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早熟的中国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的困难

万维读者寒竹来稿：如果从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看，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在世界各国中还算是迅速。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入侵后的中国已破碎到几近被列强瓜分的境地。直至抗战前夕，中国的工业和军事力量都还是积弱不振。但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的军队已有能力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一战。到六七十年代，中国正式跻身进核俱乐部和太空俱乐部。发端于二十五年前的改革更加速了中国社会在经济，科技上的飞跃。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忽视中国的经济，军事力量。但是近百年来，中国在社会制度上的现代化却显得步履蹒跚。腐败的官僚集团，尖锐的社会冲突和政治革命，频繁的内战，艰难的体制改革，使得从民众到政府领导都对社会制度的转型，尤其是政治制度和文化的现代化感到力不从心。

对于中国社会转型和政治现代化的困难，中外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发掘出了不同的根源。但在笔者看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被人们忽略了，这就是中国社会的早熟性质。早熟的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近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现代化。

所谓中国社会的早熟，是指中国过早地结束了封建化的过程而进入了成熟的中央集权主义制度。在世界历史上，取代封建政治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出现得最早，历时最长，发展最完善。这种早熟性使得中国在中古时代曾一度领先于世界各国。但也正是这种早熟性使得中国在近现代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走得异常艰难。
       
（一）封建政治遗产在社会的自我转化和发展中的作用

在世界历史上，只有欧洲是从自身的传统社会成功地转化为现代社会，世界其他各国的现代化不过是对欧洲现代化的接受和反应。而欧洲在近代转型的成功，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个是欧洲在漫长的封建制度中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充分的封建政治文化遗产；第二个特点是，欧洲的封建主义衰落，中央专制主义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过程。这两个特点也可以说是欧洲社会转型和政治现代化得以成功的其中两个重要因素。

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封建主义给欧洲社会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首先是在欧洲形成了不信任和轻视中央政府和王权的贵族文化。对于各级领主来说，国王只不过是更高一级的领主，和各级领主只有等级之分，而没有本质不同。这种思想和后来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所主张的“君权神授"有着根本不同。在领主自己的领地内，中央政府的王权被排斥在外，领主们有自己统治的法庭和规章制度。当中央政府的王权和各级领主发生矛盾和冲突时，贵族常常以上帝的名义集体向国王挑战。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就是英国封建贵族挑战约翰王的产物。这个封建主义的文件成了近代资本主义民主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封建政治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用契约的形式强调权利和义务双重性。封建依附关系是一种对领主和附庸双方都有约束的契约关系。附庸的采邑可以父子相传，领主不得无故没收。如果领主不能尽到保护附庸的责任，或对附庸不公平，附庸就可宣布解除对领主效忠的誓言。这样，在一个领地内部，领主和附庸之间依照契约形成了一种双向的权利和义务的结构，这个结构形成了封建制度中具有自治性质的地方政治，并由此形成一种王权之外的封建自治文化。后来资本主义时期的契约文化，政治理论上的社会契约说，民主自治精神都直接吸取了这些政治遗产，在杰弗逊所起草的《独立宣言》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契约精神。

欧洲近代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并不是直接以一种民主制度的形式作为封建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相反，近代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是伴随着新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出现的。资本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没有壁垒限制的开放市场。而在当时，只有强大的王权才能打破封建社会的等级性和封闭性，才能开拓海外市场。所以，在这种历史的发展要求和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和中央专制主义王权暂时的结成了相互依赖的同盟，当时出现的重商主义就是资本和中央集权合流的体现。文艺复兴前后，欧洲社会开始从封建制度转型到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制度，一些强大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国家出现在欧洲。但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在本质上和集权的专制主义相冲突，所以，欧洲各国的中央专制主义在近代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久。随着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都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或政治改革。而值得人们深思的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提出新的自由民主思想，对整个社会来说，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和观念，其中相当一部分思想文化，如限制王权，契约精神，自治文化，都是已经在欧洲的封建政治文化中发展了几百年，有着广阔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因此，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制度建立，具有很大的历史延续性和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这在封建政治制度发展得比较充分的日尔曼人国家，如英国，荷兰及北欧诸国尤为明显。
                               
（二）封建政治遗产在传统社会对应外部资本主义冲击时的成功案例

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中，只有日本的封建政治文化和欧洲大致类似。公元7世纪，由于中国大唐文化的影响，日本的大化改革曾建立过中央集权化的帝国政体。中央政府垄断了全国的土地，全国也建立了中国式的郡县制。但这个中央集权时期很短暂，因为一是没有类似中国的科举制不断地给中央各级官僚政府提供官员；二是全国征兵制在公元792年的废除，使全国缺乏统一的军队。三是整个社会并未形成强大中央集权主义的政治文化。这最终导致公元9世纪中央土地制的崩溃。各地的贵族和寺庙出现了大量半私有的土地，形成庄园经济（shoen)和地方贵族的军事力量—武士阶层（bushi)

 12世纪末，日本进入廉仓幕府时代，全国形成京都的天皇和廉仓的幕府两个中心，这两个中心的权力都很有限。皇权进一步衰落。公元14世纪，廉仓幕府被足力幕府取代，幕府移到京都，废止了天皇的各种特权和大部分土地财产，开始了全面的封建化。全国逐渐形成各级封臣和附庸，附庸的附庸。到15，16世纪之交，日本的天皇已形同虚设，各地的大领主大名(daimyo）实际上在全国控制了经济政治。

16世纪下半叶，丰臣秀吉开始想把全国各地大名统一起来走向中央集权，但并未成功。丰臣秀吉死后，其家臣德川家康建立了德川幕府，中央集权化全面受挫。全国政治资源分成三个相互制约的部分：德川幕府，各地的领主大名（daimyo)，政治和宗教象征的天皇。这样，日本仍未走出封建制度。

17，18世纪，日本的商品经济非常繁荣，城市化的过程也很快。全国大约已有10%的城镇居民。也就是说，封建化已为资本主义的出现做好了准备。但德川幕府实行了两百多年的闭关政策，使得资本主义无从发展。从17世纪30年代起，日本对外实行锁国，外国人只允许到距长崎（Nagasaki）不远的一小块荷兰-中国飞地，日本人根本不能出国。

 1853年，佩里的黑船敲开了日本的大门，闭关锁国政策失败，资本主义进入日本，和封建末期的日本商品经济迅速结合，而分裂的封建政治成了社会发展的障碍，社会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都迫切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于是1868年，重振中央皇权的明治维新应运而生。这时，日本的封建政治文化已发展了近一千年，封建等级制度和自治文化已非常成熟，给明治维新以后的资本主义化提供了重要的政治遗产。跟欧洲的近代化一样，日本的封建制度瓦解，中央集权的建立，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过程。这是日本受到外部的资本主义冲击而因应转型成功的关键。
                                                                       

（三）早熟的中国社会在转型上的困难

 与西欧，日本相比，中国是一个封建制度结束过早，封建政治文化发展很不充分的国家。 同时，中国又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出现得过早，持续得太久，发展得太充分的国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中国称之为一个早熟的国家。

中国的封建制始于周武王伐纣后的分封诸侯，周公按姬姓血缘分封，其中53国是姬姓氏族，其余18国是伐纣的功臣家族。全国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种诸侯，再下面是附庸。这种情形和西欧的封建制度有类似之处。从公元前1066年周王朝的建立到公元前771年周平王东迁洛邑，是中国封建制度的鼎期。从公元前771年周王朝东迁到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统一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已经开始从封建制度向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过渡。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时代。这个“礼崩乐坏”，就是指周朝的封建等级制度和文化的崩溃。公元221年秦王朝扫平六国，建立了同文同轨的统一国家，在政治制度上废分封，行郡县，开创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后来虽有反复，但经过汉王朝平定七王之乱后，封建政治制度在中国真正寿终正寝了。

中国封建制度的一大特点是出现得太早，从生产和技术发展水平上看，当时的社会尚处在青铜器向铁器的过渡时期，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无法给当时的封建制度提供足够的养料。因此，中国并未发展出充分的，完整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同时，在中国封建制度崩溃的春秋战国时期，也不可能出现像欧洲，日本封建社会末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中国的封建制度比起西方差不多早了两千年，这种早熟的封建主义注定了不能充分发展，不能通过走向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来发展资本主义，而只能以进入以中央集权制度为最终目标的皇权专制主义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周朝的封建主义制度是没有出路的，早熟决定了它提早退出历史的舞台。
 
与封建制度相比，中国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持续的时间很长，发展得很充分，很完善。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四个强有力的支柱。一个是秦王朝开创的郡县制，确立了非血缘的自上而下的官僚统治；再一个是秦王朝开始实行的全国征兵制度，中央王朝牢牢地控制了全国的武装力量；第三个支柱是创立于隋朝的科举制度，给全国官僚统治系统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这是郡县制得以延续的关键；第四个支柱是西汉确立的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把孔子创立的儒学改造为中央集权服务的思想工具。这四大支柱相互促进，形成一种早熟的政治文化，无法使中国产生真正的门阀贵族。其结果是天下精英尽归于皇权所用，从而造就了世界上无比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由于中央专制主义的无孔不入，中国社会本身从原始部落传下来的自治精神，从封建等级制中留下来的诸侯自治文化都基本消失殆尽。最后造成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怪圈。这是理解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困难的关键。

对于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中国来说，社会的自治文化，契约精神，都是非常陌生的东西。当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中国人面临的是全新的世界和观念。中国并没有像欧洲和日本那样的封建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来接受这种冲击。所以，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彻底的脱胎换骨，这无疑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困难的过程。人们常问，同样作为亚洲国家，为什么日本向西方学习成功，而中国向西方学习失败？但没有人从根本上有说服力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仅归之于清王朝的“中学为本，西学为用”,“不肯从根本制度上向西方学习”还不是真正的答案。为甚么明治维新学习了西方的典章制度，而中国只学习了皮毛？根源在哪里？不能把这个问题仅仅归结为统治者的个人主观行为，要进一步找出更为深刻的原因。从事实上看，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在制度上的变革要求和程度并不低于日本的明治维新。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变革和革命是失败的。而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变革者和革命者的主张在整个社会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文化心理准备。日本的情况则不同，德川幕府时代正相当于西方的封建贵族时代，晚熟的日本正好有条件走西方类似的道路。和西方社会一样，日本封建制度的结束，中央集权的形成，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三位一体，在时间上是同步的，这是很幸运的，西方敲开日本的大门正逢其时。而中国则早熟了两千多年，当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入时，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成熟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文化。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政治文化早已从制度上，从文化上，从社会心理上消失了。所以，日本学起西方来得心应手，而中国学起西方来显得步履艰难。其实，这个结果，早在中日两国的漫长历史中就已经埋下了伏笔，19世纪后半叶那几十年，不过是过两千年历史的一个结果，不是根源性的东西。

谈到社会转型和政治现代化，人们通常理解为自由和民主制度的建立。这个理解本身没有错，但是只是停留在表面和结果上。这恰恰是中国近现代难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原因之一。从现状上看，自由和民主制度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但从社会转型和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来看，自由和民主是政治现代化的结果。只看到枝上的果实，而忽略了生长果实的树木和土壤，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这是智力上的一种懒惰。

对一个社会来说，实现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一个基本精神是自治文化。所谓自治，就是指社会单元的自我统治和自我管理。这种自治精神起源于封建初期战乱时地方民众的自我保护，自我统治，进而发展为封建领主在领地上的自治。尽管这种封建自治在当时有各种问题和弊端，但自治本身形成了社会单元自我管理的一种文化。地方政治中的谈判，协商，公民自由等现代民主观念都是建立在民众自己管理自己这一文化基础之上。在一个有着良好的自治文化的地方或社区，例如讲英语的国家，在统治和管理上对国家和政府的依赖就很小，对大政府的恐惧和防止也很深。但是，在一个缺乏或没有自治文化传统的地方，在统治和管理上必然对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国家产生依赖。在中国，人们常常用“天高皇帝远”这句话来形容地方政治的黑暗，这就是缺乏自治文化的一种典型表现。因为没有了中央政权的有效统治，地方政治就会被豪强和黑势力控制，民众宁愿选择有序的中央专制政权的统治而不要地方豪强。这正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在政治上走不出的怪圈，在今天仍然如此。

契约精神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近代一些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等都曾用契约说来解释社会的起源和发展。契约精神的基础是“自然法”，是对契约，法律的尊崇。小至一个社区，大至一个国家，要能够和谐的运转，要能够做到基本的公平，必然要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契约，用今天的话来说，要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在一个尊崇契约精神的社会，契约是必须尊守的，即使是不合理，不近情，不道德。人们可以修改，重签契约，但不能违背有效的契约。从某种意义上说，契约精神是和泛道德主义相对立的。中国社会缺乏契约精神，除了在历史上没有形成完整的封建契约文化外，两千年的儒家泛道德主义深入人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社会始终对法律缺乏一种敬畏感，对人情有一种亲近感。即使在远离了母国的海外华人社区，在人们心中，人情仍然重于法律。

指出自治精神和契约文化对现代民主政治产生的重要作用，有疑议的人不会太多。但讲到封建等级文化对现代民主政治建立的积极作用，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反对。但我以为，这恰恰是理解中国在近代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失败，而英国，北欧诸国，日本政治现代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的政治现代化意味着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和转移。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一场巨大的变革，也意味着巨大的社会利益冲突。怎样把社会成员的冲突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和范围内是政治现代化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就人性本身而言，封建等级制度是一种不平等，不公平的制度。但一个有着悠久，深厚的等级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贵族文化的社会却有着较强的稳定性。尽管这个稳定性是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础上。当这么一个有着等级观念，贵族文化的社会进入变革时期时，倡导和投入这场变革的并不是全社会的民众，而仅仅是社会的中上层人士，如开明的贵族和新生的富裕阶层。这就使得社会改革对全社会的冲击有限，下层社会的大多数民众对社会变革的期待很小，参与感也很弱。这种有着传统等级文化和贵族文化的社会在建立现代民主政治过程中，尤如自上而下地耕耘梯田，一级一级往下耕，最后耕完整个梯田，完成全社会的现代化和民主化。从英国，北欧，日本，包括最没有历史包袱的美国的社会转型看，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过程都不是一次性的在全社会实行，而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一步一步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扩展开来，这种分层式的民主化过程，逐级释放了社会郁积的冲突能量，避免了全社会的激烈冲突。传统的等级文化在客观上成了政治民主化的一部多级的梯子，对社会转型的有序性和渐近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由于缺乏封建政治文化传统，由于漫长而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中国是一个缺乏贵族文化，缺乏等级观念的社会。原始的平等观念在社会中一直深入人心。本来由科举制支撑的郡县制就只能产生官僚，而不可能产生以血缘为基础的等级和贵族。从朝廷命官到草民百姓在皇权的面前并无本质区别，都是皇帝的奴仆。而为了巩固这种中央集权制度，中国历代王朝的一个长期的基本政治任务就是削潘，打击地方豪强。这种非贵族性的中央集权制度在社会中产生了士大夫式的和农民式的平等观念。发源于汉代，创立于隋代，普及于唐代的科举制给所有的读书人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等的仕途道路。在理论上，人人都可能“十年寒窗，一举成名”。对于普通草民百姓来说，除了皇权，没有什么是值得尊崇的，而皇权本身的频繁更迭也使得“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的思想深入人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频繁出现成了中国历史的一种周期。这种士大夫和农民相结合的平等观念使得推翻皇权后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全社会的革命状态：中国必须要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而为了平等，中国必须要一次性地解决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受压迫的问题。在辛亥革命后，任何一个政治团体，如果要想掌控中国的大局，必须要解决全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下层社会的问题。要想象西方和日本那样梯田式的从上自下的逐步耕耘的思想始终站不稳脚。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不能根本性地解决整个社会的问题导致了国民党领导的北伐，而北伐尚未结束，希望彻底解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问题的共产党又因城市罢工和打土豪的农民运动和国民党分道扬镳。中国在二十世纪陷入了不断革命，彻底革命的不归路。在这个不断革命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士大夫和农民式的平等观念起了极大的作用，这也是中国不能像西方，日本那样循序渐进地完成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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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并不是想要指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而只是对已发生了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探讨和研究，希望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包袱有一个清醒地认识。并从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中找到有价值的经验教训。历史的传统不能选择，历史也不能重来。今天的中国也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重补封建政治文化的课。但中国社会有意识地培育自治文化和契约精神对完成中国社会政治现代化的转型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