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来稿：毛泽东为什么要冒充精神领袖？

万维网友谢选骏来稿：原题《湘独分子毛泽东》

     毛泽东晚年众叛亲离，“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人章碣的这首诗，据说他曾手书送给傅斯年，当时抗战胜利前夕，为促进国共两党和谈，傅斯年与六位国民政府参议员亲赴延安斡旋和平；然而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成为毛泽东自己晚年的写照。林彪被毛泽东害死以后，毛终于承认自己一生都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位毛猴子梦想废掉四书五经，让林彪给他编辑的《毛主席语录》，企图取代孔子的门徒所编辑的《论语》，冒充中国生活的指南，好让他这个缺乏高等教育的湖南游民，冒充中国的精神领袖。

      毛泽东这位游民队长为什么会想起来要冒充精神领袖呢？

      我们注意到，由于长期的、绵延四百多年的外国征服，中国人已经习惯于高压的、蛮不讲理的军事统治和屠杀政策。这样的社会是无视精神领袖而只看军阀脸色行事，而且会进一步怂恿军事领袖去冒充和扮演精神领袖。难怪中华民国的政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与“人民”毫无相干，完全是军阀的天下。天下被说成是军阀们用枪杆子打下来的，就好像一只鸟那样。在这些丑陋的共和时代，军阀们掌握了议会，而军阀们之所以需要意识形态，也只是“拿来”作为自己放肆地进行烧杀抢劫的遮羞布，为自己的“合法性”制造一个勉为其难的“基础”。

      乱世的基本信仰就是“人格混乱乃是生命鼎盛、活力充沛的结果”。人们把朝令夕改看作治国能力的体现。现代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乱世，它崇拜的是丧失原则的僭主。而要摆脱乱世的纠缠，就必须回归“人格的单纯”。人格单纯其实才是生命鼎盛、活力充沛的结果。朝令夕改则是丧失治国能力的体现；治世的基础，是坚持原则、崇拜制度。

      1900年以来的百年中国历史表明，中国人始终生活在彼伏此起但绵延不断的乱世中，现代中国人把这个乱世叫作“民国”，或者多加了几个字叫做“人民共和国”。在这个名为共和政治、实为军阀政治、寡头政治、僭主政治的乱世下，中国人显得非常缺乏政治能力。不仅大陆本土和台湾等离岛

是如此，中国人在各国建立的“唐人街”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那里公共事务的特点是“一塌糊涂”，“脏乱差”横行霸道，体现了“失去脊梁”的社会成员所具有的“没有规矩”的特征。这些人不是“没有家教”，而是受到了“只顾自己、不管闲事”等缺乏公德的“家教”。

      在“共和政治”下，中国人上演了“文革”这样无耻的闹剧、丑剧，甚至五胡乱华、蒙古入侵、满洲窃夺，也没有造成左派掌权这样惨烈的灾难。因为左派掌权的背景正是类似五胡乱华、蒙古入侵、满洲窃夺的苏联入侵，而且在苏联入侵这个现代的五胡乱华、蒙古入侵、满洲窃夺之上，还要加上那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改造中国”以及山沟里的“愚公移山”。对于一个断了脊梁骨的民族，这样的灾难已经见怪不怪。查查中共的“祖国”苏联，正是由于俄国在日俄战争和一次大战的先后失利，使得沙皇威信终于完结，酗酒成风的俄罗斯人于是失去了最后一根支柱，沦为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这时候布尔什维克才得以趁机作乱，靠着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斯大林”意为“钢铁”〕才能造成一个马列主义的苏联政权。

      但是另一方面，即使像文革这样的闹剧、丑剧，也还是需要围绕一个伪君子〔毛泽东〕，来演出其个人崇拜；也需要以一个伪共和制加伪君主制来推行其全面专政。可见，君权功能确实是中国政治不可或缺的核心，即使在毛泽东“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嚎叫下。

      作为民国首任总统的袁世凯，就为毛泽东做了一个恶劣的示范。在他的总统就职宣言中，便将传统的纲常礼教归纳为“忠”“信”“笃”“敬”，并根据严复的提议，在1914年11月3日颁布的《箴规世道人心》的告令中，宣布“忠孝节义”为“中华民国的立国之精神”。

      在清末民初的中央政权逐渐失去地方控制权时，原先在社会势力分层中处于边缘的地方军事势力，逐渐完成了“地区中心化”的过程，而急剧膨胀的军事权威成为无序化社会的主导者。而后来的独裁者毛泽一开始是积极主张联省自治的，他说：“我主张中国原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蕃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由人民〔也就是像毛泽东这样的无业游民〕建立二十七个国。”
他认为实现联省自治尚无条件，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他甚至设计了“湖南共和国”的方案。

      毛在1920年9月3日的长沙《大公报》上发表一篇《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宣称：“既然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那么最好的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二十二个行省叁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毛的主张显然比十年以后伪满还要激进。

      《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献》编辑组合编，1990年版〕中有篇文章《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1920年9月5日〕，文中说，“固有的四千年大中国，尽可以说没有中国，因其没有基础。”这个“无中国论”不仅重申“二十七个中国论”，还鼓吹“我们[湖南人]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也“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湖南人]的事”。〔《绝对赞成“湖南们[门]罗主义”》[1920年9月6日]〕

      毛文《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1920年9月6-7日〕更无知地宣称：“小组织受束于大组织，事事要问过中央，事事要听命别人，致造成今日之恶结果。假使湖南人早能自决自治，远且不言，丁、戊以方新之气，居全国之先，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制，不早已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真是一个小地方、未开化的苗蛮。

      毛文《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1920年9月26日〕说，“我又觉得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於‘民’，乃在於‘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

      在1920年双十节发表的《反对统一》一文，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每朝有几十年或百多年的太平，全靠住一个条件得来，就是杀人多，流血多。”可见二十七岁的毛泽东历史知识是多么贫乏，还不如一个普通的中学生。

      毛泽东还叫嚣说：“中国之大，太没有基础，太没有下层的组织。在沙渚上建筑层楼，不待建成，便要倾倒了。中国二十四朝，算是二十四个建在沙渚上的楼，个个要倾倒，就是因为个个没基础。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因此我们这四千年文明古国，简直等于没有国。……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甚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中国这块土地内，有中国人和没中国人有甚么多大的区别？在人类中要中国人，和不要中国人，又有甚么大不了的关系？推究原因，吃亏就在这‘中国’二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

      毛还吹捧地方分裂主义说：“胡适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们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国庆是庆中华民国，我实在老不高兴他。特为趁这国庆，表示我一点反对统一的意见。”

      毛文所表达的，其实完全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权力欲望。马基雅维利式的权力欲望的突出表现在于：联省自治运动最有力的反对者是那些在未取得政权之前支持或同情联省自治的人，这些鼓吹联省自治的政客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越接近权力、手中的权力越多时，他们就变得对联省自治越是反感。除了毛泽东，陈独秀与孙文也是如此。这从反面证明，联省自治与中央集权相悖。

      陈独秀早先曾参与过陈炯明的广东省自治政府，主管过教育，但后来主张组织一个强大的政党，以武力来统一中国，成为联省自治的反对者。孙文本也主张中国实行联邦制，赞成联省自治。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他在巴黎发表谈话：“中国于地理上分为二十二行省，加以三大属地即蒙古、西藏、新疆是也，其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而为差异。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最为相宜。每省对于内政各有其完全自由，各负其统御整理之责；但于各省上建设一中央政府，专管军事、外交、财政，则气息自联贯矣。”〔陈定炎：《陈炯明研究．研究资料》〕但后来孙文的羽毛丰满，认为联省自治妨碍了他的武力统一计划；到晚年，孙文对联省自治乃至联邦主义更是敌视，在其《三民主义》中痛批联省自治。

      毛后来也成为武力迷信者，他在1938年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中说：“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对近代中国“军阀建国”的权力产生方式的进行了概括，预示中国正在进行预谋的军阀建国。

      同样，毛对尊孔和孔教的态度，表面上和民初的军阀相反，其实都是为了抓权。民国初年是秩序变转型时期，孔教等传统价值观可以成为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资源，特别是军队的成员来自于农村社会，其对新观念相对滞后，所以传统的价值观念更有发挥其作用的空间。民初军阀们的尊孔措施，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社会里制度化了儒家之翻版，如重新厘定祭孔的仪式，对孔门后裔进行册封等等。

      如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的发布“尊孔崇圣令”：“……近自国体改革，缔造共和，或谓孔子言制大一统，而辨等威，疑其说与今之平等自由不合。浅妄者流，至悍然倡为废祀之说，此不独无以识孔学之精微，即于平等自由之真相亦未有当也。……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既结皇煌帝谛之终，亦开选贤与能之始，所谓反之人心既安，放之四海而准者。……值此诐邪充塞，礼法荡然，以不服从为平等，以无忌惮为自由，民德如斯，国何以立。……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虽然罗永绍等议员以“违反约法信仰自由”对这项命提出质疑，但是1914年2月7日袁世凯和民国政府依然发布“规复祭孔令”规定：“因袭历代之旧典，议以夏时春秋两丁为祭孔之日，仍从大祭，其礼节服制祭品，当与祭天一律。京师文庙应由大总统主祭，各地方文庙应由长官主祭。……其他开学首日，孔子生日，仍听各从习惯，自由致祭。”同年2月20日又发布了《崇圣典例令》，其中第一条规定：“衍圣公暨配祀贤哲后裔膺受前代荣典祀典，均仍其旧。其公爵按旧制有宗子世袭，报经地方行政长官由内务部核请承袭。”第四条规定“圣贤后裔，旧有五经博士等世职，兹均改为奉祀官，世袭主祀。”并每年可从国家获得固定的祭祀费用和设立专门的“圣庙执事官”。

      这种原则很快也体现在具体的行政措施中，蔡元培比较激烈的将孔子及儒学从一般的教育体系排斥出去的教育纲领在不长的时间内被终止。由此而来，各地尊孔读经之风复燃，并被认为是解决日趋活跃的学生运动的手段。汤化龙的《上大总统言教育书》〔1914年〕最具代表性。他说：“化龙洞观世变，默察民情，知非明定教育指针，昌明道德，不足以正人心而固国本。深维孔子之道，最切于伦常日用，为举国所敬仰，其言行多散见于群经。历代本其训诂、词章、性理、制艺之说以诠孔学，名为尊孔，而实则乖。兹拟宣明宗旨于中、小学校修身或就国文课程中采取经训，一以孔子之言为旨归；其有不足者，兼采与孔子同源之说为辅。一面厘定教育要目，自初等小学以迄中学，其间教材之分配，条目之编列，均按儿童程度，循序引伸。揆之教育原理，既获以善诱之法，树厥初基，按之全国人心，亦克衷至圣之言，范其趋步，崇经学孔，两利俱存。庶几救经学设科之偏，复不蹈以孔为教之隘。”

      《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的作者陈志让〔Jerome
chen，1921年—〕曾经总结过，“从袁世凯就任总统到张作霖任大元帅〔1912-1927年〕，这十几年中军阀因袭了清末保守派的文化传统。他们表现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几乎全部尊孔。1913年袁世凯下令尊孔；1927年张作霖下令制定礼制，次年祀孔。在这两个年代之间，许多军阀公开扬言要以孔教为国教，在他们统治下各省下令读儒家的经典，特别办学校来发扬儒家传统。在他们的幕府、政府之中雇佣了许多受过传统教育的官僚学者，帮他们对国家大政发表意见，发表通电。通电中振振有辞的都是以儒家道德标准为根据的理论。例如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理由是维护儒家的纲纪；段祺瑞打败了张勋挽救了民国，理由也是儒家的纲纪。”

      而毛泽东这个冒充“伟大导师”后起军阀，尽管与民初军阀不同，走的是反孔路线；但与民初军阀相同的是，毛仅仅是用“马列主义”取代了“孔教”——尊孔和反孔，都是军阀们为了抓权而玩弄的意识形态把戏。

      例如，毛泽东对待他早年的偶像胡适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投机性格。中国新闻网转载《新闻午报》赵健编辑的《毛泽东没有出国与胡适有关》指出，胡适生于1891年，毛泽东生于1893年，胡大毛两岁。但是还在毛读师范中专时，胡已因鼓吹新文化运动而声名鹊起，虽然他并没有博士学位却冒充博士。当毛到北京，通过裙带关系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曾旁听胡适的课，并自称是胡适的学生，甚至把自己不敢出国的压力转嫁给胡，说胡作过一篇《非留学篇》，也曾就自己是否出国一事，“专门问过”胡适，而胡适却赞成、支持他留在国内研究问题，因为胡适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云云。显然，一个留过洋的人却劝告别人不要留洋，怎么看怎么让人觉得奇怪。毛泽东是否因此而对胡适另有看法，不得而知。

      转眼到了1945年。3月27日，国民党行政院发表胡适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代表。4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泽东指示与胡适长谈，希望他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胡适搬出《淮南子》的无为主义，规劝中国共产党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作为国内的第二大党参加选举。

      7月1日，国民参政会的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褚辅成、左舜生等六人访问延安。在见面之后，毛泽东便以学生身份请傅斯年代他向远在美国的老师胡适问好。有趣的是傅斯年对延安的感受与黄炎培截然相反。从延安回到雾都重庆，黄炎培出版了《延安归来》，对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大加赞赏。可傅斯年却说毛泽东的气度“咄咄逼人”。在重庆的报纸上，傅斯年通过文章向自己的老师兼朋友胡适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也谈了对毛泽东的上述印象。

      胡适见到傅斯年的文章后，是年8月24日在纽约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给毛泽东：“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毛泽东从此怀恨胡适，并希望让他尝尝自己年轻时候受过的图书管理员味道，他还高抬贵手地表示：“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从统战名单中遭到除名，决意离开中国。毛泽东未能报复到胡适，心有不甘。进入1950年代，经过镇反、土改和韩战，中共政权已经巩固。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就《红楼梦》研究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人员，号召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一时之间，批判会不计其数，批判文章如雪片飞舞，使胡适在大陆的威信扫地。毛泽东终于战胜了胡适，并且逼死了胡适的幼子胡思杜。

      自古帝王世家多有血腥和仇家，所以其祖坟经常遭到发掘。毛泽东在争夺政权时，也被敌手发掘祖坟，后来他掌权后也发掘对方的祖坟作为报复。但是毛泽东不应该流无辜人的血，不应该发掘所有中国人的祖坟。按照同样的道理，毛泽东出于其军阀本性必然需要抢班夺权，但不应该为了自己的抓权，就去抬举马恩列斯这些夷狄，不应该为了自己的皇帝梦，就去摧毁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