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冼岩来稿：今天的中国人视1980年代为“黄金时代”，不仅是因为当时绝大多数人物质生活有所改善，基本实现利益共赢，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心理与精神层面原因。当时大多数人对未来抱有期待，满怀信心，相信沿着“改革开放”这条路走下去，明天会越来越好。今日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期待与信心已不再。由于社会心理与精神无所依托，虽然大多数人物质生活水平并没有下降，甚至可能还有所改善，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已不一样，大多数人不再对明天抱有信心，而是满怀忧虑。在许多人看来，今日之中国，乃特殊利益集团之天下；所谓改革，无非是少数人瓜分公共资源的狂欢盛宴。这种社会心理、精神层面的病灶，不是单靠“发展经济”可以解决的。这也是学术界不少人提出要“重建改革共识”的原因。由于中国经济持续30年高速增长，至今没有衰退迹象，于是社会心理、精神问题成为这一代领导人首要面对的难题。
为解决这一难题，执政党中央许诺“让全民共享改革成果”，并画出一张大饼，名曰“和谐社会”；近些年陆续出台的社会政策，原因之一也是为论证“这张饼是真实存在的”。这种论证有一定效果，但真正认同的人不多；更多人只是半信半疑，继续“听其言，观其行”。原因很简单，另一方面的事实在解构这种认同：特殊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和机会的垄断，使大多数人切身感受到强烈不公正；而腐败与现政权、现体制事实上的高度相容甚且难分难解，更使许多中国人对“未来向善”丧失信心。无力遏制特殊利益集团势力和利益的膨胀，是“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方略的软肋与死角，并导致多项收入调节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事实上，并不是执政者智力不及，而是现行体制先天不足所积累而成的现状，谁也拿不出更好办法。
自邓小平钦定“不争论”以来，不断有学者惋惜执政党放弃了合法性论证及精神建设，自废武功，以至在对内对外许多方面理不直气不壮，陷入被动。其实，这些忧国之士不明白执政党苦衷。在理论上构建一套可自圆其说的“中国人自己的东西”不难，难的是怎么协调两个在抽象理论之外的具体对象，即“对应于事实”和“与体制相容”。在今日中国，能够解释事实现状的理论，往往难与体制相容；而能够为体制所容的理论，又必定不能解释现实。例如，能够与现行体制相容的所有理论，都无法回答这样一个从事实现状中提炼出来的问题：既然党内有这么多腐败分子，屡治不愈，为什么不允许民众把这些腐败分子选下去?即使以“避免动荡”、“条件不成熟”作为“缓行民主”的理由，是不是应该承认民主的正当性呢？而一旦承认民主的正当性，非民主政体的合法性在最基本的立足点上就成为问题。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康晓光才提出“仁政”这一新思路。但“现代仁政”的合法性论证，也无法对接于“不仁”的现实。只不过，如果一定需要一面理想旗帜的话，“仁政”之旗无疑比“民主”之旗，相对更无害于稳定。实际上，执政党提出的“和谐社会”，就是对“仁政”的一种现代化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少有思想家能够象康晓光一样，以思想原创对现实政治发挥如此深刻的影响，无论是他的“精英联盟”有效性理论，还是“现代仁政”合法性理论。
同时，只要展开讨论，执政党就不得不承认“未能遏制腐败是一种失职”。而一个失职即不再是“伟光正”的非民选政府，又如何自证其合法性，并要求民众认同呢？自古以来，政权合法性只有两个来源，要么民选，要么君权神授或“伟光正”。而君权神授与“伟光正”实际上只有在“禁言”的语境下才能成立。不然的话，你说你自己干得很好，人家说本来还可以更好，怎么辨别？还不是只有换人来试试。
正因为在这些关键点上无法自圆其说，立不起来，任何理论创新都免不了最终自说自话的窘境。执政党也因此无法产生“文化和理论自信”,反正只要一开放言论，就得挨骂；只能干脆禁言,谁都不许说。在这种连思想理论的自由讨论、争论都空间阕如的语境下,又何来真正具有竞争力的思想创新，怎么支撑“自搞一套”？相比之下，一些学者亟亟呼吁的“政府对基本理论创新的重视和支持”，此种态度转变其实无关紧要。只要语境畅通了，没有政府支持，民间也能出成果；语境限制重重，政府物质方面投入的力度再大，也终将无济于事，甚至可能适得其反。雷声很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复兴工程”，就是一例。
有人不理解，为什么1949年以前共产党能赢得民心，将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阵营，今天却连开放思想和言论的自信和勇气都没有？其实这点不难理解， 1949年前，共产党还是在野党,其时问题都是对手的,自己可根据需要唱高调,就象今天的自由派。现在这种关系正好掉转过来：一切问题都是执政党的，它的对手却可随意唱高调，这明显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有人说，现在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几亿农民对共产党的认同程度还非常高，一些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合法性认同“毫不动摇”。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信息封闭，外面的“有害信息”进不来。一旦开放言论与信息，尤其是当有人下去“扇风点火” 时，情况就大不一样。实际上，1949年以前，如果不是有那么多共产党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深入工农，教育和发动群众，许多老百姓对当时“剥削阶级”及国民党政权的评价也未必那么负面，对当时政权合法性的认同未必那么低，更不会感觉现状那么不可忍受。《水浒》的造反派也只是说：皇恩浩荡，惜乎奸臣当道。
“深入群众、发动群众”曾经是共产党赢得政权的最重要法宝，它今天绝不会授人以柄、自蹈覆辙。由此可见，邓小平的“不争论”、执政党对言论开放的高度警惕，至少从它本身的利益角度而言，其实完全合乎理性，绝非如某些自诩高明者以为的那么不堪，更不能用执政党取得政权前的行为来揣摩它今天的可行空间。搁置合法性，只谈有效性，确实是现行体制的最佳选择。实在回避不过去时，只能“忽悠忽悠”。当下无论是执政党郑重其事提出的“和谐社会”，还是某些领导人高声肯定的“民主”，都未超过此一运作模式。正因为有此“忽悠”的需要，类似俞可平、《炎黄春秋》的言论才有生存空间。
在鸦片战争前，甚至在文革前的17年中，中国人在心理和精神方面都没有出现大的危机。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革命理论，在当时都显得很有效率。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对外封闭，没有参照与对比；二是因为对内禁言，没有不同的声音。当时的外部环境和技术条件都能够支撑这两点。但时代不同了，过去曾经有效的，今天和今后未必还有效，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需要不同精神内容。新东西未必就是西方那一套，但无论如何，要经得起思想争论与事实对比。以当下而论，如果因为受限于语境，思想讨论时有意避免提及“地球是圆的”，可以理解；但不能就此把“地球是方的”当作默认前提来展开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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