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千源：我的中国，我的西藏

我学过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而在这个我似乎无法再回到中国的夏天，我计划把这段时间用来学习阿拉伯语。我的目标是：在我30岁的时候，除了汉语和英语，再掌握10门语言。

我如此(饥渴地学习外语)，因为我相信语言是通向理解的桥梁。拿中国和西藏来说吧。如果更多的中国人学习藏语，而更多的西藏人学习中国的更多事情，我相信，我们这两个民族（peoples）能够更深地彼此理解；而现在我们之间的危机，我们也能够和平地克服。

当我试图在中国的和支持西藏的校园游行者之间调停的时候，站在中间立场的我被中国人抓住、诽谤和恐吓。游行结束之后，这种恐吓仍然在网络上继续着，而且我开始收到恐吓电话。然后事情变得更加糟糕：我在中国的父母也被威胁，不得不躲藏起来。我在自己的祖国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

这是一段令人恐惧不安的经历。不过我决定，即使冒着威胁和辱骂，也把它说出来。如果我保持沉默，也许同样的事情将来什么时候会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下面是我的故事。

当去年八月我第一次来到杜克大学的时候，我曾担心我不会喜欢这里。杜兰姆，杜克所在的地方，只是北卡州的一个小城,而我来自有430万人口的大城市青岛。但是最终我适应了，而且现在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里。这里的人们来自世界各地，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环境。圣诞假期时，所有的美国学生都回家了，但是对中国学生来说回家的旅费太贵了。因为宿舍和食堂都关门了，我在校外租房子住了三个多星期，和四个西藏同学一起。　　

虽然我们来自同一个国家，可是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一个西藏人，更别提和他们交谈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每天一起做饭，一起吃饭，一起玩牌和下棋。当然，我们也讨论我们在中国的两端长大所经历的不同的生活。这种交流开阔了我的眼界。

[虾注2：青岛是中国沿海的最东端胶东半岛的Penis,西藏是所谓中国版图的最西部的内陆，有趣]

我一直认为雪域高原是个浪漫的地方，很久以来都对西藏怀有好奇和向往，不过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现在我了解了西藏人怀有一种和我们不同的世界观。我的西藏同学们是信仰坚定的佛教徒，他们的信仰启发了我去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就像所有的中国人被教育而成为的一样，我曾经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过我现在看到了更多的东西，看到了生命还有灵性上的一面。

在三周里我们谈了很多，当然我们交谈时都是用的中文。在好一些的中学里藏文都不是教学的语言，藏语现在已经是一种濒危的语言，面临着灭绝的危险。西藏人必须接受汉语教育来在我们的极端资本主义化的文化中胜出。这让我感到很难过，让我产生了愿望去学习他们的语言，既然他们已经学习了我们的。

4月9日傍晚发生的事情让我想起了这些回忆。当我走在从餐厅去图书馆学习的路上时，我看到了广场上举着西藏旗和中国国旗的对峙的人们。在此之前我没有听说有关游行的任何事，所以我感到好奇，想去看个究竟。在两群人之中都有我认识的人，我在人群之间穿行，询问我的朋友们的看法。两群人站得泾渭分明，互相完全不交谈，我感觉这样很愚蠢。根据我的经验，这种局面经常是由语言障碍造成的，因为很多在这里的中国人是科研人员和工程师，他们都对自己的英语能力没有自信。

我认为我应该试图让两群人走到一起，开始一些交谈。让每个人能够用更宽的立场去思考问题——这也是老子、孙子和孔子教导我们的。我的父亲也曾经教育过我，观点分歧没有什么可怕的。不幸的是，现在的中国人里面有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看法：批判性思考和不同政见总是会造成问题，所以每个人应该保持沉默，营造和谐。

[虾注3：下面，王千源把Free Tibet译为解放西藏，Free的原意=免除衣服解放身体]

很多事情都是由我在支持西藏活动的组织者后背上书写标语“解放西藏”引出来的，那位组织者是一个我认识的美国人。事实上我这么做仅仅是出于他要求我这样做，并且以我帮他写了之后，他才会和中国游行者对话为交换条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中国人会如何抓住这件清白无辜的事情作为把柄。双方的组织者确实一度进行了沟通的尝试，但是并不是很成功。

中国游行者们认为，作为中国人，我应该站在他们的一边。支持西藏游行者们大部分是美国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问题的复杂性。事实上，双方都是闭目塞听的，每一方都拒绝考虑另一方的立场。我觉得我能够帮助大家，试图把一场吼叫的比赛变成一场意见的交流。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站到中间，力劝双方心平气和、相互尊重地走到一起。我相信大家有更多共通的地方。求大同，存小异。

然而中国游行者们——可能有100人或更多，远大于藏独游行者的数量——变得越来越意气用事、大喊大叫，不让另一方说话。他们步步紧逼，推挤得对方——只有一打人的藏独游行者群体——抵在了杜克大教堂的门上，高喊着“骗子，骗子，骗子！”这让我感到很难过。这太盛气凌人了，所有的中国人都该知道这句谚语的：君子动口，不动手。

我感到很害怕。但是我相信我是在试图增进双方互相的理解。我在两群人之间来回穿梭，大部分时间都在和中国人用我们的语言交谈。我一直力劝每个人冷静下来，但是看上去只是令他们更愤怒了。一些中国年轻人——我们叫他们“愤青”——开始对着我叫骂。

很多人不知道，在中国人这一边，也有很多人支持我，说着：“让她说话。”但是他们的声音被少部分丧失冷静者的叫喊声淹没了。

因为我说了些英语，中国这边的一些人指责我，叫我只说汉语。但是美国人不懂得汉语。一些中国人认为不说英语是在体现民族尊严，我认为这样想很奇怪。语言是一种工具，一种用来思考和交流的工具。

在游行的最高峰，一群中国人围住我，指着我,说:“记得柴玲吗？所有的中国人都想用汽油烧死她，你看上去就正像她那样。”他们还说我精神有问题，我应该下地狱。他们问我是从哪个地方来的，我是哪所学校毕业的。我告诉了他们。我没有什么好隐藏的。但是然后情形开始感觉起来就像一群愤怒的暴徒快要攻击我了似的。最后，我在警察的陪同下离开了游行。

回到我的宿舍，我登录了DCSSA（杜克华人学生学者联合会）的网站和邮件群，看看人们怎么说。杜克华人学生学者联合会的一名干部钱方舟（音），沾沾自喜地说：“我们确实给了他们点颜色看看！””

我贴了一封公开信，解释我没有支持西藏独立，就像一些人指责我的那样。但是我支持西藏的自由，就像中国的自由一样。所有的人都应该有自由，基本权利受到保护，就像中国政府宣称的一样。我希望这封信能够引发一些实实在在的讨论，但是人们只是更厉害地指责和奚落我而已。

第二天早晨，一股风暴席卷了网络。我的照片被贴在了网上，我的额头上打印着“卖国贼！”的字样。然后我看到了令人惊恐的事情：我父母的身份证号都被贴了出来。我非常震惊，因为这些信息只能来自中国警方。”

我看到了我父母在中国的家的详细地址，和号召人们去给“这个无耻的狗”一点教训的帖子。然后我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我收到很多电话恐吓我的人身安全。这很讽刺：我努力去阻止的东西，全部加诸我的身上了。

[虾注4：王千源家在的青岛港务局，政治气氛极为浓厚，号称“两亿吨大港、欧亚大陆桥东方桥头堡”的爱国主义基地]

我第二天早晨和我母亲通了电话，她说她和我父亲要去躲藏起来，因为他们也受到了生命恐吓。她说我不该打电话给他们。从那时开始，简短的电子邮件成了我们唯一的联系方式。另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了我父母家的照片：门口倒扣着一桶粪尿。更加频繁地，我听说玻璃被打破和门被贴上猥亵标语的消息。并且我被告知，在集会讨论对我的制裁之后，我的高中撤回了我的毕业文凭，并且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

我理解人们如此情绪化和愤怒的缘由：在西藏发生的事情确实是悲剧性的。但是要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不可接受的。我相信独立思考的中国人明白这一点。因为那些人彼此煽风点火，表现得像暴徒一样，所以事情才变得这么糟糕。

现在，杜克大学警方保护着我的人身安全，而中国网络上的打击还在继续。但是和那些诽谤我的人预期相反，我没有束手无策，偷偷逃跑。而我的回答，就是公开这件令人羞耻的事情，为了保护我的父母，也为了让人们能够反思自己的行为。我再也不害怕了，我决定检验我言论自由的权利。

因为语言是通向理解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