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以《拉特兰条约》处理宗教问题，主权和领土不绝对挂钩，也是处理西藏问题的举示。
上周谈及一些非洲国中之‘国’对西藏的启示，其实国际关系尚有不少案例，足以让牵涉西藏问题的各方借鉴。假如北京能充份承认达赖的宗教身份、只要他抽离于现实政治，八十年前梵蒂冈问题的解决方案，依然值得我们重温。
严格来说，我们熟悉的‘梵蒂冈城国’（State of the Vatican City）是定义独特的国家，拥有圣彼德大教堂附近的零点四四平方公里土地，但它的主体‘天主教廷’（Holy See）其实同样拥有‘主权’，也是国际法承认的主权法人。一旦教宗丧失梵蒂冈仅有的、象征式的土地，天主教廷在国际社会，依然是独立主权实体。事实上，意大利统一后，原来属于教廷的‘教皇国’（Papal States）全部领土被兼并，教宗自己宣布成为囚徒，从一八七零年到一九二九年，天主教廷没有一寸独立土地，却依然是主权实体，依然和各国保持外交关系。梵蒂冈那块比一般公园更小的土地，不过是方便世人对‘国家’的惯性想像而赋予的工具。逻辑上，要求西藏独立的人、希望达赖有国家元首身份的人，可以要求土地，也可以要求主权，后者并不一定要西藏脱离中国。
创造梵蒂冈城国的人，是今天身败名裂的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其实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墨索里尼成功令意大利成为疑似强国，得到邱吉尔、甘地、爱迪生等人的共同崇拜，却一度被当作国际和平使者，几乎是国际政治的头号明星。原因之一，就是他为意大利解决了棘手的教廷问题。在一九二九年与教宗庇奥十一世代表签订《拉特兰条约》（Lateran Treaty）--此前双方关系，并不比今天的北京和达赖好。条约精髓，就是让意大利主动割让领土，将梵蒂冈的国家身份视为教廷宗教身份的延伸，保证尊重教廷主权，更赋予教宗等同国家元首的世俗统治权，并让教廷参与意大利主权内的教育和家庭事务，以换取教廷承认意大利统一的既定事实。为免教宗成为太上皇，《拉特兰条约》规定意大利教会神职人员必须是意大利人、忠于意大利政府。但对民族主义者而言，主动割让土地，哪怕是如此象征式的土地，依然殊不容易，对墨索里尼而言，尤甚。因此当时舆论对条约一致赞扬，认为墨索里尼拥有超前的国际视野。
表面上，梵蒂冈城国的‘国民’只有一千人；实际上，教宗的真正服务对象是教廷统辖的全球天主教徒。既然教廷有了双重身份，理论上，梵蒂冈和教廷可以分别和各国建交。不过为了避免混乱，梵蒂冈不行使国家外交权，而是委托教廷处理一切外交事务。因此，梵蒂冈通过教廷体系和各国签订的条约，只是宗教契约、教廷契约（Concordat），而不是正式的外交条约，是为了规范和其他国家在教会层面的关系，而不是确立那零点四四平方公里土地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其实是取巧的：由于教廷同时拥有领土，教廷契约经常被误会成外交关系，前者的涵盖内容比一般外交条约要广，因为教廷足以干涉主权国家内部的教会事务，正常国家却不能凌驾别国主权；但教廷有了国家身份，就被约定俗成当作‘唯一能合法凌驾主权的国家’。这对教廷而言，自属上算。对意大利而言，表面上这是‘丧权辱国’，但实际上，墨索里尼却永远解决了其统一问题；‘教廷保护者’的身份，更成了意大利的重要国际资产，也是它始终拥有一定国际地位的原因。《拉特兰条约》，是双赢。
西藏和梵蒂冈当然不能直接类比，起码西藏问题还有民族成份。但北京其实没有否认达赖是藏人精神领袖，也没有否认他可以担任（包括好莱坞影星理察•基尔在内的）全球藏传佛教信徒的精神领袖。假如北京承认‘达赖廷’--而不是西藏--为主权实体，让达赖本人成为持有主权的国家元首，让他自行和各国签订‘活佛条约’，规范各国藏传佛教徒的事宜，中国其实毋须割让土地，也足以满足藏人的宗教诉求。
就是世人不习惯接受‘没有国土的主权’这样抽象的概念，假如北京让布达拉宫成为梵蒂冈那样的象征性一千人城国，甚至将数座寺庙交予达赖管治，就像梵蒂冈拥有十多座意大利教堂的主权，西藏独立的理论基础就会削弱一半，藏人也得到朝圣的向心力。只要藏人相信北京政府更能协助解决经济问题，心灵问题有了有主权地位的‘达赖廷’照顾，‘拉特兰模式’对北京而言，不但没有实质损失，还可以像意大利那样，对境内宗教国施以影响。活佛体系甚至可协助中国累积软权力，就像教宗成了意大利弘扬软权力的武器一样。一旦解决了宗教，那里剩下的，就纯粹是地方主义与中央主义的矛盾。这样的矛盾全球多不胜数，对西藏的关注，也就失去不可取代的独特性了。
注：
沈旭晖，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民族主义与外交、反恐、中美关系、香港涉外关系等。耶鲁大学学士及硕士、牛津大学博士，香港Roundtable社会科学网络名誉主席。学术著作有《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等，非学术著作有《国际政治梦工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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