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破中苏社会主义衰落之谜

对中苏社会主义试验最终被西方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的原因探讨，各种研究已经多如汗牛充栋。中苏由二战后的强势扩展，到1970年代开始逐渐收缩，直至中国转型、苏联解体，其兴也勃，其衰也忽。如果从具体的政治、经济形势入手，其因可说错综复杂；但如果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观照，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社会主义经典理论虽由马克思开创，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却是从列宁开始；因此，中苏真正奉为正宗的，其实是列宁主义，而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如果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原座标，那么后来的社会民主主义固然是修正主义，列宁主义同样是修正主义，双方都只各取了马克思的一半。所以，中苏事实上只搞了半截子社会主义，它们在经济上是社会主义的，在政治上却是专制主义的，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原则。既然偏离了当初的设计，当然不能再期望产生设计所预期的功效，而且必然要遵循不同的演变逻辑。

上述道理虽然简单，却颠覆了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所以体制内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无论如何也得不出这种结论：开再多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搞再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都无济于事。马克思设计的社会主义，其实质是“公有制+民主”。不仅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而且执掌国家权力的代理人也必须由全民选举产生；只有这样，经济资源及其权力、利益，才不会象中苏那样，被执政集团内部的少数人所把持、垄断。

民主的实质是通过一些自下而上的程序安排，改变官民之间的力量对比，使民众具有一定能力可制衡官权力，限制或压缩官侵民利、以权牟私的空间。所以即使民主制的范围受到局限，例如西方古代的“贵族民主”、近代的“有产者民主”或“白人民主”，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纵然大多数人被排除在民主权利之外，其利益要求难以得到体现，但毕竟官权力本身已受到限制，不再那么横暴，对社会的攫取与伤害有限，于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只剩下按资源占有的不同状况所划分的不同阶层之间的“阶级矛盾”。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的主要矛盾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西方以参与者有限的“等级民主制”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官权力，官民矛盾沦为次要，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中国由于官权力缺少制衡，一强独大，其利益独立于社会所有阶级之外，官民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西方在近代以前的中世纪，官权力与特权阶级合而为一，这一现象使以西方作为主要考察对象的马克思产生了历史的错觉，误将阶级矛盾解读为自原始社会以后人类一切社会的主要矛盾，误认为官民矛盾也只是阶级矛盾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马克思曾经严厉批判资本主义民主，认为它只是资产阶级剥削的遮羞布。但马克思对民主的这种判断有一个前提，即资本主义民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私有制导致社会力量对比不均衡，乃至力量悬殊，这种力量与信息的不对称必然扭曲民主，使资本主义民主沦为“金权政治”的一种形式，沦为为强势群体服务的阶级斗争工具，沦为马克思眼中的“假民主”——在马克思那儿，资本主义民主对官权力的一定制约已是既成事实，它并没有完全解决官民矛盾，何况马克思还认为官民矛盾的实质也是阶级矛盾，所以他并没有将官权力受到制衡归功于“资本主义民主”。但在马克思所肯定的基本价值中，民主、自由皆在其中；只不过马克思所认同的，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社会力量对比均衡条件下的“真民主”。由于立足于官权力已受到制衡、对民主的需求已不那么迫切的西方现状，马克思自然将对应于官民矛盾的民主价值置于对应于阶级矛盾的平等价值之下，所以他成了共产主义者。

因此，如果以马克思主义的标尺来衡量，中苏当年的社会主义都只走了半截，经济上实现了公有制，政治上仍然是私有制（专制的实质是权力私有制，权力被少数人把持、垄断）。政治与经济脱节，这是中苏社会主义衰落的根本原因。专制虽能创造高效于一时，但政治垄断必然滋生出党内的特权阶层；他们将不断从自身利益出发，挑战“社会主义均利于全民”这一方向与目的，从而使社会不断陷入“阶级斗争”的内耗，最终将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优势消耗殆尽。

苏中两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列宁、毛泽东，都曾借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造，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管理，资本家持股参与分配的“公私合营”方式。但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后，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入另一种隐蔽形式：名义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经济权力实际上被少数人以国家和全民的名义掌控；名义上的主人“全民”，事实上并不在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垄断了经济资源代理权的人，他们实际享有着资产的使用权、处置权以及一定程度的收入享受权，成了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即特权阶层。毛泽东当年说“党内有个资产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成立。

这种隐形的国家资本主义，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实现形式，但却是一种半截子的实现形式。如果说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那么中苏式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与政治权力专制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什么搞笑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政治与经济的长期脱节，不但背离了马克思的基本设计，也使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不但不具有优越性，反而呈现劣势。

或许当年中苏的领导人并非不明白马克思的真意，但因为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原因（例如战争年代的传统，外部列强的威胁，内部“反动势力”的挑战，以及执政集团的既得利益，等等），最终只搞了半截子社会主义，即经济社会主义；并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假民主的嘲讽，作为自己拒行社会主义真民主的依据，且量身定制出一种高度“集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毛泽东在1956年、1966年的“大民主”尝试，可能有着进一步完成社会主义、将马克思主义进行到底的理想化意图，但因为客观的反弹力量太大，不得不中途夭折，甚至反转。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当年对黄宗羲的民主承诺，并非是打妄语，只是他也最终没能扭转历史的惯性。

这是历史的无奈，也可以说是当时中苏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并未成熟。在马克思的原始设计中，“物质极大丰富”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其实，要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需要这种条件，无产阶级只须掌握国家政权即可，所以列宁提出并践行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但如果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却可能需要上述条件——只有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条件下，政治民主才不会因为外部竞争的压力等客观原因而不得不被牺牲掉。

由此可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迄今为止还只存在于书斋之中，它还从未在人类实践中得到过全面验证，现在断言其优劣还为时过早。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在“物质极大丰富”之前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即使政治、经济两条腿齐动，也将面临许多难题。难题之一是怎么解决公有制条件下的“激励相容”问题，无论是社会保障的高度发达，还是对贫富分化的高度限制，都会降低对效率的激励；难题之二是怎么处理决策的民主与效率之间的矛盾，这可能涉及怎么确定民主的适用范围：是只在中央一级选举，还是遍及各级政府？是只在政府机构搞民主，还是遍及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种经济、社会组织？

上述两个难题在“物质极大丰富”之后都不成其为问题，就一国内部而言也不是问题；但在全球化竞争的压力下，它们却成了攸关社会主义成败的关键。（多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