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来稿：美国政府改变中国政治游戏规则

万维读者冼岩来稿：2006年12月11日，在美国高级代表团赴华参加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夕，美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苏珊·施瓦布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美国政府过去一年来发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中国的改革势头已开始放缓”；美国政府将利用本周的会谈“明确传达我们的观点：改革放缓会阻碍中国的发展，并损害美中双边关系的健康态势”。

施瓦布上述观点不仅被理解为美国在经贸问题上对中国施压的前奏，而且被一些媒体解读为借此对此前中国发生的改革争论作出反应。不论后一种解读是否正确，美方此时此刻的表态，客观上确实会对上一场争论产生某种类似一锤定音的作用。国内积极参与改革争论的各方，无论是坚持派还是反思派、学者还是网民，可能至今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全部的热情洋溢、据理力争乃至声嘶力竭，可能都没有美国贸易代表轻轻一语的“明确传达观点”管用。

由于中国政治自上而下的结构性特征，社会各阶层直接介入政策博弈的渠道有限。改革开放赋予了民众更大的自由空间，但在政治参与方面变化不大。这种体制的特征是：除非发生特殊重大事变，否则决策层无须被动面对来自民间自下而上的政治压力，而可以主动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及判断，乾纲独断。即使是历时数年、参与广泛的这一场改革争论，对决策层而言也只是“茶壶里的风波”，压力有限。决策者出一言即可在很大程度上扭转舆论风向。

但是来自境外的声音却没有这么容易打发，尤其是来自“利益攸关方”美国的声音，中国政府不能不认真倾听。美国贸易代表的“明确传达观点”，很难令人不联想到晚清与民国时期。当其之时，西方列强一国使节的表态，即可左右中国政府的决策；袁世凯的称帝雄心，竟然抵定于其子所编造的海外支持。无疑，这段经历留给国人的记忆只是屈辱。但是也必须承认，在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利益相联，相互影响实属正常。同时也应该承认，这种相互影响并非对等，而是依据实力对比及利益的相互重要性具有某种不平衡特性。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主要由西方尤其是美国主导、中国力求融入“主流国际社会”的背景下，中国对西方尤其是美国一定程度上的迁就难以避免。

施瓦布表态是美国政府首次介入中国国内的政策博弈。在此之前，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民主、人权等价值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二是就具体经贸利益与中国讨价还价。施瓦布首开先河，发出了一种信号：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在国际事务中权重越来越大、对美国战略利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美国越来越关注中国社会的细微变化，越来越希望能够对中国未来的变化施加明确的影响。

在改革进退及其方向抉择上，外力介入不仅帮助一方压倒另一方，而且会使最后选择的方向发生微妙变化，即更加符合外方利益。国内舆论往往热衷于抽象价值取向的争论，但其实在价值方向抵定后，具体政策仍然可以有多种选择，不同选择将有利于不同的利益群体。改革争论在2006年中共高层明确表态后已告一段落，实际政策在对立双方之间事实上采取了某种折衷，既坚持改革，又更加关顾公平，最后形成某种微妙平衡。但在此微妙的平衡之上，此时美国贸易代表又在其中加入一个砝码，不但使天平倾斜于其中一方，而且也使这种倾斜的实际政策效应更加有利于美国利益。

美国政府的这种利益与意志，在中国国内也能找到对应的社会基础，那就是已经进入中国的国际资本（外资）以及与其利益攸关者（有个古老的名称叫“买办”）。虽然在改革争论中，这些人不是嗓音最大的群体，但在对政策的实际影响力方面，他们所发出的“如果这样，我们将撤资”之类的宣言，远比坚持派引经据典的论证更有力量。在争论一方得到国际力量的政治支持及国内经济势力强力烘托的同时，另一方却只有干巴巴的理辩之声，只能依托于最不具博弈能力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争论的结果其实早已不言而喻。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公共政策并不是由执政者主观意愿决定，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利益群体的政策博弈。在此之前，这一观点在中国并不适用，因为中国不存在足以博弈公共政策的民间力量，政府与官僚群体可单方面决定社会进程。但越来越深入的外部力量改变了这一切，迄今中国政府已不能仅仅根据一己意愿决定公共政策。外力不但具有其所在国国家利益的立场，而且具有保护其侨民利益的传统，于是又引发出另一种足可与中国政府相对弈的经济力量。这两种力量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在决策时最难以回避、也最不可轻忽的力量。二力相结合，赋予了中国未来一种方向明确的加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在这个意义上，国外对中国“改革放缓”的担心完全多余。近期在“经济安全”名义下发生的貌似“改革放缓”，并不代表中国基本国策的改弦易辙，而更多是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以“经济安全”名义对中国企业海外收购进行政治阻挠的一种回应。从5年前加入WTO开始，中国已走上一条不归路，而且这是一条在这个方向上会不断自动加速的“融入主流国际社会”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