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寒竹来稿：近来网上讨论私有制和民主化关系的文章很多。讨论各方较一致的地方在于都承认这二者是中国现在发展的方向。各方的区别在于私有化和民主化谁为前提和基础？哪一步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当务之急？就理论而言，我是相信从哈耶克到弗里德曼的基本学说，认为私有经济和自由市场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础。我在九十年代初曾和弗里德曼有过交流，很认同他的观点。在政治现实中，我赞同撒切尔夫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主导英国私有化过程时的讲法：经济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是一切自由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无论是西方的现代保守主义，还是今天主张私有化应该先于民主化的网上诸友，都对私有化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革命和进步意义估计不足。本文在此作一点粗浅的探讨，作为引玉之砖。
私有化是一种财产所有权的转让，是指企业的所有权从政府部门，公共部门转移到私人手中。从一般意义上讲，经济私有化意味着企业经营可以摆脱政治的影响和干预，企业可以变得更有效率，产品和服务更有竞争力，政府公共部门的贪污腐化会相应减少。在西方国家，这个财产所有权的转移过程一般是通过股份销售，企业拍卖等方式进行。上个世纪末，英国和一些欧洲国家都先后进行了企业私有化的改革。而这个改革在现实上也取得了有效的成果，并得到相当多的民众支持。在今天的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私有化也基本上是以上述理由为根据。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中国经济自由化，私有化的过程，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经济自由化，私有化所引发的社会变革上远远超过了西方社会中的私有化。中国在社会转型中的私有化不仅仅是一场经济改革，而是一场静悄悄的政治革命。正是由于这场尚在进行中的革命，中国社会才会有今天的活力。也正是这个原因，我认为中国这二十多年以私有化和自由市场为根本内容的改革既是一场经济改革，同时也是一场巨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变革。
要理解中国社会的私有化过程是一场政治改革或革命，最根本的前提是要对中国社会从1949年以来的政治制度，执政党的统治方式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产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曾经是一个革命党。这个革命党在1949年掌握了国家政权后基本上实行的是斯大林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但是与前苏联相比，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有着自己独特的形式。一方面，从1949年到1980年代，中国并不是一个警察国家，共产党并不是仅仅靠秘密警察，靠武装部队来统治整个社会。按人口比例，中国城市公安警察的力量不仅远远低于前苏联，也远远低于西方民主国家。一个城市公安局下面除了刑警大队，交通大队等部门外就是各个片区没有什么武装力量的派出所。如果说仅仅从国家暴力机关的统治力量来看，中国政府的统治力量并不强大。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1949年到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最为典型的全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社会。中国政府对全社会的控制远远超过了前苏联和东欧诸国。这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国政府以公有制的形式对社会资源，经济活动的严密控制。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城市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完成了公私合营。在农村已经建立起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全国的所有经济活动已经完全被共产党所控制。1958年，控制人口迁徙，奠定中国社会城乡二元化的户口制度正式由国务院颁发。共产党通过控制社会的一切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经济单位所有制”。并通过这种制度进而控制了所有的社会活动，控制了每一个个人。在这种经济政治制度中，个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自由人，而是完全地受控并依附于自己所处的经济单位。个人的经济来源，医疗福利，住房，子女的教育，就业，宗教信仰，思想言论，甚至生活方式都被控制于他或她所工作的单位中的党委或党支部。没有工作的无业人员则受控于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简而言之，整个社会的基本单元，除了家庭，都成了共产党的派出机构。当时流行的一个口号：“工农兵学商，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正是反映了这个现实。这种东方式的全权主义是简单而有效的。党的中央只要控制了自己的组织系统，就可以通过成千上万个党委，支部控制所有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这就是为什么，从1949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历次的政治运动伤害了这么多人，三年的饥荒饿死了这么多人，社会上并没有明显的反抗迹象。从1949年后中国的历史看，只要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健全，只要中国政府彻底控制了社会全部经济资源和全部经济活动，无论政府当局的对社会成员的政治清洗有多严酷，社会贫困有多严重，整个社会的表面都风平浪静，毫无任何街头抗议的迹象。
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正是面临着这么一个没有私有制的全权主义社会。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基本现实，是中国的改革者能否成功的关键。从一般理论上讲，全权主义社会直接过渡到民主社会是没有可行性和操作性的。全权主义对社会全方位的控制，导致了自由经济的全面消失和公民社会的全面退化。民主机制在这样一个社会找不到生长点和社会基础。一般说来，没有私有制，没有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这一点已为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所证明。就政治学的一般理论而言，全权主义社会通常是转化到威权主义社会（authoritarianism）。在威权主义社会，政府退出了大多数经济领域，自由经济和公民的独立自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政府由于对社会控制力量的减弱而使民众的街头抗争成为普遍现象。但是民主在这个社会仍然没有成为一种制度，政府主要通过警察和军队来统治社会。不过随着自由经济的发展，威权主义社会大都能成功地转化成民主社会。六七十年代的西班牙，葡萄牙，七八十年代的新加坡，南韩，台湾等都是由威权主义社会转化成民主社会的典型。但从全权主义社会直接过渡到民主社会，在世界历史上并无成功的先例，相反，只有后来前苏联失败的例子。自由是民主的前提和条件，而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则是一切自由的前提和基础。直接过渡，在没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的社会条件下直接构造民主制，实质上是偃苗助长，空中建楼，无助于民主化的实现。
中国从1949年来的经济政治现实告诉我们，中国社会的改革必须要从经济制度入手，必须要让全权主义那种彻地控制经济活动，严密控制人身自由的绝对统治方式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私有化过程就是人的解放过程。只有通过经济私有化，每一个社会成员才能获得基本的人身自由，获得选择工作，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因为只有通过经济私有化才能让共产党的组织系统逐步退出经济领域，或者收缩共产党在经济单位中的权限。这就是我讲中国社会的经济私有化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改革的含义所在。
1989年，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来中国访问，受到很多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推崇，这些知识分子都由衷地认为戈尔巴乔夫以政治为前导的社会改革要优于邓小平主导的经济改革。很可惜，这些中国文化人在理论上并不真正懂得私有经济，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在现实上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现状，不了解从1949年以来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统治方式。其实，在中国这样一个彻底的全权主义社会，根本没有纯经济的改革，中国前进的每一步，都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性。这场改革，从经济角度看，是一个经济逐渐私有化，市场逐渐自由化的过程；从政治角度来看，是一个共产党和政府逐步退出各个经济单位的政治改革过程，是一个共产党逐步改变其统治方式的过程；从民众来说，是一个由人身依附状态逐步变成能自由出卖劳动力的现代人的过程；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说，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一个从全权主义转化到威权主义的过程。如果我们不是把政治改革狭义地等同为民主化，就应该承认中国的政治改革是紧密伴随着经济改革的。从社会发展的远景看，这场经济私有化，解放人的政治革命实际上是在为中国的民主化作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民主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始终坚信，只要中国能顺利地完成经济私有化的过程，只要普通的中国人能够获得基本的人身自由，民主制度终将会由中国人自己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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