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陈其世来稿（原题：不谴苍生骂鬼神———官员的腐败与信仰鬼神没有因果关系）：据文学城于2007年5月11日以“宁信神不信党”为题转载香港文汇报报道：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今天对本报表示，腐败和迷信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有了腐败才会滋生迷信。并指出，近些年来，“一边贪污腐败，一边烧香拜佛”的官员可谓泱泱，其中不乏一些身居高位的“明星官员”，他们因贪腐而东窗事发，同时亦与迷信结缘，两者互为因果，纠缠难解。该报道还列举了多个事例，其中之一的是原属山东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他请“大师”预测到有当副总理的命，可命里还缺一座“桥”，於是下令将耗资数亿元的国道改线，在水库上架起了一座桥。笔者认为，夏学銮教授的论据不足，论证无力，得出的结论就像一只“软脚虾”，站不住脚。
首先我们要明确两个关键性问题：第一，下令将耗资数亿元的国道改线之于国于民有益的必要性，是否经过专家科学论证，并经过法定行政程序讨论后作出的决定？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说明改道架桥之事有科学根据，恰好与“大师”的预测是相一致的。所以，证实了自然科学和玄学的互相印证。官员的腐败同所谓的迷信没有任何必然的因果关系。至于是否有当副总理的命？也许他的命理可以当副总理，但是作恶太多，叫做有命运没有福气；也许“大师”偶尔预测失误；也许他的出生时辰记忆有差错。第二，如果下令将耗资数亿元的国道改线于国于民不利，也没有科学根据。而是市委书记胡建学听信于个别玄学知识不够精通而预测错误的“大师”之言，其手握重权，以个人意志假公济私，不顾国家和人们的利益作出了“架桥”的决定。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他怎么能够拥有如此一手遮天的权力呢？他怎么能够玩弄人民赋予的权力而不受监督呢？对此，充分证实了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严重弊端！如果同样的事例发生在民主施政的国家，一个（县或地级）市的长官对于耗资数亿元的工程建设项目，难道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以个人的意志作出决定的吗？即使在中国领土上的香港特区，普遍信仰宗教的官员中，谁也不敢如此的疯狂！
综合国内外大量媒体的报道，无论是开明的政治家，实事求是的专家、学者，还是社会有识之士，对当今世界上少数国家造成官员严重腐败现象的根源均取得了一致的共识：就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西方民主国家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并且充分发挥社会议论的监督作用，避免或大大地减少了官员滥用手中的权力。中国的各级党委包办一切，从道德规范到生杀大权，从工农商学兵到诵经念佛敬天拜神无所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权力一手遮天、毫无制约。凡事一经党委会决定，即使做错了事，谁也不敢提出反对意见。这个造成严重腐败的原因，即使文盲的厨师也懂得，以前笔者认识一位文盲的印度老华人，因他做事有一点呆板，连续当了二十多年的二厨，经常说不喜欢和兼职大厨的老板一起做工。问其究竟，他说在餐馆中老板说了算数，没有别人能够监督他。没有菜炒的时候，既不一起备料，也不一起整理厨房。累了或心情不好时竟然菜也不炒了就跑出去溜哒，他经常要多干属于老板大厨的份内工作。不然，等一下“大厨”散心回来还会“修理”他。因此，执政党的权力垄断或者说不受任何有效制约的权力行使之政治弊端，才是中国严重腐败现象以及众多社会矛盾的根源。然而，这个问题在中国依然是一个禁忌话题。中国的宣传部门历来严令不许讨论这个滋长腐败的温床之政治制度问题。如果夏教授否认事实的话，希望屈尊请教一下历史学家，唐朝的佛、道教及现代宣传的所谓的迷信等神传文化争芳斗妍，发展到了历史最高峰。按照夏教授的独特见解，唐朝官吏应当是历史上最腐败的了。遗憾的是，天不从夏教授之愿也！甚至令夏教授无地自容的反而是，大唐盛世时期的封建官吏是中华民族至今的五千多年历史上最纯洁、最清廉的。
当今中国社会“钱”能通天，这是不争的事实。一些腐败官员长期以来黑箱作业习惯了，他们总是认为战天斗地的上级可以行贿，鬼神同样也可以行贿的麻。即使鬼神不接受行贿，巴结一下总有作用的呀。如此低劣素质的官员之录用，与党的组织部门在选拔栋梁之材时的过失有关，与鬼神没有必然的因果。
自古以来，中国的佛、道、儒三家相互融合肩负起社会道德教育以及治国安民的辅助策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中国历朝代的帝王绝大多数皈衣佛门，请当代的高僧大德在宫廷教学，并称之为“国师”。“五戒”是佛教的根本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就是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行为。一方面净化自己的身心，令三业清净，一方面净化社会，消除罪恶。爱国爱教是佛教的优良传统。然而，道教所信奉的神仙，上至三清四御，下至城隍灶君、风雨雷电、山川社稷都有神灵。其最根本的教理教义是 “道”和“德”。总之，不管是烧香拜佛、祭鬼神，或者算命、看相、抽签、卜卦、看风水，都是人们祈求美好生活的一种方式，是道德精神生活的软件，并没有恶意。正如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是人们所盼望不断提高物质财富的追求，是物质生活的硬件，科学也没有阶级性。但是当科技被应用到社会恐怖活动或侵略战争中就变成恶果了。神传文化本身教人为善，只与暴力文化相排斥。如果把官员的腐败现象与敬神拜鬼演绎为必然的因果关系，是十分荒谬的。俗话说，酒不醉人人自醉。难道一个喝醉酒后闹出刑事犯罪行为的人，法官能把责任推卸到酒商身上吗？合法的酿酒、售酒自古有之，喝醉酒出事的人只能自责控制能力不强，跟酒商有何必然的因果关系呢？！请夏教授顺便研究一下：要是睡觉时自己不小心从床上掉下来，因脑部创伤变成脑震荡而时常胡言乱语，到底与“床”有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若是老婆小孩也掉下来了，同出售该床的家私店老板或木工师傅有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这个重大责任该不该由“床”或者其它有关人员来承担啊？！
当然，有一点必须提醒有关御用专家、教授认识的，玄学是非常深奥的，不同的玄学人才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的推测不一定得出相同的结论，也不是所有的玄学预测都是十分准确的。但是不能由此而否认玄学的存在或者毁誉他人，学无止境。一些经济科技强国汇聚众多高科技人才，投入巨额资金费时几年，多则几十年的导弹研究，最终成功发射后击中目标的精确度也没有百分之百。像北朝鲜集几十年的心血倾尽国力发展了导弹，举国狂欢发射成功了，可是战斗时刻变成哑弹也很有可能的啊！又如，在众生教授中，集全国十三亿精英的北京大学至今培养了几位获得若贝尔奖的科研卓越人才？这个提问，恐怕只有夏学銮教授能够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挺起胸膛说：“宁愿社会主义的牛粪，不要资本主义的鲜花！”请问：难道中国的科研人员没有获得若贝尔科研奖，也与烧香拜佛搞迷信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吗？！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八百万人口的奥地利已经孕育了信仰宗教的科学家巴拉尼（1914年）、普雷格尔（1923年）、格蒙迪（1925年）、尧雷格（1927年）、赫斯（1936年）、泡利（1945年）、弗里施·洛伦茨（1973年）、艾尔芙蕾德·耶利内克（2004年）等八位，他们都获得了若贝尔科研奖，还没有包括奥地利获若贝尔和平奖的弗里德（1911年）和女强人苏纳特（1905年）两位喔！即使贫病交加的南非，也自己培养了一位医生，名叫蒂勒，因研究黄热病及其防治方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对此，特别值得北大夏学銮教授下苦工研究其必然的因果关系。搞学术研究要理论联系实践，踏踏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奋斗。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的，投机取巧最终形成弄巧成拙。古人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仅仅与夏学銮教授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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