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从温家宝文章看中国面临的六种危险

万维读者冼岩来稿：温家宝于两会前夕发表文章，全面论述了此届政府的执政思路及战略考量。应该说，温是坦率的，他的文章袒露了此届政府可以摆上台面的内心种种意图与思虑，比之《政府工作报告》这种官样八股文，价值不可同日而语。温文虽然在大的理论框架上没有根本性突破，但在细微之处表述的变化与侧重，反映了已经或即将铺开的政策调整的思路与重心。

温的文章在对政府执政思路的全面阐述下，隐含着对现实问题的针对性，即针对政府已经觉察到的可能危险，安排了应对方案。概括而言，危险主要有六种，三种来自国内，三种源于国外，现分别述之。

一， 经济增长停滞的危险

经济增长停滞是来自国内的最大危险。温在文章中，借用邓小平的话，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而归纳出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温进而强调：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就是大道理；各条战线都要以现代化建设为大局，配合大局，从大局出发，根据自己工作的性质和特点为大局服务。

确实，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经济增长都是现政权的基本支撑点。没有足够的经济增长，中国政府既难以调解国内的矛盾，缓解积压的各种隐患，也无力应对国外的压力和竞争。但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持续28年之久，总有一天会走到尽头；而且现在建立在劳动力价格优势上的增长模式面临着内外压力，中国不得不摸索转型，这更加为经济晴晦增添了变数。可以说，增长方式的被迫转型使中国经济步入了自1978年以来最显著的不确定期。转型成败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命运，不是翱翔九天，就是地狱沉沦。

很显然，此届政府没有、也不可能拥有对经济增长停滞的应对方案，而只能全力延长经济高增长的周期。用温的话说：“今后，中国还有没有这样的机遇期，还能有多长时间？我说有，多长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内外政策和应对能力”——这既是决心，也是愿望，意味着政府的主要精力、优先目标仍然只能是经济建设，包括社会公正在内的其它目标都只能居于其次。

二，社会不公的危险

经济建设目标的长期前置，必然导致对其它目标的轻忽；尤其是与经济建设相冲突的目标，更会被滞后，社会公正就是这样的目标。尤其在经济增长以劳动力价格优势为前提的情况下，为保持相对优势，极度的分配不公就是必须。温的文章片面强调了发展与公平“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一面，回避了“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另一面，这显然是有意为之。

由于长期的重发展、轻公平，社会不公已经积累到相当程度。贫富分化只是一方面，关键是机会的不平等、资源占有向不同类别（如权向钱、钱向权）的横向扩张和代际的纵向传递已经越来越明显乃至固化。这种不公不但造成了社会分化和板块“断裂”，而且加剧了群体的冲突和对立，使被抛至边缘的部分人仇视社会，敌视精英，社会稳定面临威胁。

只要经济增长仍然必须以劳动力价格优势作为前提，政府就不可能拥有增进公平的足够决心与手段，而只能修修补补，将社会公正尽力维持在不直接危及稳定的有限底线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为解决社会不公问题提供了天赐良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才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转型成功，建基在内需上的经济增长就必须依赖大多数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发展与公平有望实现同步增进，真正成为“统一的整体”。苟如此，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将呈现天高海阔，比改革初期增量下的共赢可能更激动人心。但是，经济转型与政治改革一样，具有不可测的风险。不到万不得已，政府不会下此决心，即不会轻易放弃劳动力价格的优势。因为这种优势一旦失去，就无法挽回；提高大多数劳动者收入的政策、措施一旦出台，形势即不可逆转。如果此时新的竞争优势又未建立起来，中国经济的衰退将不可避免。因此，贫富分化加剧的趋势自1990年代下半期已很明显，但多年来政府的调整措施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现在，内外形势把中国逼到了这一步，能否成功，仍不可逆料。

三， 腐败的危险

温在文章中多次提到权力腐败，并将其归结为社会主义制度尚不完善。从历史角度看，温的这一说法可以成立。历史上资本主义制度也是由不平衡逐步走向平衡的，社会主义免不了这一过程。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破坏平衡的主要因素是资本独大，今日中国的破坏因素就是缺少制衡的权力。在制约不足的情况下，权力的扩张和腐败不可避免。虽然包括胡锦涛在内的中共领导人近年来一再强调反腐是执政党的首要任务，最近更提出建立“国家预防腐败局”的具体措施，但可能没有多少人相信这种叠床架屋的部门设置能够有效治理贪腐。根本的悖谬在于：如果预防腐败局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制约官员腐败的机构，那么又如何来防范它本身的腐败呢？

屡治不愈的腐败不但加剧了社会不公，激化了矛盾冲突，而且使民众将矛盾直指政府，官民矛盾成为近些年的突出现象，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温的文章对此虽有提及，但却轻描淡写，体现了作为执政共同体的政府虽有决心，却缺少制约共同体内部个人的手段，典型的“有看法没办法”。

四，“中国威胁论”的危险

“中国威胁论”的危险在于，它使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不但防范，而且敌视，损害了中国发展所必须的和平与合作的外部环境。近些年中国一再宣示“和平发展”，温在文章中更强调“把发展放在主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依靠扩大内需来促进发展”，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消解“中国威胁论”，“从根本上消除外界认为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对外掠夺和扩张的疑虑”。

实际上，中国发展的和平性是无庸置疑的。在现有国际力量对比下，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没有依靠武力扩张的能力，甚至连武力“解放台湾”都不可能；中国要发展到武力可以与美国相抗衡、从而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以武力作为后盾进行扩张，运气好的话也至少还需要50年，也许中国几百年都做不到这一点。因此，武力扩张的可能性不能成为“中国威胁”的理由。

另一方面，中国发展对相关国家所构成的竞争性也是无庸置疑的。不管中国崛起再怎么“和平”，资源、市场、机会方面的争夺不可避免。关键是中国的竞争行为会不会“守规则”，加入WTO、宣示和平发展，其实都是中国在承诺自己“守规则”。对于“守规则”的竞争参与者，渲染其“威胁”毫无意义，除非你意图使用“不守规则”的手段将其排除出竞争之外。

五， 对抗普世价值的危险

自由、民主、人权，已成为当前主流国际社会公认的普世价值，而中国也被普遍视为在这些方面存在不足。虽然国内有一些学者试图否认上述价值的普世性，但实际效果有限。中国政府本身也没有信心颠覆这种普世的价值观，因此它必须尽量避免成为这种价值观的公敌，那样会使它对外丧失软实力，对内失去凝聚力。

中国政府的做法如温家宝文中所示，一方面承认“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同时强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意即中国现在正在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普世价值实现形式，其进程、水平不能以西方标准相衡量。另一方面，不断在民主、自由的细节方面作出一些尝试，根据内外环境调节进退，以便“使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上得到更广泛的理解和认同”。

六， 正面对抗美国的危险

正面对抗美国是来自国外的最大危险。无疑，中国不愿面对这种危险，因为美国是地球上唯一有能力摧毁中国的力量。但是，中美对抗与否并不以中国政府的主观意愿为转移。从战略利益和价值理念出发，美国注定要盯紧中国不放。因此，中国仅仅“继续坚持”邓小平所匡定的“不扛旗、不当头”的外交方针并不足够，还必须争取“融入”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成为美国的“利益攸关方”，在美国所规制的规则体系内来追求自我利益乃至改进规则本身。这是自江泽民以来中国外交的基本特征，胡锦涛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这一基本方针。和谐世界的提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接近，只是在这一基本框架内所作的微调，其经济和文化的意义多于政治意义。

中国的这种应对不能改变美国对中国的基本认识和态度，但可以弱化美国“对付”中国之动机的迫切性。在其它更迫切目标的挤压下，美国只能与中国有限合作，中国也赢得了眼前的发展空间。未来变化莫测，在国际关系中既无永恒朋友，也无永恒敌人，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结语

与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的预期相反，中国并没有走向崩溃和混乱，反而呈现出某种安定与繁荣。这种被某些人视为坏得不能再坏的制度、那几个被贬得一无是处的领导人，却引领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基本稳定、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灰色的理论敌不过常青的现实，中国的这种状况能够在充满敌意和压力的环境下持续28年之久，说明这种“中国道路”自有其生命力。

时至今日，中国社会虽然存在一些潜在危机，现状仍令人欣慰。大多数人的生活得到改善，一些最恶劣的环境与弱势群体的状况正在得到改善。真正攸关中国社会前途的危机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能否实现，这是一场在“构建和谐社会”等动人口号掩盖下的静悄悄革命，其成败决定中国未来。虽然工业化过程中的所有国家都必须经历这种考验，但中国的国情使得考验更形严峻。最重要的是，中国比其它国家更难以承受失败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