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来稿：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文艺复兴”？

一，与中世纪欧洲截然不同的语境

15-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个需要巨人并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它不但将当时欧洲人的精神从中世纪的神权枷锁下解脱出来，而且开创了一个思想文化与科学艺术空前繁荣的时期，揭开了现代欧洲历史的序幕，成为中古时代与近代分界的标志线。

当代中国在创造物质财富高速增长奇迹的同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却显得苍白贫乏。就在西方人惊叹中国物质技术的进步、惊呼“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之时，拜金主义、实用主义成了中国人的精神面孔。这种物质进步与精神堕落的反差，不但使中国人有愧于“中国世纪”这个伟大时代，也必将使物质的进步难以持续。

中国需要一场文化复兴，它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前提和标志。有学者认为，这场复兴应该效法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以确立“个人价值本位”为精神座标。这种观点混淆了古今中外语境之别，是典型的食书不化和食洋不化。这种脱离具体语境和现实针对性、对西方话语的生搬硬套，是近20年来中国思想学术的一大特色。根植在30年独一无二“中国道路”的实践这一得天独厚的基础上，却迟迟不能生长出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原创思想学术，这种邯郸学步的思想方法不但禁锢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创造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国人精神的浮躁与萎靡。

欧洲文艺复兴之所以强调“个人价值本位”，是为了冲击、抗衡神权对人类精神的奴役，使人从对神的匍伏下站立起来，赋予世俗利益以充分的正当性。这一过程在当代中国早已完成。在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尤其是经过近30年商品经济大潮冲刷后，意识形态的捆绑早已荡然无存，个人价值、世俗利益已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座标。当代中国人的个人主义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对世俗利益的追逐不是不足，而是过分。正因如此，中国人在精神上已经各自为阵，普遍丧失了高于个人利益的价值追求。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复兴就是要重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重塑高于个人世俗利益的共同价值观；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阐释“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内涵。积极探索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表达方式，从文化与民族的内在关联中重建中国的主流话语系统。

二，超越而不只是学习西方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全世界唯一绵延数千年而脉络不绝的文明，它曾经创造了两千年领先于世界的奇迹。就在文艺复兴时代，中国还是许多欧洲人心目中的神话。不难想象，如果当时的欧洲人象今天中国人一样，视比他们先进的中华文明为必须效仿的真理而生搬硬套的话，文艺复兴不可想象，欧洲也不会有能够领先于世界的狂飙突进，而只能匍伏在中国身后。

幸运的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后，东罗马帝国一大批传承了古希腊、罗马思想学术的人才西逃，使正要觉醒的欧洲发现了一个更适合自己精神血脉的文化宝藏。由于时代、语境的千年之隔，欧洲人对来自古希腊、罗马的话语已经无法生搬硬套，而必须根据现实的语境和需要予以创新，于是乃有了灿若星汉的文艺复兴。

当代中国同样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建基在数千年脉络传承、数十年独特路径的基础上，中华民族的复兴必将伴随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同样会涌现灿烂群星。但要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引领民众精神的知识分子首先应形成自觉：中国文化复兴的目标，不象今天一些人提倡的那样，只是简单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而是要象欧洲文艺复兴那样，既实现对自我的超越，同时也超越今天还相对先进的西方；中国的路径不是对西方“成功经验”的生搬硬套，而是在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独属于自己、可以标示为“中国”的东西。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逐渐走到世界前列，引领风骚几百年。西方文明也确实铸造了现代化的辉煌，在创造前人难以想象的物质文明的同时，精神文明也在不停歇地进步，同时又清晰地、不容人误解地向世人标示着“西方”。但是，这种文明并非没有缺陷，一种基因的独特性往往既是其长处所在，也是其缺陷所在。由西方文明主导的现代化所显露的核战威胁、环境破坏等种种弊端，都与这种文明本身难以分割。现代性孕育于西方社会这一母体，现代性的弊端即是西方文明的弊端，体现了西方文明基因的局限性及其面对变化了的环境的不适应。当西方模式凭借市场和枪炮的力量扩展到东方时，更使东方经历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场战争使东方社会陷入漫长的痛苦和屈辱之中。

现代性的种种弊端表明，人类文明或许又将面临新的转折，出现新的分际线。同样发端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可以洞察现代性的一些不如人意，却不能为走出这种不如人意提供解决方案。当此之际，许多具有国际视野的思想者都将目光投向东方——只有植根于不同土壤的基因，才能为这片土壤上生长的作物提供免疫力。国内也开始有人重拾自信，1992年，季羡林发表了题为《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一文，认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到了21世纪，30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30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2003年康晓光发表的《文化民族主义论纲》一文，是当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正式登堂入室的宣言。康晓光倡言：“21世纪的中国需要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今日重提‘文化民族主义’，不是要建立一种束之高阁的关于传统文化的理论，而是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要发起一场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运动。通过继承传统，博采众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往开来，确立新时代中华民族的理想、价值、道德。这是一场精英领导、国家支持、大众参与、始于本土、遍及全球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要超越西方，再次站在世界的尖峰顶端，不但要继承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精华，而且要博采众长，提炼一种新的“中华文化”。文化“复兴”的重心不在继承，不在学习，而在创新。只有从最前沿的时代需要出发，才能创造出一种可弥补西方缺陷、适合新世纪的普适范式，中国的文化复兴才能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揭开由现在走向未来的序幕，成为现代与后现代分界的标志线。

三，价值无高下，话语有强弱

中华文化真的能够脱胎换骨，超越西方，再次站在世界文明的顶端吗？对此许多人没有信心，认为中国进步只能追随西方故径，乱试乱动可能付出惨重代价，结果还须从头再来。支撑这种认识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所谓“普世价值说”，认为：由于构建西方社会模式的基本价值例如自由、民主、人权，具有普世性，所以只能照搬，不容更改，更不能回避。

这种论调是随着冷战终结、西方占据话语强势、形成话语霸权而登峰造极的，它是西方社会利用话语权有意无意误导的结果。事实真相是，西方所彰扬的自由、民主价值固然具有普世性，但不仅西方价值如此，东方价值同样如此。实际上，任何价值都具有普世性。右翼的自由、左翼的平等，西方的人权，东方的仁义，无一不是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各种价值之间，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相对于不同时代、不同环境的不同适应性。所以，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能够作为核心价值支撑一种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千秋万世永不变的社会模式，一切要根据条件的变化、视具体需要的变化而变化。任何一种价值都没有必要绝对排斥其它价值，只不过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各种价值有着不同的轻重先后排序而已。

这就是隐藏在各种纷纭复杂的思想争论背后的真实，也是思想争论永远不可能乾坤砥定的原因。价值无高下，话语有强弱，思想争论的意义，不仅仅是价值体系内部的排序之争，更重要的是物质世界的话语权之争。以国家为衡量单位，这种话语权之多少正是一个国家软实力之大小的主要标志。对于全球西化的目标来说，西方话语霸权的作用不亚于其硬实力的优势。同理，上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势，主要也是源于话语优势而非硬实力优势。

由此可见，当前部分国人信心的缺失，与西方话语的强势息息相关。要复兴中国文化，首先要强化这种文化的话语权。要少一些鹦鹉学舌，在全国、全球放大中国人自己的声音。

中国要复兴伟大，中国人首先要昂首挺胸，学会用“自己的声音”大声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