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叶国豪来稿：毫不意外，章诒和的书「又」被禁了。继《往事并不如烟》、《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之后，章的第三本着作《伶人往事》在日前遭到中国出版总署的查禁，理由居然是「因人废书」，这也就是说，不论内容，不管有没有触犯法律与道德风俗，仅因为这本书是你写的，很抱歉，就是不能出版。
对这三本书野蛮查禁的结果，反倒是捧红章诒和在华人文化社群中的知名度。其实章的著作在当今华人的阅读界中理当并不讨喜：厚重的文字、白先勇式的怀旧抒情，对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遥想，也许只有学术界与文化界人士才会认真阅读与考究关注；而现在，愚昧的查禁，让书衣上徒增了似乎神圣而近乎悲壮的营销文字，注定是一场失败。
企图以国家政治之力封杀与对抗历史文化的论述，也点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压迫之下的两条出路。
第一条出路就是依附权势、政学合作。综观当今中国学术文化知识界，在政治上可以以现今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为例；在经济学界可以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为例。俞可平与林毅夫两人的共同点除了学问备受中外学术界肯定之外，他们都依附体制而生，作为中国主要领导人的政策智囊，他们想法务实却又稳健保守，其理论与研究必须要为当权的施政找到历史上或是比较研究上的合法说辞，他们无法超越开创，但是可符合政治上要求，安全、听话。与体制共生的结果，带来了职务上的名望与物质生活上的保障，他们以一种自认为理性与爱国的方式在建制中立足与生存。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二条出路，就是反抗与流离。上述的章诒和、撰写《现代化的陷阱》的何清涟、前北大新闻系教授焦国标、著名哲学家李泽厚等都是适例。章诒和以文字得罪当道固不待言，何清涟点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各项危机，诸如贪污、分配不公、媒体控制等危机与弊病同样遭到当局的排斥与驱逐；焦国标在《讨伐中宣部》之后，作为中国顶尖大学的北大并没有选择服膺知识与良知而保护他，反而屈从于政治的压力迫其离开；李泽厚在日前更因为被借口「不符合政治标准」，而落选中国社科院院士。在当代中国，政治标准的要求更胜于学术标准，所以产生「官大学问大」的历史弊病，历来卸任大官，如朱镕基、钱其琛、龙永图、张铭清等人，都能直接空降至重点高校担任重要职务，我们却看不到中国主流知识界对此有明显地批评与检讨。
政学合作与反抗流离，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两条出路，前者带来安全与舒适，是九十年代来中国政治、学术与资本三者合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既稳定政局，却也可能拖延了解决重要问题的时间与机遇；而后者，则注定必须忍受打压与莫须有的污蔑，但是却也意外地以边缘的位置继续奋斗；而游走于两条出路之间的知识分子，其实可能更不安全，他们的生存范围并没有因为寄求「客观、中立」而扩大。
或许在今日以发展与稳定为主轴，并合理化一切的中国，要求一丝自由的声音与良知的反省都不啻是缘木求鱼；然而章诒和的《伶人往事》被禁，在台湾知识文化界看来，只会增加对没有自信面对历史的中国政府的厌恶与拒斥。
（作者为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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