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许：哈尔滨案 当衙内遭遇衙役

1、无背景，不嚣张，没有挑衅和动手在先，被警察打死，就叫惨无人道

2、无背景，很嚣张，有挑衅和动手在先，被警察打死，就叫滥用警力

3、有背景，很嚣张，有挑衅和动手在先，被警察打死，就叫为民除害

前者的案子最近有河南内黄，早些也是在河南，也有被殴打后抛下三楼的，这个大家没有什么异议。

但对于后两个行为，怎么评价呢？

其实，无论这个人是否有背景，是否嚣张乃至动手在先，在这个人逃跑之后，依旧被追上并加以殴打致死，那么，对警察的评价都是：

1、警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2、在激情下失去了理智和人性

他们不配当警察，也应该受到法律的惩处，就这么简单。

至于对这位杜姓青年的评价，是否该死云云，那不是法律要处理的问题，而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以下是几篇与之相关的文章，作于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来，供大家参阅指正

1、弱者如何不再孤苦无告 

我希望生活在一个弱者不再孤苦无告，强者不再肆无忌惮的社会，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首先，我不认为可能出现一个没有强弱之别的社会，这种乌托邦幻想注定是要落空的，因为禀赋、努力和机遇都在时刻制造出强弱之别，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不得不需要的竞争，也时刻在产生强弱之别，除非我们不要进步并压抑之，强弱之别就始终会伴随者我们；

其次，我不认为依靠强弱之间的自发博弈可以实现弱者不再孤苦无告，强者不再肆无忌惮的目标，对暴力的垄断是文明社会得以运行的前提，尽管文明社会也都给自力救济和正当防卫留出了空间，但那只是例外。

第三，我认为，要实现弱者不再孤苦无告，强者不再肆无忌惮，一要依靠权力，二要警惕权力；依靠权力，是因为只有垄断了暴力的政权可以为强弱者提供游戏的规则，实现强弱间有尊严的和平共处；警惕权力，是因为权力本身也可以加入到强弱对立中来，甚至成为最强的一方，而让强弱对比成为绝望的对比。

因此，在我们审视王*斌*余案件的时候，可以发现，这是一个权力没有及时介入强弱冲突，导致弱者过度使用暴力的事件。而对此事件的反思一是对权力何以不在场的反思，一是暴力过度使用的反思。

对于前者，我以为有三点可以考虑：首先，权力的不及时救济究竟是刻意的袒护，还是官僚机构的惰性使然？对于一个不可问责的，也不向选民负责的地方政府，惰性带来的不作为比比皆是，如果说大兴矿难无疑地是权力与利益勾结所带来的不作为的话，王*斌*余事件中的不作为，我以为是惰性使然，但是激愤的人们似乎不准备作此分别。

其次，强弱冲突的原因是因为贫富还是因为人性？在这个问题上，我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阶级分析法，因为，贫富的属性固然可以带来强弱之别，但是，富者的善举并非仅见，强弱冲突的根子也在于人性，而不能简单地还原归因为贫富属性。王案中的陈、吴等人，与其说他们是赖帐，倒不如说是在侮辱，这种侮辱，来自人性阴暗的一面，而不是来自腰包里的钱的多寡。

第三，王要讨钱应该找陈，但面对吴停灶赶人的羞辱，他选择了上门闹事，并对吴的帮手使用了残酷的暴力，在这一长串的因果链条中，是一个弱者无告后的愤怒，这种没处说理，也无能为力的感觉，其实时刻存在于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心中，而这一普遍现象之存在，就在于我们的权力既不可靠，又加入到了强弱对比中来。

于是，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我们需要一个中立的但同时又是有效能的权力的存在，但我们面对的却是一个既不中立又无效能的权力，对这一事实所带来的几个反应是：

1、否定权力中立的可能性，并由此提出乌托邦式的无政府主张或者干脆没有要求；

2、否定权力有效能的可能性，并由此提出水泊梁山式的自我救济模式；

3、同时要求权力中立并要求有效能，这显然是在要求一个法治下的可问责的民选政府。

遗憾的是，第三种反应却常常被误解，因为其要求中立而被认为是为当下辩护，因为其要求有效能而被认为是鼓吹非暴力从而是绥靖主义。于是，一个本应合理的目标却成了最被诟病的目标，这可真是我们时代独有的画面。

最后，我来说一说过度使用暴力的问题吧，无论如何，二次捅杀且围绕台球桌追杀一个妇女的行为，是不可宽恕的，否则，就是对被无辜夺去生命的苏香兰女士的不公正。唯一能让王*斌*余逃脱死刑立即执行的，在我看来只能是精神鉴定。  

2、我心里也有一个崔英杰

——为退伍兵崔英杰说两句

夏霖律师来电话，说到崔英杰的大哥来北京了，崔大哥告诉他，自从崔案开审以来，他们已经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少汇款捐助，其中最大的一笔来自上海，有5000元之多。这一事情，让我与夏霖律师都很感慨，无论怎么说，崔英杰都是一个加害者，即使我承认他是因为受到侮辱和伤害后的激情犯罪，可他也依旧是一个加害者，他的行为剥夺了李志强的生命，带给李志强的家人以无尽的痛苦，在我看来，他至少犯下了故意伤害致死的罪行,等待他的是应有的惩罚，而不可能是无罪开释，尽管我更倾向于立即死刑之外的刑罚。

但涌现出来的捐助却表明，有人并不同意我的看法，对一个加害者的捐助，表达出某种让我困惑的东西。说起来，这一困惑萦绕在我心头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部电影叫做《峨嵋飞盗》，应是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早的警匪动作片了，其中有很多警匪格斗的场面。看电影的时候，只要片中出现警察被揍了一拳或是被踢翻在地，电影院里就是一片叫好和欢呼，当时的我还是一名品学兼优的中学生，对此大惑不解：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不明是非，居然站在匪徒一边？！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一个朋友在海南做编辑，他妻子去海南找他，不料，刚踏上海南的土地，全船人就不由分说地被强制带到一个地方关了一晚上，次日才逐一甄别，确有投奔之所的放行，没有确切行程的遣返。可怜这位国家机关的打字员，这才第一次领教了自己为之服务的权力的厉害。当人与如此行使的权力突然遭遇的时候，是何等的渺小与无助，又是何等的愤懑与悲哀，很久以后听她叙述这一切，我依旧从中感受得到。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也游荡在南方打工，有一天晚上，实在是蹭不到地方睡觉，于是跑到一公园凑合，半夜里，被一阵响动惊醒，但见电筒光亮在不远处四射，我知道，是联防或公安在执勤，于是赶紧寻找地方躲藏起来。目送这一群人四处喝问并最终消失，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觉：还好，没被抓住，不然就惨了！在那一刻，我感觉到了自己对权力的畏惧和躲闪，我实实在在地意识到，手持电筒从我身前走过的那群人与我是两类人，在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若干年前发生在电影院里的欢呼，我突然明白那欢呼的含义：欢呼其实并不是赠送给匪徒，而是转送给警察，欢呼不是对犯罪的赞同，而是对过度张扬的权力的不满，欢呼也不是要与罪犯呼朋引类，而是表达出了一种与权力的对立。

对权力的不满与对立，当然不是因为天生刁民，而只能是来自权力的性质及其行使。在只有统治者的权力而没有被统治者的权利的社会中，权力势必成为所在社会最深刻的鸿沟，在这样的社会，只有高高在上的大人与匍匐在下的草民两类人，要让草民不觉得权力与自己的对立，又怎么可能？而一旦草民遭遇到完全无从抗拒也无从声辩的权力的行使时，这种对立在一瞬间就会转化为对整个统治秩序的颠覆性质疑，进而，在特定的场合，这一颠覆性质疑就会发泄向站在他面前的权力的具体行使人。发生在崔英杰和李志强之间的悲剧，不过是这一过程的现实体现罢了，而在这个社会的许多人的内心深处，类似的虚拟场景，却不知道已经发生过了多少次——我相信，这一定是一个天文数字——在拆迁的推土机前，在下岗遣散的隔离线前，以及我的同龄人在长街广场面对的拖拉机前......崔英杰的愤怒与绝望，并不是他独有的悲情，而是一个持久病灶的突然发作，这也是他的案件为什么能获得如此大的反响,以及他为什么还能获得这么多的捐助的根本原因,因为,在我心里，在许多人心里，其实都有一个崔英杰。

当然，我并没有天真到认为统治可以取消。权力当然来自于对暴力的垄断，并以暴力强制为后盾来推行统治，并提供和平与秩序。可是，如果能将统治者的权力与被统治者的权利结合在一起，如果能将统治者的权力交由被统治者选择，这样的权力就可以摆脱与人民的对立，成为人民的权力，而依旧不减其统治的效能。我只希望我所在的社会有一天能够摆脱人民与权力的异己和对立，也只有到了那一天，我们才不会是潜在的崔英杰，而李志强的悲剧也才可以不再上演。

3、为杨佳说几句

911的时候，有许多国人为之叫好，我不甚同意，至少，我对撞世贸不同意，在我看来，这种对平民无辜者的伤害，是不正当的；

崔英杰案件的时候，也有许多人为崔的行为叫好，我也不甚同意，无论如何，李志强不应该失去他的生命。

这次，杨佳闯进了警察局，我还是认为，那些警察不应该失去他们的生命。

但是，怎么看待杨佳的行为呢？还有，那些警察是完全无辜的吗？

报复杀人？不，他没有直接报复处理他的警察，而是冲向了分局。

恐怖行为？不，无论是面对保安时候的倒转刀柄，还是舍弃百姓和女警，都表明没有制造恐怖的指向。

一个人对国家机器的起义？不，他并没有推翻体制的政治目的,而只是为了自己。

关于杨佳事件，我的看法是：

以专政为手段的全能体制，离不开高压和恐怖为手段，并缺乏外部制衡，在运行中很容易制造仇恨，让人恨上这个体制。

同时，为了维持这样的全能体制，一般都会通过教育和宣传的垄断，传播一种非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一种针对特定群体仇恨的斗争哲学, 无论这个特定群体是犹太人、剥削阶级还是其他什么。

于是，很自然的就是，受这个体制的斗争哲学教育出来的个体，当受到体制中人的打压或伤害时，很难有其他的思想资源，来区分体制和个人, 在极端的情况下，就可能在这种世界观的支配下，产生一种针对体制群体的仇恨情绪，展开对这个群体的任意报复。

这就是以专政为手段的全能体制，以及这个体制的垄断教育可能的后果。这种后果不仅体现在杨佳这样的当事人身上，在事后的网络评议中，对杨大侠、杨一刀的一片赞扬背后，都有这样的思想基础:，由于不能区分体制和体制中人，结果，对体制的情绪淹没了对体制中人应有的同情。

因此，我不赞成杨佳的作为，毕竟，体制和体制中的个体还是不同的。但是，我不认为他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歹徒，而把他看作是这个体制权力运行的牺牲品。就好比被蒙上了眼睛的人, 突然遭遇到了横逆的时候，看不清楚，只能没有凭借地无助彷徨。杨佳就是这样的人当中的一个，只不过，他在无地彷徨之后，选择了挥刀杀向黑暗，一路砍去的同时，伤害了那些本不应该死去的警察。

而那些被他杀害的警察，也是这个体制权力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也一道参与了制造杨佳这个牺牲品的过程, 因此，很难认为他们就彻底无辜，但是，他们并非这个体制的始作俑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被蒙上了眼睛，在我看来，他们和杨佳，都是无约束的专政权力运行下的牺牲品。

其实，人人都说，上海的警察可能是中国最文明的了，而我也明白，在如今的社会条件和法制环境下，曾经的专政手段已经不知道软化了多少，而无约束的权力也逐渐有了约束（上海督察的两次上京协商就是例子），但是，我不得不很遗憾地指出，全能体制下的专政手段的无约束运行，尽管不再频繁，却依旧可能在某个时刻突如其来，它并没有被关进笼子，而最多是套上了链子，而只要没有最终被法治和民主将之关进笼子，类似的极端事件就很难说不会再出现。而正如我的朋友十年砍柴所指出的那样，这种依旧残留的无约束专政权力，一旦遇上拥有更多自我意识的现代人，是很难不擦枪走火的。

是到了尽快结束这样的权力运行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