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轮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过高峰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尤其自2002年以来，中国GDP增长率每年都在两位数以上。但最近，从各种渠道传来的信息均表明，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以至于政府决策机构也调整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把2008年的GDP年增长目标定为8％。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其他一些国际机构，最近也都降低了对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率的预期。目前，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这一轮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高峰已过。

对于任何一个大国的经济来说，增长速率一旦被加快，总有一种很强的惯性和冲势。近些年，我时常做这么一个比喻：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一个GDP高达近25万亿元的庞大经济体，中国非常像一列奔驰在高速铁路上的列车，其市场扩展的动力一旦启动，经济增长势头就有很大冲势。就算宏观决策者想要刹车，让它减速，也必须几年方能见效。

然而，一些宏观经济决策人士和经济学人往往忽视这一点，习惯于把中国经济看作一匹马，以为只要政府扬扬鞭子，它就会快跑；勒勒缰绳，它就能缓步慢行。很显然，如果说这不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它至少也忽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惯性。反过来说，一旦增速下降，要想通过一些宏观政策手段让经济再快跑起来，也不可能立即见效。

近些年来，我一直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保持一个相对乐观的预期。在中国经济目前的“低发展阶段”（人均GDP才刚过2000美元），有几年甚至十几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应该是一种正常现象。

事实上，伴随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如社会财富和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政府官员腐败，城乡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没有减缓且有继续拉大的趋势等）正不断积累。正是由于经济高速增长，这些社会问题才有所缓和，或被暂时掩盖。在目前法治国家远未形成，民主体制还未完善，一些支撑和维系经济与社会运作的“抽象规则系统”还不健全的社会格局下，一旦经济增速减缓，市场化初成时期所蕴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就会加速恶化。

因此，在人均GDP还未达到三四千美元之前，中国经济增速不应减缓。否则，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独特历史文化传统且处于特殊转型期的经济大国来说，在21世纪世界发展格局中，将是悲剧性的。

一个更令人担心的问题，在于与国家基本制度结构所密切关联着的财税体制和近些年的政府财税政策。去年，中国GDP增长了10.6％，但政府财政收入却从3.9万亿元增加到5.13万亿元，增幅达31.4％，近三倍于GDP的年增长速度。而且，这5.13万亿元财政收入还仅仅是我们称之为“第一财政”的政府财政收入。如果把各地政府的收入----也就是所谓“第二财政”以及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算进来，肯定远大于这个数字。

最近，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在《新京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估计，2007年中国各级政府全部财政收入实际高达9万亿元，占GDP总量的36％以上。另外，2007年财政部还发行了两万多亿元国债。因此，在2008年24.66万亿元的GDP总量中，有11万多亿元控制在政府手中，占GDP总量的44％－45％。这些数字实际说明，在近些年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控制社会的力量正在急剧增强，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还强大。譬如，在“文革”发生后的计划经济时代里，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大多都在三分之一以下。

政府控制了这近乎天文数字的钱，就得花。如何花？这方面问题更大。在目前中国税收法定的宪政民主政制还未建立，所以政府如何花钱，还不能有效地为纳税人所直接选出来的代表，切实审议并最终投票批准之前，宏观决策者可以依靠手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用这天文数字的钱去修高架、建机场、造码头、修建高速铁路，搞一些超大型项目，等等。也正是在这种政府财政体制下，近几年来各级和各地政府的豪华办公大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当然，这些年来，政府在支持“三农”、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节能减排和廉租住房建设等方面也增加了一些支出，并全部减免了农业税。但是，相对于31.4％的财政收入年增速和政府财政支出中花在其他方面的钱来说，政府花在上述这些方面的钱，并没有增加多少，有的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甚至还在减少。

在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上，各级政府在一些公共事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加大投资，非常必要，这也是相关建设一个难得的黄金时机。尽管如此，一些政府部门实际上还是觉得有很大一部分钱没地方花。这就出现了一些部委从每年8月开始，就千方百计想办法找地方花钱的现象和问题。这种财政体制和安排的一个自然结果是，在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财政预算制度安排中，政府公务开支占整个财政预算支出的27％以上，而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其比例才占百分之十几。

这种现象说明什么问题？如果不能说这是目前诸多腐败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也至少可以认为，我们有一个大手大脚花纳税人钱的政府。政府控制着全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政府本身又直接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发动机和参与者----当下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都与这种转型期的特殊安排密切关联。

在这样的社会格局和态势中，政府还要继续增加税收，其经济和社会影响就值得人们深思了。从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在任何经济体制中，真正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往往均是由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所推动的；而依靠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常常伴随着高浪费、高资源消耗和低效率。因而，政府应该考虑把钱留给企业，让企业有更充裕的资金谋其自身的成长和发展，以提升生产效率、更新设备、研发新产品、提高出口竞争力，有更强的能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才是一国经济的长久发展之道。

在人民币不断升值和资产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政府再对企业增税，无异于“杀鸡取卵”。另一方面，在通胀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再增加与家庭与居民消费有关的税收和税种，无疑又会进一步遏制消费和内需。我们必须警醒的是，一些微利的中小企业究竟还有多少发展和生存空间？如果这些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生力军”纷纷关门、倒闭或撤离的话，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

另外，从目前的实际财政支出构成来看，那些由政府投资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大都是资源消耗型的。这势必导致资源高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断自我维系，并在实际上部分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并最终传导到消费品物价上。

因此，总体而言，2008年三倍于GDP增速的政府财税收入增长，并不是一件好事，其负面影响不小，且还在不断暴露中。政府财税的超高速增长和庞大的政府财政支出不断增加，不但在某些方面会损害中国经济长期和持续增长的势头和质量，而且也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官员腐败，社会财富向一些与权力有密切关联的人加速积聚，等等。其中所潜含的危险性，我们应当给予足够重视。

面对这样的格局，最需要做和最当做的改革措施，就是通过宪法和行政法规，来约束政府财政税收部门任意敛财和任意花钱的手。从纳税人那里征收的钱，怎么收、收多少、如何花，都应该由人大代表具体讨论决定，而不是每年投票通过一个整体的政府财政预算报告就完事。

说到底，纳税人手中要真正拥有制约政府财政收支行为的权利和渠道，即在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治安排中，要有制约政府部门任意征税和任意花钱的机制。这就是历史上西方人所常说的“no representation，no taxation”（无代表，不纳税）。从现代民主政治的演变史来看，这一口号实际上意味着，政府在要求纳税人缴税的时候，纳税人就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来制约政府如何收税，收税多少，并从而约束政府如何花钱。中国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就应该内含着这样的职能和功能，这应该是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