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来稿：告别左右之争，拓展中间地带

万维读者冼岩来稿：不久前才遭官方示意终止、但桌底下仍然暗潮汹涌的“反思改革”，表面发端于国企改革之争、医改失败之痛，实质是源于28年来社会结构的变迁。市场取向的改革在创造持续的经济增长、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物质匮乏局面的同时，也极大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制造和扩大了阶层分化。原来行之有效的改革方略，在已经大幅改观的地貌上难以立足，终于累积成全社会的“反思”。

社会结构的变化首先源于生产关系的变化，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人群因利益分歧与力量对比的不平衡，导致资源占有不平衡，从而孕育出阶层分化；优胜劣汰的市场化过程强化了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阶层分化以及资源占有的不平衡在客观上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在主观上必然导致社会心态失衡。如果这种不平衡还有权钱交易参与其间、推波助澜，那么在利益取得形式上的客观“不公正”，必然加剧人们对分配“不公平”的主观感受，社会心态的失衡更易走向极端。

当代中国由阶层分化演绎而成的群体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主要可概括为4种，即官民矛盾、劳资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以及各种赢利机构(例如厂商、医院、学校)与广大消费者的矛盾。进入21世纪后，中国已处在社会心理失衡的加剧期。由市场化改革所加剧的阶层分化及其不公正性正在撕裂整个社会，型构成精英（政治、经济精英与部分文化精英）与大众（工、农及失业人群）的二元对立，社会的结构特征已生奇变。随着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以及农村人口处境的相对改善，现在仍严重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其重要性已相对下降，精英与大众的二元结构正在取代原来的城乡二元成为描述中国群体状况、尤其是说明社会关系变化的最主要特征。

在社会结构已生奇变的基础上，精英与大众越来越互不信任、对立愈趋严重，正是这种越来越弥漫的社会心态催生、哺育了代表极端精英意识的寡头主义与代表极端大众意识的民粹主义。在这样一种社会及思想现状下，从来就未曾获得过准确定义的思想界左右之分也愈显歧义横生。除制造混乱与导致符号争夺战外，左右之分已不可能给思想传播、交流提供任何规范意义或实际方便，也已不适于再作为描述思想分际与不同阵营的流行话语，思想界告别左右之争的时机已经成熟。

抽象的主义、价值之争在现实的壁垒森严面前显得空洞无力。中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所选择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路径并非出于价值偏好，而是源于实际的经济利益需要。毕竟，公平只有建立在一定的效率上才有意义，否则只会导致共同贫困。在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下，公平客观上处于易于被牺牲的位置，其时再怎么主观强调，也扭不过社会内生的力量格局。但在今天，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进一步发展必须主要依靠消费拉动，这也意味着从此中国经济的效率只能建立在一定的公平基础之上，此时公共政策转向“效率与公平并重”才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此时中共十六大六中全会正式匡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正是试图捕捉住这一线契机，在社会分裂的前夜及时弥补裂缝。由此亦可见，决定公平与效率取向的决定性因素在抽象的价值关系之外。思想界的左右之争不但含义模糊，而且偏于抽象的价值符号，它所反映的只是海面此起彼伏的泡沫，而不是真正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水流。

对应于现实的社会变化，当下中国最具确定性与标帜性的思想符号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这两种主义分别指向两个极端，犹如地球的南北两极，为社会思潮提供了最具现实意义的方向性标志。在两极之间，是广阔的中间地带，它包括对精英与大众利益的非极端表达、精英与大众之外其他群体的利益诉求、以及对不同利益的折中调和。

今日中国又站在历史的岔道口，表面平静下潜伏着争道的激流。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思潮的泛滥，并且越来越不加掩饰，是一种危险的征兆，它表明社会情绪已趋极端、社会进程可能被导向某一极端方向，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此之际，除构建和谐社会的国家意志外，民间知识分子是可能将社会对立导向缓和的重要力量之一，其主要作用方式是利用社会舆论。

虽然资源占有的不平衡必然导致社会心态的不平衡，但由此及彼有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许多因素可作用其中，强化或弱化、加速或缓和这一过程及其结果。在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固然难以完全消弭社会心态的不平衡，但可极大缓和、缩小这种不平衡，使其不致走向极端、酿成灾祸。知识分子可以运用公共舆论，一方面通过对弱势群体生存状况及其不公正境遇的披露，引起社会关注、同情，让社会多方力量介入其中，帮助弱势群体走出困境；另一方面可以引导社会情绪，弘扬宽容、温和、乐观、积极的精神态度，使当事人不致因忍无可忍的绝望而走向极端。

在上述第一方面，近年来国内已有不小进步，许多媒体都主动承担了倡导社会扶贫济困的责任。这种舆论导向在为弱势群体提供实际帮助的同时，重点应该引导社会精英关注底层大众的现实困境，通过这种增加双方良性互动的实际方式促使精英与大众走出各自封闭、相互对立的怪圈，为群体关系的改善创造良性循环的条件。但是，国内舆论的这种作用迄今仍然是选择性的，即主要针对不存在大的利益冲突的单纯事件；当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即意味着对某一强势利益的损害、尤其是涉及各级政府权力时，政府一般会限制舆论介入，媒体只能退避三舍。这种从地方利益或稳定需要出发对媒体的限制，无疑弱化了舆论的此一公共职能。

上述第二方面与文化、宗教有关。在宗教阙如的当代中国，温和宽容的精神不易在激烈竞争的社会落地生根，仅仅提倡复兴传统文化似乎不足以抵御全球性商业竞争所造成的精神侵蚀。另一方面，社会舆论的主导者知识分子也没有弘扬宽容精神的群体自觉。体制内知识分子已基本丧失引领民意的公信力与说服力，民间知识分子因为其自身处境的原因，本身的精神气质多具有“不温和”特征，普遍带有某种不平衡心态。引领舆论的知识分子心态的不平衡，导致社会舆论不但不能减少精英与大众间的心态对立，反易加剧全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心态失衡，使社会结构更趋刚性，社会进步更易丧失弹性基础。

要改良当前的社会心理土壤，政府与民间都应负起责任来。首先，政府应该扼制利益分配不平衡的势头，缩小资源占有的不平衡，以此作为改善社会心态的基础。这是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一题目下，政府必须做而且可以做到的主要工作。其次，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倡导社会的主流价值评判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效率与公平并重”转型，更多关注弱势群体，带动全社会的关心与援助；民间知识分子更应该倡导理性、温和与宽容，争取与政府实现良性互动。

在现行体制条件及社会关系下，知识分子不可能成为政府与民间之间的二元中介，因为一方面它本身即在局中，在道德上难于做到自我超脱；另一方面政府作为二元之一，不会容忍在自己之外还存在独立的协调者、仲裁者。但是，知识分子可以成为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二元之中介，不但它本身（主体是民间知识分子）可超脱精英与大众之二元对立，而且政府也不在此二元之中（官员仅以个人身份隶属于精英集团），具有一定的超然性，因而能够容忍其他协调者的存在。面对当前危机，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形成群体自觉，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拓展思想的中间地带，使寡头主义、民粹主义等极端思潮沦为过街老鼠，成为众矢之的。只有让理性、温和与宽容成为知识分子主流的精神特征，才能截断由资源占有不平衡到社会心态不平衡的恶性循环，为政府职能、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社会收入分配机制的转型赢得时间，扭转已经出现了危险征兆的社会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