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人权组织的压力下,北京当局决定在奥运期间开放日坛公园、世界公园和紫竹院公园作为示威区域,亲北京媒体大讚此举「彰显大国自信与包容」,但其实这只是鸟笼式自由,并不能令当局保守僵化的思维有所改变。
表面上,设立示威区是当局破天荒的头一遭,是开创先河的破冰之举,但魔鬼藏在细节中,当局事前已设立多道防火墙,给这个鸟笼式的自由再加了几道保险,变得万无一失。
经过长达半年多的清理,原本云集京城的各省上访民眾,基本已经清理出京城。一些异见人士,比如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以及爱滋病维权人士胡佳等也被投入监狱,再加上苛刻的实名制进京条件,外地民眾根本无法到北京进行奥运示威。为了阻止潜在的麻烦製造者入境,当局还收紧了签证的发放。所以,国际人权组织批评北京设立三个示威区,只是一种做骚之举。
如此一来,这三个奥运示威区反而可能成为民族主义表演的大舞台,比如进行反对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示威,反对美国美元贬值政策的示威等等。事实上,即使民眾想示威,发表不同看法,也可能被秋后算帐或者提前扼杀。
按照中国的有关法律,要进行示威游行,公民必须提前五天向当局申请;申请人必须本人到场并提供他们的题目、可能的口号和示威者的预计数量等详细讯息。当局在受理示威申请的同时,便提前掌握了示威者的所有资料,随时可能採取行动。人权组织声称,如果遵照中国法律,示威人士相当於自投罗网。
压制声音民怨漫堤
北京一直反对将奥运政治化,但当局在处理相关问题上,却不断将奥运导向政治化。北京的威权体系,长久以来对游行示威过度紧张与谨慎,日积月累,形成「言塞湖」效应。很多上访民眾与当局经过长时间的持久战之后,决定利用奥运之机跟当局博一铺,所以,中国筹办今届奥运会,比以往任何国家举办奥运时的政治压力都要大。事实上,恐怖分子虽然对北京奥运会有威胁,但北京更头痛的是国内的抗议人士。
其实,对於游行示威者,当局不外乎两种办法,要麼堵与压,要麼疏与导。作为意见的表达、情绪的宣洩,示威游行有破坏性也有建设性,就像大禹治水,大多数情况下是宜疏不宜堵的。
当局如果不提供渠道让民眾发出不满的声音,最终会导致民怨漫堤,形成排山倒海之势。即使当局想控制,耗费的政治和社会成本也极其高昂。今届奥运会,当局在北京的每条高压线、每个涵洞、每座立交桥、每个水库都超常规动员组织民眾「严防死守」,不仅影响国际观瞻,而且费用巨大。
奥运会包括残奥会的会期只有一个半月,北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奥运会过后会发生甚麼?奥运会代表一个转折点吗?北京奥运会让世界记住的是鸟巢的壮观,还是鸟笼式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