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来稿：孙中山是现代极权主义的鼻祖

万维读者谢选骏来稿：一般人只知道本名孙文的“孙中山先生”，倡导创立了中华民国这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很少有人知道，倡导创立并不等同于实际建立,而且倡导创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孙文本人，同时还是现代极权主义的鼻祖。这样互相矛盾的身份怎么聚集在一起的？这就是本书即将展开进行的研究焦点。

我们的研究发现，早在俄国的列宁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正式形成之前几年乃至十几年，中国的孙文主义就提出了一党独裁、领袖原则、军事建国等现代极权主义的基本要素。

我们上述的研究结论，并不贬低孙文及其学说的历史地位。相反，在中立的历史观察家看来，一个模仿的、早夭的、失败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其绝对值、独创性、影响力都远远赶不上影响巨大、后果深远、迄今顽强的“现代极权主义”。尤其考虑到，“现代极权主义”其实构成了后发的传统社会向先进的现代社会的必要过渡，不仅以列宁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构成其庞大队伍，而且以毛主义、格瓦拉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政治末流和思想变种，泛滥第三世界。

与克伦威尔、拿破仑、袁世凯等赤裸裸的新军军事专政不同，现代极权主义的领袖都不是军人出身，如孙文、列宁、墨索里尼、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但是他们最终都成为超级军阀，并且十分矛盾地作为某种“理论家”，崛起于社会破产的巨大灾难中。在这种意义上，现代极权主义的创始人们多少和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有些相似：他们用某种“主义”武装起来，通过动员群众达到控制军队的目的；然后再从基层着手、实行军事专政、推行军阀建国的总路线。这样的现代极权主义，不仅比传统的专制主义、僭主政治更加彻底，而且比土耳其的凯末尔开始的一系列二十世纪的革命的军事独裁者，包括中国的蒋介石和亚洲、拉美的许多军事政变集团首领，都更能严密地控制整个社会。

一、先于列宁的列宁主义原则

“文革”期间我被迫辍学在家，碰巧读到一本闲书，名叫《六十年的变迁》（李六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4月第1版）。该书分为三卷，第一卷，从清末的变法维新写到辛亥革命；第二卷从北京军阀政权写到北伐战争的结束；第三卷从国共内战、抗战写到“全国解放”。这虽是一部闲书，却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因为《六十年的变迁》虽是一本历史小说，但却是自传体的，作者李六如以“季交恕”的名字出现在书中，且是一贯的核心人物。

《六十年的变迁》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清末的年轻人都想走“军事救国”的路线，因此纷纷从军，甚至远走日本、欧洲，加入军校。实际上最后推翻满清异族统治的也就是这批军人乃至军阀所发动的“武昌起义”（1911年）——以暴易暴的万妙灵丹如此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至于毛泽东在此之后十六年（1927年）才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际上并非先见之明，而是对“军阀建国”这一历史经验的总结，甚至仅仅是现象的描述。

六十年的变迁，就是1894年到1954年的变迁，也就是军阀建国的历史过程。等我读完《六十年的变迁》这本描写军阀建国的书不久，军阀建国的高潮——“文革”中的中国大陆，就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了全面的军事管制（简称“军管”）。阅读《六十年的变迁》和目睹文革解放军的全面军事管，这两件事加在一起给少年时代的我，留下一个“历史——现实”的生动例证。很深的印象使我从此意识到现代中国的支柱是军队，所谓“钢铁长城”不仅是对外的防御，也是对内的压抑。我由此认识到：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军阀主导的中国。尽管军阀通过一党专政制造了党阀，党阀又通过改革开放制造了财阀甚至学阀。但是“一党专政”的实质是军事专政，军事专政的功能是军阀建国。“党指挥枪”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一体两面的硬币。所以一到“文革”、“八九民运”这样的“危急关头”，党的机器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采取“军事管制”、“军队戒严”这样的“极端措施”，军阀建国的极权主义本质露出峥嵘。

回首二十世纪初年，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人孙文（1866—1925年，又名孙中山、孙明德、孙逸仙），在其《遗训》（“总理遗嘱”，1925 年3月11日补签）中写道：“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下面我们可以发现：这几部文献都不失为“军阀建国”的纲领性文献。

而毛泽东1927年8月7日在武汉中共中央秘密会议上所说的“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语，不过是孙文“军政府”学说的一个粗劣拷贝。但是《遗训》精神非《遗训》之过也，因为在《遗训》前后，二十世纪的中国政府都是军政府。不论是满清北京政府、袁世凯系统的北京政府，还是广州军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瑞金苏维埃政府、满洲国政府、汪精卫（与满洲国同样依仗日本军阀）、重庆国民政府、毛泽东系统的北京政府、台湾国民政府。

一般看法认为，孙文的军事专政思想因为是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以及各地军阀争权夺利的混战，使孙中山立即着手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希望彻底破灭。军阀割据，没有统一的政府，当初革命所倡导的主义无法顺利推行，民众亦处于战乱之中，于是孙文才会在《建国大纲》中规划：“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直到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

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中国同盟会”1905年成立，当时还没有出现辛亥革命和皇权瓦解造成的军阀割据，过后不久就发表了一个《军政府宣言》（1906年秋冬之间），里面明确说：“革命措施之序，则分三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每县既解军法之后，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皆循守之，有违者负其责任，以天下定后六年为限，始解约法布宪法。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17年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开幕时，孙文当选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这是后话。

《军政府宣言》还设计了革命时期筹集军费的办法。规定每军设一个“因粮局”，专司军费之事。宣言规定：革命军每到之地，百姓十人养一兵；一切官业、反抗军政府的满人官吏家产、反抗军政府的人民家产，一律充公；凡军队所至，得与境内人民有家产者借用现银；境内人民家产，过一万元上者，令捐十分之一，五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二，十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三，五十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四，百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五；每军的“因粮局”有权发行“军用票”，流通市面，与实银同一使用；军队所到之处，清政府发行的纸币，一律作废。……

这种想法为中共后来在“红区”推行的打土豪分田地、没收浮财，以及在“解放区”推行的“土改”、“交公粮”运动，做了先行者。

同样，在近代中国的报业史和“新闻思想史”上，孙中山也是个决定性的人物。《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张育仁，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年）指出过，在孙之前的社会活动家们，无论内心如何，大多视报纸为“民口”，即民众诉求和社会舆论的宣泄口。但孙中山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所热衷于兴办的是“党报”，并且鼓吹用“党口”来取代“民口”。根据同样的道理。在“中国政党史”上，也是孙中山首创党魁至上、君师合一、以党建军、以党训政的做法；是“最早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提出报纸应该充任‘党的喉舌’的革命家。”（P.163）

根据先于列宁的列宁主义原则，孙眼中的报纸只是党的宣传工具，新闻记者都是党所派出的宣传员和鼓动员，和派出所的警察毫无二致。新闻记者如果力求成为事实的记录者，就是失职。新闻宣传既然是革命武器，革命和建设当然都少不了报纸的谣言鼓动。例如，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梁流亡日本，孙在1898年本想与康、梁联系合作，但遭到鄙视和拒绝，于是孙创办《中国日报》大力抨击保皇党。1905年8月，孙为首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创办了机关报《民报》，但宣传的却是孙的党权至上思想：“……大家要希望革命成功，便先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贡献到革命党内来。”既然党组织成了封建主，党办的报纸自然应该充当列宁式的党喉舌。1905年，列宁还是一个藉藉无名的政治浪人，比孙中山强不了多少，因此孙文1924年和苏共的合作不完全是权宜之计，而是有其先天的与其俄国同志的共性。

第一，党报作为“革命宣传机关”和“党务军务之进行机关”，既要大力宣传“党义”，又要毫不留情地批判政敌，所以谣言和诽谤是必不可免的。作为党务机关的党报，因此必须成为培训党义宣传员的学校，党领袖应负起教员的责任，经常到党报学校来演讲，以培养宣传人才的欺骗能力。

第二，革命党要有高度的思想统一，党报就应办成“舆论一致”的造谣机器。孙说：办党报的宗旨就是“造就健全一致之舆论”。这已经是毛思想的先行，难怪后来毛要把孙像挂在天安门，予以表扬。在“革命”的名义下，谣言成为真理，党报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同化不同的思想舆论，这样的党报当然要新闻原则当作头号敌人。美其名曰：“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为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

后来居上的独裁者毛泽东因此顺理成章地把它的极权主义说成是“新民主主义”、“新三民主义”；因为在不给别人以言论自由方面，毛泽东虽然比孙中山走得更远，但依然是孙的后进者。毛在1955年5月24日《驳“舆论一律”》一文中说：“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事实上，从中共建党初期到延安整风再到反右、文革、改革，不要说“人民内部”从来没有言论自由，就是中共党内也从来没有言论自由。归根结底，毛所谓的“人民内部”仅仅指代独裁者本人，在必要的时刻甚至连它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不包括在内；而毛所谓的“一切阶级敌人”就是指代除了朝令夕改的独裁者本人之外的全体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