“担任党校校长四年之后，1997年十五大前夕，调来曾任胡耀邦的秘书、后来又赢得江泽民信任的郑必坚，担任排位仅次于胡锦涛自己的常务副校长，才有了一些动作，通过成立党校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举行研讨会，组织到基层调查、出国考察，在依靠和利用党校学者上摸索出更多途径。到他担任总书记之后，党校已经集结起一批可观的力量，其中不少人被调到别的岗位，在更大舞台上发出声音。”

当时我们叙述的主要是郑必坚在党校作为胡锦涛的助手的作用。《亚洲周刊》的报导，则向人们展示了郑必坚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的作用：这就是智囊的作用，在同样担任过中央党校负责人、更同样担任过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和胡锦涛之间，开通了一道思想的渠道。他将胡耀邦二十年前的许多思路，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中共新一代领导人。

当然，郑必坚决不仅仅是一个“传声筒”。他在沟通这老少两胡、探讨中国道路和前景、“奏出韵味深长的‘二胡’协奏曲”的过程中，结合这二十年中国变革的实践及其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又融进了他自己的思考。这就使他的许多想法更闪现出真知灼见的光彩。

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在其论集中所透露中共多份纲领性文件起草内情以及“和平崛起”提法的来龙去脉。作为中共二十多年来最重要的笔杆子之一，郑必坚主持并执笔中共不少重要历史文件的研究和起草，包括为体制内外许多改革派、民主派人士津津乐道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十二届三中全会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郑都在其起草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他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抓住战略机遇期”等等对中共当今决策者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産生影响的论断，更是我们进一步分析把握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依据。

众所周知，胡锦涛上任之后，提出不少新的提法，从最開始的“新三民主义”，到去年的“八荣八耻”。无论人们对胡锦涛这些提法的动机如何严辞讥评、对这些提法的效果如何不以为然，总不能否认，这些提法确实是针对了中国执政者和社会、国民当前的顽疾沉疴。而这些提法，当然不都是胡总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有像郑必坚这样的人充当他的外脑。实践证明，郑必坚的新思维、新提法，帮助了新一届领导人继承和发扬中共老一代开明改革派的思想精华。称郑必坚为“改革开放以来为党的理论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理论家”，应该说实至名归。

郑必坚说，他的思考“始终贯穿着一个明确不变的主题，即新时期的历史机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道路”，这是他新出版论集的重要特点，也可以说是摆在胡锦涛这一届领导人面前的首要任务，如果不拘泥于他所说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甚至也可以说是摆在新世纪中国所有志士仁人面前的严峻使命。即使今天海外不能认同中共一党专制体系的人士，相信会重视郑必坚的努力，会回应他提出的问题，会认真思考抓住历史机遇，使中国走出弯路，拐上正道。（多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