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下旬，广州市人大代表履行职务汇报会将在全市铺开，近百名人大代表将分12个联组向选举
单位报告一年来履职情况。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表示，履职汇报会将形成制度，每年举办一次，争取广州市每届500多名的代表每人都有一次机会上台汇报，接受选举单位的监督。而在此前，对于过多缺席活动的代表，人大还致信提醒，而今建立代表述职制，则显示出有意将内部督察社会化。
如果联系到部分人大代表的不作为，当能察见人大新制的良苦用心。据言，广州市十三届人大代表当选两年来，少数人大代表很少参加相关的代表活动。比如有代表7次闭会活动只参加2次，某区政府向代表汇报重点整治的工作情况，实际到会的代表不足半数。而那些缺席的代表，要么是疲于奔命的政务官，要么是叱咤商场的本土企业家，似乎都有充分的借口远离代表职责。
这就形成了不无奇怪的现象：人大代表似乎成了荣誉称号，在获得这一身份的同时就被代表本人束之高阁。从理论上讲，人大代表制度本是公共政治的主要模式，代表的当选仅是这一政治程序的开启或承续，可经由少数代表的实际表现，它却演变成了政治过程的终结。这也绝非广州才有的现象，在其他地区也是屡见不鲜，想必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觉察出问题的严重性，着力订正。
有激进的观点认为，既然代表不履职，就表示他们不合格，不如直接取消他们的代表资格。公众的不忿确实存在，可对人大常委会而言，开除几个人大代表不仅仅是简单的程序问题，更涉及到对内如何确保人大代表凝聚力、对外如何消除人大代表公信力危机等复杂的议题。内外交困，这是无法回避也不能掩饰的。从发信委婉提醒到诉诸制度压力，广州市人大希望求解。
有必要警醒的是，那么多正在运用的手段，无论是发信示意还是述职式的棒喝，焦点都不该仅仅集中于不履职的代表。换言之，不能将注意力全部集中于纠正少数代表的不当举止上，而要虑及大多数正常行使权利的代表，考虑怎样使他们更有效用，更能正面推动政府决策，促进他们在公共政治中发挥名实相符的价值。因而，人大代表不仅需要逆向淘汰，更需要正向激励。
让人大代表在选区述职，目的就是把他们的业绩公之于众，进而在代表之间制造竞争氛围，利用舆论来对代表施加压力，间接地督促代表完成“功课”。无可否认，述职的前提是履职，这样做确实可以鞭策懒惰的大人代表。不过制度创新不该止步于此。要知道，参与闭会活动或出席会议，只是对代表的最起码要求。假如只满足于最低准则，既对本就勤勉的人大代表不公平，也是对所有代表的羞辱。
除了以述职制增强代表凝聚力，还要正视人大代表源自现实情境的无力感。日前，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庆强，在建筑法执法检查总结会上直言，如今政府职能部门对待人大监督，只带代表去看先进典型，不带代表去看问题领域，躲过了批评却恶化了问题；同时，人大视察不对媒体全程开放，即使给媒体材料也把所涉问题全部删除，他就此批评政府不能忽悠媒体。
诸如周庆强的怨言，应当引起更严肃的思考。类似的无奈俯拾皆是，显露出代表纠偏的紧迫性和困难程度，而这本该是人大政治予以覆盖的领域。相较于少数代表的不尽职，更多的代表想充分履职而不得更值得关注。他们的无力映衬了代表制度的无力，而他们的愤懑则浓缩了民众的愤懑，总之对能否建设一个健康的公共政治提出了深切的忧虑。代表述职制让我们看见诚意，也让我们想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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