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教授余虹为何自杀？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12月5日13时左右，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从他所居住的世纪城小区楼上跳楼自杀，并留下遗言将自己的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
人大文学院网站贴出的"余虹教授辞世"公告上说：余虹在遗言中，把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经历称为"最有意义的几年"，他将自己的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时，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读着这些报导和死者的遗言，人们不禁疑窦丛生。余虹教授的遗言给我们的感觉是：他有一个称心如意 的职业，有一个他深深爱着的事业和单位，他还有一群愿意生生世世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他生活在一个无比美好而又关系融洽的社会环境中。既然如此，他还有什么 理由要自杀呢？据余虹自己说，他早年由于出身不好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高考制度恢复之后，政策神奇地改变了命运，他不仅上了大学，还读了研究生，获得了硕 士、博士学位，并靠自己的努力当上了文学教授。过来的路程说明着余虹有着很顽强生命力，有着对人生最为深刻的理解，并充满着对生命的热爱和尊重。

当然，余虹也不是掌握着什么重要机密的人，不可能有人对他杀人灭口，警方经现场勘察，也排除他杀的可能，他杀的可能不存在。

就目前人们所掌握的资料分析，余虹教授的死只有两种可能----自杀和他杀。如果不存在他杀的问题，剩下来就只有一 种可能：是自杀的但那个遗嘱是不真实的，就是说，他在生命最后一刻所作的遗嘱没有说真话。幸好，在余虹死之前，他在博克中写有一篇文章《一个人的百年》。 在这篇文章中，他借评价他的老师石璞教授，很深刻地阐述了生命的意义，并从多方面分析了不同形态的生命的过程。或许，他那篇《一个人的百年》是我们理解他 自杀真正原因的一把钥匙。

在余虹看来，中国最近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大的百年，是灾难和不幸最为深重的百年，是"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 破坏的百年"。百年中，革命、战争、改革、政治、资本、主义、运动、敌人、人民、平等、自由、民主、女权、解放、反动、进步、国家、民族、中国、西方、阶 级、政党这些宏大的词眼忽悠了无数人为之献身，"无数柔弱的生命都被这些巨大的词眼压垮"，"无数生命之火都在这些词眼的巨大阴影中熄灭"，在这被"压垮 "和被"熄灭"的过程中，余虹这个人大的教授看到什么和想到什么了呢？在这样的压抑和窒闷社会环境中生存，如果不愿意作"蝇营狗苟的生命"，怎么办？

余虹断言说："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 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在余虹看来，"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 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 念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在这里，我提醒读者注意的是余虹所说的"拒绝一种生活"是拒绝什么生活？"只要还有一点人气"指的是 什么？非常明显，在余虹看来，那种促使人变得"苟且偷生"和没有一点"人气"的社会环境，就是人们"大不幸的根由"，如果不想过那种生活，最简单的办法就 是结束自己的生命。

余虹认为主，人不可能离开庇护而生存，要想好好地活着，就要想方设法的"创建自己的保护以维护生存的安全"。人的庇 护从何而来呢？"现世的社会和彼世的信仰，前者给人以生之依靠，后者给人以死之希望。"只可惜我们现实的社会不能给人们提供庇护，在余虹教授看来，既然已 经没有了"生之依靠"，只能去寻求"死之希望"，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余虹在波士顿访学期间，认识了一个九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并与这位老太太在同一幢房子里住过两个月。余虹说这位老太 太给人的总体印象就是阳光，在她身上看不到任何老年的阴影与凄凉。她的衣着总是生气勃勃而脱俗得体，她的神情总是平静而充满喜乐，她说得最多的两句话是" 我能帮你什么？""最近我很忙。"的确，她把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不是在厨房和餐厅里帮忙就是在附近小学做义教或在教堂做义工，在儿子家过周末，在 教堂过周日。在与这位老太太的交往中余虹似乎明白了她之所以活得如此充实，就是因为这位虔诚的美国老太太在世靠国家，去世有上帝，她没有生老病死无着落的 不安，换句话说，她的生死是有依靠和庇护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地断定，余虹在死之前同样遇到了艰难的抉择----"蝇营狗苟"和没有"一点人气"地活着和有尊 严地死去，不幸的是余虹选择了后者。尽管在人们看来这是书呆子的行为，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是意志脆弱的行为，余虹还是按自己想法走了，毕竟人的承受能力 并不相同，余虹不能承受没有"依靠和庇护"的生活，甲能承受的乙不见得就能承受。

接下来那个遗嘱就成了问题了，在遗嘱中没有反映出余虹的这个心理过程。每想到这个问题我就心里发紧，浑身发冷，一种恐 怖、异常的恐怖向我袭来：是什么力量造成余虹敢于死却不敢于说真话呢？我想有两个情况可能会造成自杀的当事人不敢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一个是株连九 族，一个是死后鞭尸，这两种情况在我们这个社会是常见的。49年以来，因政治问题而自杀的人多得举不胜举，但那些自杀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利用死 前仅有的一点机会为当政者歌功颂德，书写毛主席万岁和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他们怕不这样会连累自己的亲属，或怕有人在自己死后给自己造谣、栽赃、泼粪，给死 人造谣连分辨的机会都没有。

上个世纪的20年代，在清华大学也有一个教授自杀了。关于他的自杀，在梁启超在1927年6月15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有记载，梁启超在信中说：

"我本月初三离开清华，本想立刻回津，第二天得着王静安先生自杀的噩耗，又复奔回清华，料理他的后事及研究院未完的首尾，直至初八才返到津寓。现在到津已将一个星期了。

"静安先生自杀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为 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时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70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 高，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51岁， 若再延寿10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今竟为恶社会所杀，海内外识与不识莫不痛悼。研究院学生皆痛哭失声，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

"半月以来，津京已进入恐慌时代，亲友颇有劝我避地日本者，但我极不愿往，因国势如此，见外人极难为情也。天津外兵云集，秩序大概无虞。昨谴人往询意领事，据言意界必可与他界同一安全。既如此，则所防者不过暴徒对于个人的特别暗算。我已实行闭门二字 ，镇日将外园铁门关锁，除少数亲友外，不接一杂宾，亦不出门一步，决可无虑也。"

信中提到的王静安教授，是很不幸的。他平日对于时局本来就很悲观，再加上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被无缘无故地杀害， 使他大受刺激，"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但他又是在不幸中有幸的，他敢于在遗嘱中把死因写出来，使所有人都知道他"竟为恶社会所杀"，死了也算白了 冤屈。

余虹呢？他能在他的遗嘱中明明白白地写上"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的话吗？看来，就是到了自杀的 地步也还有幸与不幸之分。余虹不能在他的死亡遗嘱上写上他的真实想法，想"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也不可得，他的死只能由后人去分析和猜测，这才是最为 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