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之后，谁还敢喊出第二声“丑陋”？

 

　　柏扬先生死了，国人在缅怀。我对柏扬先生并不算熟悉，唯独对那一声震耳发聩的“丑陋”，却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柏扬死了，很可惜，这是当代中国文坛的损失，亦是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损失。但更值得叹惋的是，柏杨之后，谁还敢凭着一颗心，一支笔，喊出第二声“丑陋”，痛斥这个仍“不可一世”的中华民族？

　　

也就是在二十多年前，《丑陋的中国人》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国人因为这本书，认识了一个身居台湾岛，却心揽华夏的作家和思想家。也重新认识了一个从封建制度下脱身不久，正急剧蜕变着迎接新生的中国。中国人是丑陋的，这种念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敢在笔尖处肆意流露的。一个庞大的民族，在两千多年封建中滋养出的强烈自豪感，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信仰。在社会的转型期中，学者们可以大书特书制度上的不是，经济上的落后，却唯独不敢轻易越国民性这一雷池一步。因为这个雷池，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痛处。越过这雷池的，不是没有。梁启超，胡适，鲁迅等等，这些人物都能算上。只是时代不同，乱世时国民尚于生死存亡处不知所措，难以顾及这些看似虚渺的上层建筑。而几十年后的那个时代，民心已定，国人开始了思想文化上的全民性转型。这个时候，脆弱而敏感的国人畏惧激进的全盘西化，也害怕渐进的文化改良的心理显露无疑。对中国优越论仍抱幻想的国人，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固守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希望以“中学为体”在思想文化上继续培植民族优越感。而就在这种隐藏着巨变的微妙格局下，柏杨扔出了一只笔，重重的砸在了国人封闭的脑壳上。

　　痛，是必然的。不痛何以思变？如果没有一人，敢在覆盖全民族的幻想中，用话锋和笔尖捅破这层脆弱的纸。那么这个民族，又何以从清醒的人身上看到一个糊涂的自己？

　　这是一个危险的讯号。一个敢以中国人的身份回望中国人、痛斥中国人的斗士的死，不仅是一种遗憾，更是一种悲哀。中国并不缺少教授学者与精英知识分子，唯独这种如斗士一般敢为人所不为的，太少了。柏杨的死，并不代表这一种文化反思的结束，但却留给了我们一个沉重的问题：中国人，还容得下第二个柏杨吗？

　　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会，是的，会。每个人都可以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会。谁都会点头，只可惜，内心里潜在的抗拒，才是文化反思最大的阻力。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因为他懂得创造。而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卑微的民族，因为他沉浸于自己那些时候的创造。两千多年的封建，屈辱的近代史，都是中国人的伤疤。中国人不敢揭，不敢用“药”来让它愈合，反而寄希望于掩藏这个伤口。柏杨先生刺痛过这个伤口，中国人民族性的另一面让他们接受了这种反省。然而，我们却无法预料，会不会出现另一个柏杨，会不会有第二次见血的反思？这些问题，是中国人自己无法回答的。

　　柏杨身后的中国，并没有因柏杨的斗争而改变多少。旧国民性的车轨仍是国人精神上的秩序。极端的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变相的沙文主义，仍左右着国人的一举一动。我们仍然没能把宽容博大的一面呈现给世界。我还记得曾经在图书馆里翻到过一本《丑陋的日本人》，当时的感觉很复杂，是鄙夷亦是愤懑。借柏杨先生的影响力，为沙文主义打掩护，以一个尚未达自知之明的中国人的身份公然斥责日本人是“丑陋的”，这是一种何等可耻的文化攻击。的确，一句话，一本书，可能表达的只是作者的一己之见。但这同样刺眼的“丑陋”，暴露出的却是国人自己不为人所知的“丑陋”国民性的一面。而如今，我们一谈到日本文化，仍离不开野蛮、落后等污辱性的词汇。撇开一个民族有什么资格攻击另一个民族的文化这一点不谈，单就这种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对他国文化的不尊重，就可以看到文化反思在国人思想上的未卜前程。柏杨先生未能完成的，谁来继续呢？

　　柏杨的死，是遗憾，亦是警示。柏杨先生累了，于是这为传统文化的游击战士撒手而去。可是他留下的事业，却始终是悬在国人心头的重担。要缅怀柏杨先生，我想不必多言悼念，扪心自问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