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西：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死了

 

陈西：中国知识分子的终结

——在贵阳文化讲坛的主题演讲 

戴晴有“一百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做了什么？”的直白，并且问道：“对本民族的现代化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知识分子，究竟干什么去了”⑴？

牟传珩先生有“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和良知在哪里”的追问⑵；

许多忧心忡忡的中国人在四处“寻找中国的知识分子”⑶；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某教授干脆说：“中国知识分子死亡了吗”⑷。

前两次我们贵阳文化讲坛主题演讲有《在**前后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知识分子与反右》。其中谈到许多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微词。我在这里不得不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下这种悲剧性的盖棺定论：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走到终点。

为什么中国的事情要责问知识分子？怎么说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知识分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在其它的国家或民族是这样的吗？

我个人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专用名词，或者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它仅指“中国的知识分子”，仅实用于“中国”。你不能套用“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去类比“美国知识分子”、“日本知识分子”、“印度知识分子”。因为其它民族和国家的知识分子并不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众望所归的责任。在美国，其国魂是基督教徒，显现于社会的是，强调你是一个有理性、有信仰的人，而不是你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日本，其国魂是武士道精神，现代工业社会的表现是职业的归属和定位，表示你属于哪一个集体，有团队精神否。在印度，其国魂是印度教、各地方不同种类的教派、和以此形成的民族地区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他们更多地是强调传统、身份地位，宗教族群意识，而不是“知识”分子。尽管世界上也实用“知识分子”一界说，但是，它指某一群体的功能，清楚的说，是技能技艺；与中国式的，强调知识分子与国家或民族社会的命运和责任无关。况且，“知识分子”这一特定名称正在世界式微，随着人们对“知识”的不断反思，“知识就是力量”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知识分子”这个特定的名称已如同一种业已灭绝物种的名称，正在逐渐消失。

但是，中国落后世界60年（以《世界人权宣言》颁布已有60年算），知识分子这样的身份定位和意识形态认同仍然流行，再加上中国与世界文化的不同，中国知识分子被认定为是中国国魂的传承者和发扬者。这就使我们有了梳理中国知识分子话题的必要。

一、中国知识分子的概说

1、知识分子的起源

“知识分子”一词出现在世界只是近代才有的事。在西方语言中“知识分子”一词源出自19世纪俄国的intelligentsia，意思是：有理智、理解力、使用头脑的聪明才智者。最初指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其他对社会持批评态度的一代人。但是，在西方世界一般认为，是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启蒙运动的“哲士”们（Les philosophes）。他们才是最早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个最大的特征，他们都是反传统，提倡新知识的人士，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知识分子类似于古希腊文化中的“智者”派，即称自己为“有知识的人”。17世纪英国的哲学、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划时代口号，认为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认识自然界，征服自然界。在1898年的法国，当时一些文人发表文章对社会现象发表评论，文章的题目就有《知识分子的宣言》等等。批判性成为知识分子的立场，知识与人物结合，有了“知识分子”的名称，“知识分子”，有别于传统的各类人物。这一部分人一般称“新派人士”。此后，知识分子在法国就是指那些对现实和传统具有独立批判精神并且有知识的人，批判成为了知识分子直接或者间接地干预社会的责任。这种观点在西方社会有很强的认同性。“知识分子”虽然已经诞生，但是，在西方各国却有各种不同理解。提倡“知识就是力量”的英国并不因此就产生了一个“英国知识分子”群体，英国人很少有人愿意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一词含有一丝讽刺的意味，指对日常生活缺乏接触的人。“知识”一词往往与knowledge对应，knowledge意为：知识、常识、学问、知晓。以这样理解形成的英国的知识界与政界和管理层本身就互动密切，他们自身都有一种明确的社会地位、职业、或者信仰归属，再加上，知识分子的唯物主义特性和工具性太浓，“英国知识分子”阶层并未形成。在法国，知识分子只是一个个传播知识的派别，他们不愿意用这种宽泛模糊的概念称呼自己，更愿意用准确的派别名称命名自己。这样，就有福柯的把知识分子分为普遍知识群和特殊知识群。有公共“知识”群、专业“知识”群。以“知识”划分的功能群体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根据不同功能确定的群体，更能被人们认可。另外，即使在西方，“知识分子”的含义也不尽相同。例如，在法国和别的一些西欧国家，“知识分子”有别于依赖于由国家资助的研究机构和学院的科学家与学者，也不同于只有审美诉求的文学实践者。“知识分子”是独立特行的，有不同于流俗见解的自由人士，或者说，自由职业者。然而，在“知识分子”与“自由职业者”两者之间的定位选择，他们更多地是称自己为“自由职业者”。如法国的左拉。在美国，新教徒已经有了反叛传统，批评时弊，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具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特质。他们没有必要再画蛇添足，弄个什么“美国知识分子”出笼。

2、“中国知识分子”的出笼

中国知识分子的出笼与西方知识分子有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求新知，反传统，希望人类拥有更大的能力，战胜大自然。不同之处是，西方的知识界是主导者，中国的是被动者；前者总是后者的老师，后者总是学生；前者是独立自主的，后者则相反。如果说西方的知识分子是以他们的自主性或理性来改造世界，改良社会的话，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则要根据西方的知识和世界观来改变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出世的那天起，就面临着如何拯救中国，实现“五个现代化”的问题。与西方知识分子的改良主义相比（除了法国、马克思主义部分知识分子外），中国知识分子的抱负比西方知识分子大得多，然而，其成就却小得多。

所以，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都有传播知识和真理的情结。他们将被他们认可的西方文明传到中国来，在他们看来这就叫启蒙。因此，如果西方知识群体的形象是立法者的话，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传播者和启蒙者。前者注重在“立”，后者注重在“破”。这个形象其实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启蒙者，是新社会的缔造者；虽然他们很少反思其启蒙的知识面是否有缺陷？追求的是否惟一的真理？他们仍然热衷于他们的救世主角色。

在晚清，梁启超就对这种早期的知识分子情结有过反思。他说：“今日中国欲自强，当以译书为第一事。”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人以为“此语今日或仍未过时”。类似的思想在最近十年出版的某些翻译丛书的前言中也有反映。译书热愈演愈烈，至今未见稍息，虽然早已有商业的因素掺杂其间，但以为引进西方思想文化就是启蒙的想法恐怕是根本的原因。因此，许多人乐此不疲，完全忘记了自主性和创造性乃是启蒙的真义。以为译书就是启蒙，“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梁启超语）

到中期（从1895-1949），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制度论”和各种思想文化学派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致力于学习西方的话语，中国知识分子发起的“五四”运动彻底抛弃了传统，陷入不能自主的失语症状态。在严复看来，中国知识分子脱胎于传统的士阶级，“中国自秦以来，大抵以议法为奸民。然宋元以前，朝政得失，士犹得张口而议也。至于明立卧碑，而士之性灵始锢。虽然，犹有讲学，而士尚可以自通。至于今世，始箝口结舌，以议论朝政为妖妄不祥之人，而民之才德识知，遂尽如斯密氏之所指。”而西方之强，恰恰在于民主制度保证了人民参政的权利，甚至可以不需有君行道，就能自行其道。只有将这个道理向国人讲清楚，才有可能在中国建立那种自行其道的制度。

这一时期有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制”；孙中山、章炳麟、黄兴的法国式“大革命”；有陈独秀、李大钊的苏俄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人革命，以后变成了毛泽东的“农民草寇山大王革命”；还有不被人们看中的胡适的“自由主义”，宋教仁、张君劢的“民主宪政”；以及后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的新儒学等等。

后期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尽入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知识分子传播过新知识，译过书，做过启蒙工作，提倡过各种思想主义，最后，又犯了老毛病，“罢逐百家，独尊一家”，建立了秦始皇+马克思的党文化。

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定义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官方的书籍是这样定义知识分子的：“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等。……知识分子从总体上来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党的依靠力量。”这是根据“知识分子也是劳动人民中一员”的指示定位的。

中国知识分子在“党国”中已经成为非独立的主体，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变异、被消解。不论是主动的、被动的、抑或已经是被镇压被驱散了的。

二、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伤

中国知识分子的产生是与学习近代西方文化有关的，其定义是要与传统的“士”做个决裂。然而，又有多少知识分子得到了西方知识分子的精华呢？有多少中国知识分子窥透了西方知识分子生命的内涵呢？又有多少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了古代“士”的阴影，走出了“卖与帝王家”的依附性？彻底的与传统的“士”文化决裂了呢？

身处时代巨变的徐复观曾经时常谈到中国的知识分子，谈到中国长期专制政治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纠葛。他写了一本《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书，尽管他痛心疾首，感伤时世，追根溯源的批评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词气间常常带着相当强烈的义愤，但是，当别人批评到自身时，他也不能够理智的看到问题之所在。事情是，1974年，法国作家、曾担任过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氏访问日本，在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及中日文化异同和中国文化的缺失时，答称道“中国没有武士道；西欧有骑士道，伊斯兰有，印度有，只有中国没有。”徐先生随即写了一篇文章回应，说在《史记》中《剌客列传》和《游侠列传》，那些“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视死如归而又“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的人物，表现的是“超武士道定神”。他又不得不在后面补充道，“致从封建解体后，在长期专制的威迫利诱下，中国知识分子骨日软，气日消，变成为偷合苟容，顽钝无耻，以迄于今日，这是远沉沦于武士道以下的软体动物层，于是，马氏可切取这一部分以认定中国历史事实的全部。而他不能了解，这是专制下的产物，与民族性没有关系的。”⑸

实际，徐先生与马氏讲的是两回事。徐先生认为，中国有过武士道文化，按一些人的说法，日本的武士道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马氏则说的是，并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一种深深地铸造了国民精神，影响了民族走向的文化。中国故然有武士道文化，但它没能像日本那样，成为国粹。日本有武士道之国风，中国则只有“士为知已者死”的“士”，“以天下为己任”、“卖与帝王家”的世世代代读书人和当今我们所言说的“中国知识分子”。

那么，中国知识分子有什么致命伤？

所谓致命伤，不仅仅是像徐先生指的那样，是来自外部的，长期专制制度造成的。徐先生是新儒家，不从自身找原因，强调外部原因，推卸责任是正常的。我所指的致命伤主要是指来自内部的，灵魂深处的，文化的内伤。

1、救世主心态

《国际歌》的歌词中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全靠我们自己……”，这一句话，把西方人的神给否定了。因为西方人称谓的“救世主”是神，只有神才配得上“救世主”的称谓，否定了神这个救世主的中国知识分子，把只有神才配称谓的称呼转移到了“全靠我们自己”，大家唱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大救星……”，无神论的中国知识分子否定了真神，自己开展了“造假神”的运动，这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闹了一次又一次的大笑话。

过去的事看似偶然，其实不然，这种事只有在中国，只有中国的知识分子才会有造神运动。因为西方有真神，把人镇住了，在全知全能的神面前，人被逼下去了：神是完美的，人则是有缺陷的；神是全能的，人则不能；神是全知的，人则无知。神与人对比，比出了人犯有原罪。所以“十诫”里的头两条告诫是：“崇拜唯一上帝而不可拜别神；不可制造和敬拜偶像……”

西方“有神论”让西方人无法自造假神，人不可能成为神，人在神的面前不得不谦卑下来，人不得不以罪人的身份真诚的存在，人不可能口出狂言，狂妄自大，所谓的科学发明，创造性活动只能受限于现有物质层面，人不能再如神一样，创造出一个新世界。

“无神论”的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早就有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雄心壮志，“以天下为己任”“经世谋略，处士横议，议的就是天下大事。士立志于道，士是道的传承者和维护者，“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的传承下去。事在人为的知识分子，“大写”的知识分子自然会油然而生济世匡国的救世主心态，别人都不行，别人都愚昧无知，需要我来启蒙和拯救。一种舍我其谁，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劣根性暴露无遗。

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臭美，臭德性里那儿有过自知之明，那里会视自己为平凡人，有缺陷的人，那里会有“无知”的承担精神。所以，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知识分子难以合群，没有实际的承担宽容精神。

在世人面前，你是不可能让中国知识分子谦卑下来的。

然而，在官权面前，中国知识分子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2、权力恐惧症下的奴婢心态

中国知识分子虽有济世经国的雄心壮志，然而，刚者易折。由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只是重复上演“城头倒换大王旗”，今天是“党天下”，明天或是秦嬴政似的“家天下”。这块土地上从来未牢固建立过最基础的物质社会的秩序——私有制。孟子能认识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人无恒产者无恒心(见《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然，长期的“公有制”（即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天下之滨莫非王土”，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只能既抛弃“道”和遗忘掉“道”，回归现实，天生的软骨，和不能自立了。

春秋战国之时的“士”们，要礼贤下士的王子王孙来豢养，方不会冻死饿死在荒野。秦汉以降，只知饱读经书的知识分子便也只能寻着这条依附权势的路走下去，好讨个功名利禄。没有私有制，也就没有知识产权制和最后的避难所，知识分子的劳作只能是为他人做嫁妆，一生世世代代依附在权势者身上，潜意识中早就养成了见到权威者腿肚子就软，奴颜婢膝的德性。在老百姓面前，陌生人面前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在赏其食者的主人面前就只能是摇头摆尾了。毛泽东深知知识分子的这种软肋，知道只要握有权力，天下的知识分子都会尽“入我彀中”，或经过“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驯化，通通归我用。于是，读书人的他，并不是全心全意地去做一个专职的知识分子，而是一门心思地去谋略夺权，干“革命”的事。

鲁迅说：中国知识份子只能充当统治者的帮凶或帮闲。当然还有帮忙、帮腔的。一部分人不愿充当帮凶、帮闲、帮忙、帮腔，或者求其帮而不可得的，就只有作一个穷教师、穷秀才，或者写一点没有稿费和版税的诗、文、小说、戏剧和学术著作，更不济的就去卜卦、算命、看风水，沦入不如娼妓的“九儒十丐”的悲惨境地。自立和独立的人格是十分重要的。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想到济世经国，内圣外王，大同世界，就是没能想到谋取独立自存的社会地位，和建立能自立的经济秩序呢？

不能思考自立、独立、自由之道的知识分子还能算是有大智慧吗？不能摆脱依附性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恐怕是他们最大的内伤之一。

3、好面子综合症

然而，有着内伤和软骨病的中国知识分子天生不足月不说，还依着病势发展出了病源之上的变体毛病——好面子综合症。

综合症之一是：在小亏与大亏之间计算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学会哲学层面的、抽象思维的、纯粹观念世界的理性认知。就如同今天的知识界一样，只能停留在经济层面上的思考，科学技术层面上的思考，权势与利益上的思考，不能进入个体人的层面、灵魂和社会公义的层面的思考。

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习知识首先是带有强烈的功利性。传统的“士”到了1300年前的唐朝，兴起了科举制，专业化的读书人如同一种新兴产业被发展起来，“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破万卷只为考取功名谋取一官半职。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目标明确，然而味道淡薄。读书只为名与利，与功名利禄无关的思考、超越现实、存在、时间、人是谁的问题，公正、法理、正当权利的问题都不值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去思考。虽然科举制有让知识分子通过考试的形式参加管理国家的意义，科举制度有一种平等要素，参加考试的知识分子常有是从社会底层的人升迁上来，可是，这种被动的，只知道八股文写得好，缺乏追问、否定、思考和创新的读书制度对中国的今天又有什么参考作用。考上的就是官，就加入统治者阶层。然而，在帝王面前，知识分子还是直立不起来，没有平等的权利，只能给帝王当奴仆，而不是给民众当公仆。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会反对帝王，不会思考统治者合法地位的公正与否问题，知识分子不会成为独立思想的主体，没有个体独立的主体的存在，中国的知识界不可能会有创新和创造，社会也不可能会有反对派的出现，而，没有反对派的出现，中国的知识思想界就成长不起来。

反对派是中国知识思想界独立存在的标志，没有反对派的存在，中国读书人只能永远存在于记小利而忘根本，忘大利的局限性中。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小器、缺心眼是有名的。死无葬身之地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才会有：“吃小亏，占大利”的名言。

综合症之二是：自恃聪明清高

“要吃得小亏，方能占得大利”。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自恃聪明的一个表现。否则，刘少奇怎么会进入“狡兔死，良狗烹；敌国亡，谋臣灭”的历史窠臼。他们所认为的小亏和大利其实都在“如莱佛”手掌心之内，他们的计算其实都未能超出三界。

这不能怪罪中国的知识分子，自恃聪明清高的中国知识分子从祖先那儿起就没有开出像古希腊那样的理性认识，也没有寻找到希伯来那样的“上帝”的信仰，和古罗马的法文化传统。

中国知识思想要素的内在天然性阙如，恰恰导致了自以为聪明的中国人的愚蠢。著名政治学者刘军宁有一段话说：“中国人向来以精于商业著称。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的政治头脑也不简单。尤其擅长钻营与算计。但是，对不同政治制度的不同成本却从未用其商业头脑作过认真周密地核算，以致世世代代吃尽无穷的苦头、付出无尽的代价而不自知。……中国人对无限政府与暴政的宽容与耐心就像中国的景泰蓝一样举世无双。……这种宽容与耐心是出自大度，还是出自无知。……如果中国人聪明的话，为什么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政治正义？为什么不在意自由权利，只关心没有权利便朝不保夕的财产与权力？为什么不去探索能够发挥而不是压制所有中国人聪明才智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⑹从中国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历来结局都不会太好的状况来看，中国知识分子不懂得关心永恒性的问题。

综合症之三是：同类相残症

“窝里斗”，“文人相轻”是不是中国人从娘胎里带来或者从文化传统中产生的劣根性？不是。中国文化结构讲究仁义、忠恕之道。仁者，泛爱众而亲人。义，是合理合群的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受苦受难的人们之间“患难相扶、守望相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正义互助行为。忠，是诚实和不偏不倚的中和之道，也是对群体、对民族、对事业的使命感、责任感。恕字，有“如”、“心”二字组成，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就是宽容和宽恕。

那么，中国知识界为什么会比平民百姓更喜好同类相残呢？

实际上，还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求“完善、完美无缺，和反之，实际存在的人的不可能完善”有关。

中国知识人站出来一个，每一个人都会认为自己掌握有真理，自己是最聪明的，自己是最正确的。心中没有苏格拉底式的无知，没有耶稣式的原罪，没有理性局限的认识，确有“理性的自负”。

综合症之四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中国知识的所谓高屋建瓴、高瞻远瞩、追求完美无缺变成了眼高手低，心高气傲、高谈阔论、曲高和寡、好高务远。

有一本书《中国人的素质》，是美国公理会教士明恩溥（1845—1942），1872年来中国，经过22年传教生涯，于1894年成书的作品。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100多年，这本书对“儒、道、佛”三家的评点还是中肯的。书中说，儒、道、佛是当今世界上最精致、最完美、最有感染力、最优秀的教义之一，然而，与它喂养出的人物对照，在儒、道、佛文化氛围里生长出来的人不仅不是最优秀的，反而是最丑恶、最肮脏、最猥琐、最低俗低廉低级的。究其原因，是无法付诸实践的问题⑺。换一种说法，是无法获得一种普世性的价值观，无法进入平常和过程之中的原因。或者说，是不能接纳恶、贫贱、无知的原因。它们抛弃了恶、贫贱、无知，所谓“近鬼神而远之”实际，它们则归于恶、贫贱、无知之地。

三、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承受之重 

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群不能承担重任的群体，就如同知识本身，它不具备承担重任的责任。知识只是一种工具，一种认识事物的尺度；是一种人为制造的、能够掌握、和惟有人才能够理解的尺度。居于知识的这种限度，如果一旦事物超出了知识的范畴，不被人所掌握和制造，它属于创造者的，这就不是知识所能够承载的了。还有那些需要借助外力，来自超然、或超越性的力，或者说信仰之力才能承担的，也不是知识分子的份内事。中国知识分子承接了祖先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文化中，对“士”，对知识分子的“期望值”太高，并且，传承下来的文化只是中看，不中用，甚至是缺乏创造力的文化，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内在的，潜在意识与实际不相符合的双重打击下，在与世界文明的碰撞和展示之中，自然，一比较就原形毕露，就垮了。

1、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性

在一个“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社会地位，或者说是财源滚滚，而国家人口文盲率一直特高的国家，读书只是一部分人的专利，所谓有知识就成了一个特殊的，有特权的群体。然而，实际有知识就跟“能识文断字的人”的概念差不多，知识并没有担当起其它的社会功效。

据统计资料，1949年，4亿中国人就有3、2亿人为文盲，成人文盲率是80%；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中国文盲人数为2.3亿,文盲的总人数与1949年变化不大。文盲率与总人数相比是减少了，为23.67%,而同期日本的文盲率为0.3%。

物以稀为贵。如今，每一年都有数百万青年学子走出大学校园，现在有“大学毕业就等于失业”的说法的，2006届大学生喊出“零工资就业”。据相关部门统计公布，2007年毕业生人数达到495万人。从这里意识到，随着读书，读大学不再是难题，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再奇货可居，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还原成为知识的“分子”。他们更多地有了所学知识的秉性，成为职业人，较少地有人文关怀，更没有我们长期期望的那种担当精神。

所谓，知识分子应是社会的良心。他们应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儒家张载语）。此种说法，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综观整个人类文明史，能够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的不是知识，而是信仰。在知识与科学不断世俗化和市场化的今天，知识与科学非人性的，工具性的一面更加暴露，其“敲门砖”的作用更加彰显。知识与被捆绑的知识人，过去是，今天仍然是“近墨者黑”，缺乏定力地过着摇摆式的生活。中国知识分子本质上一直是中华民族识别信息工具的传承者，其自身并不有“为万世开太平”的创造性与承担精神。如果有这种潜质，中国历史就不会在王朝恶性循环的怪圈中残喘了。

在恶性循环的历史中，我们是见到几个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挺身而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居一格降人才”的，然而，为什么中国的人才总是令人大失所望，中国的智识始终成不了气候。何况，仅仅只有个别优秀人才是代表不了整个团队和民族的。令人遗憾的，中国的民间或是官方，却一直对“人才”情有独钟，或许这就是造成对“知识分子”的期望质空洞的原因之一。其实，天地良知与人才，或者与有没有知识无关。“人才”的概念就像知识分子的概念一样，没有成其为人的“神性”，只有“千里马”的畜性。

在中国，人们遇到不可能克服的障碍时，呼叫的是“人才”，“英雄”；与此相反，在西方，呼叫的是“神”，“主”的救赎。不同的依靠对象，形成了不同的景观：一方，“师道之不存已久矣”（唐朝，韩愈语）；另一方，背起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者是在叹息，无奈，恨其不争之中走向反叛、极端和摇摆软骨；后者则是在神的招呼声中，走向信靠、走向担当、走向世界。

2、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形

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就是一批匠人。匠人就是指有一技之长，利用所学知识或专长去刨食，服从肉体需要而劳作的人。刨食是目的，他们为此目的去学习、去做工；然后，留下的产品，或消耗掉了；或许，遗留下来的产品成了文化遗产，被后人称之为古代历史文明。实际上，那代表了匠人与他那个时代刨食的水准，他做过工的证明，具有古董和遗物的性质，并没有塑造天地良心的功能。

当今中国的“大师、大家”很多，书法家、艺术家、美食家、表演大师、总设计师、文化苦旅大师、大明星、和硕士、博士、博士后、教授等等。如果我们转换观念，依着本文的梳理，仅仅把他们当成刨食的匠人。“领袖也是人马”，不能因为他们学识多，名气大就把天地良心与他们等量齐观。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埋怨知识分子了。如果我们仍然依着过去的路径，难免又回到文章的开头，大家都来谴责中国的知识分子，结果，只能是再生一次闷气，再发一回无名的火，依然如故，看不到中国的阙如。

平心静气而论，当今中国的大师，大家、各种职称学位很多，是与中国当今被“总设计师”设计为“世界工厂”相关的。

依此来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形就出来了，中国知识分子=工具=产品=纳税人。

所谓知识分子是工具，或者说，匠人，指知识分子本人而言，他们努力读书，学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有一技之长，好谋一份工作，可为肉体寻一个舒适的居所，其它的不再关心。

产品：知识分子不把自己当人看，自己被传统文化当成产品，也把别人当物品看待。国家是这样，家人是这样，都不把知识分子当人看。大家需要的不是“人”，而是产品，人不好处，产品就好处理，产品不好使，不能用就换掉，或丢掉。那种不可替代性，不可任意丢掉，不可买卖收购的属性属于人，不属于知识分子。

纳税人：知识分子自我物化，或被国家和政府物化，知识分子就成了国家和政府GDP增长的良器，或者说纳税人。如果说，知识分子是纳税人的话，与纳税相伴而产生的纳税人的权利应当是，“无代表，不纳税”。显然，无论是知识分子也好，还是纳税人也好，他们都没有能依自己的意志经公投推荐出自己的代表出现于公共事务领域管理公共事务的。

3、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理性的自我定位

我们的世界越来越清晰，她就像人的眼睛那样，容不得沙子，容不得模糊。中国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已经到了梳理和消解的时候。尤其是人权时代的来临，那种不把知识分子当人看的物化意识，“尊重知识分子”也不过是像伯乐一样，把知识分子当马看。更何况，中国知识分子的名声已经扫地。

像大知识分子郭沫若，他不愧为一个绝顶聪明之人。他的绝顶绝聪就在于会做戏，是个变色龙，在不同场合显露出不同的脸谱来。郭自己就有关于“逢场作戏”的经验交流。

在报告文学《无花果》（石湾著）中，有一段郭沫若对陈明远说的话：

“做人有两种，一种叫逢场作戏，那样，很快就能成功；另一种，叫自然流露，也很容易倒霉，甚至毁掉……。”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知识分子级别最高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机构，其下属哲学研究所的教授郑家栋被号称为“儒学大家”。他利用出国可携带配偶的机会，每次到美国时都带一名女子出境，结果在第五次带人时被抓。郑家栋通过偷渡，收入超过二十万人民币以上，后被判处两年徒刑并罚金若干。

北京大学自称为孔子第七十三代“直系”子孙的教授孔庆东，其所学知识指导他跳出来指责章诒和“那个阶级是我们政权的敌人”，还说“共产党对他们是极其宽大的”，孔庆东的知识仅限于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明显缺乏人性。

还有许多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戏剧表演大师、和各类科学家。他们与匠人赵本山一样，仅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者或传承者。

鉴于此，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还原中国知识分子，以职业来明确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不要再把铁肩担道义的重任与中国知识分子捆绑在一起。一代国学宗师王国维的自投昆明湖，以身殉中国文化。作为一种象征，就是说明了中国的知识和文化阶层承担不了除专业知识之外的道义、良知、人权等等的负重。请放弃对匠人们的拷问！

话又回过头来，知识分子不应当再以“圣人师”、“道德家”、和“权威人士”的面孔干涉非本专业之外的社会活动。要走出“道德国家”的旧轨，进入“公民社会”、“法治国家”时代。各行各业都要忠于职守，用新时代的话语恰当准确地给自己定位，明确内行外行有别，既不要越位，也不要缺位。

4、走出知识分子的误区

以知识分子来定位自己，或以此来与人群区分，其实质就是中国专制文化在中国的百年继续。中国人只知道寻找知识分子，西方人早就在苏格拉底那里就学会了“寻找人”。

苏格拉底在雅典大白天打灯笼四处寻找，教导西方人不是去寻找知识，而是寻找“人”。同时，他还给知识分子做了定位。那时的知识分子，自称为有知识的人，他们总认为自己很了不起，要高人一筹。即是有学问、有见识的“智者”。他们是从自己有某一方面的知识来定位，以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得到“智者”的骄傲感。苏格拉底则不是这样，作为人类的教育家，苏格拉底告诉人，人类是无知的。那些自认为有知识的人，或者智者都是无知的。苏格拉底说：你有某方面的知识并不等于你拥有了所有人已经掌握了的知识，即使你掌握了人类所有的工、农、商、法、物理、化学、医学、语言学等等知识，你也不能称自己是知识分子，因为知识是不能穷尽的，人类是无知的，个人同样是无知的。你要从别人有，你无的地方去看，就可得出你的“无知”；从人类未知的领域，人类无能无力改变什么的地方去看，你就可得出人类的“无知”。

以知识来界定我们的社会，固然对知识分子有利，然，只是小利，对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后果实际是大损失。因为，这样的社会会趋之若鹜地去掌握知识，诸如提倡“尊重知识”，“科学发展观”等等，并且这些无视生命的知识就会道貌岸然地成了高贵的主流文化，然而人权、人性则遭到了抛弃或践踏，专制极权便会肆无忌惮。

知识就是妄想着对无知者的启蒙、训导、蔑视、歧视、仇视、然后是专制。知识成了实行专制的合理理由。知识与素质、科学、道德的仰望有关，知识以现世、肉体、功利、权势的需求有关，却不看重人类的良知和尊严。知识更与信仰无涉。由知识为主体建立的社会固然有经济成果，GDP增长率高，但是，人性已经没落，社会的危机、和冲突则会不断增加，人们也缺乏安全感。知识、素质、科学、道德的提法的确诱人，而且还可以有劲地煽情、做秀、唱高调。但是，这些时髦的东西由于缺少了对个体的人及其生命的终极关怀，知识则归于一个苍白的符号。你是知识分子，你同时可以是一个无灵魂、无思想、无良知、不知廉耻的器皿。中国知识分子纵然像摩登泡沫一样多，但都如同有一个过眼烟云的人生，瞬间就消逝了。因为他们不像信仰者那样，与自由、平等、公义、人的尊严同在，把自己的生命与永恒世界联系起来，支撑起一片洁净安谧祥和的天地。

强调知识、文化、素质、道德的社会必然与专制权力天然一体；与个人主义、自由、人权、公义、普世原则无缘；更与信仰无缘。

四、结论

“知识分子死亡”的问题，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利奥塔早就提出过。他认为知识分子因为往往将自己放在人、人类或人民的位置之上，以此为一个普遍价值的主体，习惯于针对社会每一个人居高临下的发言。然而，他们不知道，他们赖以生存的那一套体系只是多元世界之中的一元，他们的知识也是局部的。当今社会的知识已经繁花似锦，呈现出不断的细化，不断再分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也在分工分化的现代化大潮流中。所谓各类的专家、博士、工程师、医师、律师、政治家等等的名称或头衔其实就是最好的证明。知识分子的概念已经终结，涅槃为各类匠人。

知识分子的终结意味着以培养知识分子为目的的专制教育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公民教育的开启。知识分子教育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教育”，君子教育上则为奴才，下则为大人也。知识分子是想做“大人”，然，“大人”必然也是“小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只知道或“大人”，或“小人”，甚至于在“无耻之徒”之间争扎，却永远不懂得何为“人”，何为一个神圣的人。

如今，人们已经开始在寻找一个普适性、共识性的“人”，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的形象。

人是什么？人是谁？

这个世界过去没有，现在也不再可能指望知识分子来回答这个问题。知识只是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人们是可以借助知识包括科学仪器认识宏观世界和微观粒子世界，但，独独不能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灵魂。“人的可悲不在于他缺乏知识，人类的悲剧不是认识论的缺乏，而是人对自己缺乏认识⑻。”人类往往听任各种谬误支配自己，从而丢失了自己，生活在虚假、空洞、偏见之中，忘记了人生存的根本，使自己的生存失真。这样的“知识中心论”应当休矣，人当回归到对“人的终极关怀”上来，使每一个人都与永恒的价值联系在一起，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确定位自己，寻找到自己做“人”的形象，拒绝人生随意被知识伪装的影像弄糊涂。

绿色文化者：陈西

2008年5月5日于贵州贵阳大西门市西河边

 

注：⑴：摘自>《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 戴晴

⑵：原载《观察》《寻找中国的知识分子》薛东华

⑶：《“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和良知”在哪里—由公务员考试引起的思考》牟传珩-政右经左  2007-09-14 08:35:45

⑷：《中国知识分子死亡了吗？》许纪霖(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说明：本文系作者于2000年6月28日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的讲演稿

⑸：见《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4页

⑹：《政治中国》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刘军宁《人•••制度••选拔•选举》

⑺：《中国人的素质》[美]明恩溥，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275页

⑻：《人是谁》[美]A•J•赫舍尔（1907-1972）犹太哲学家和神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