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敬来稿：拉动内需不能空谈

万维网友宋敬来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虽然提出明年经济五项任务，但明显看出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央政府的无奈。其实，帮助弱势群体固然重要，但在眼下危机关头，希望通过给农民补贴来刺激消费，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本人并不想在这里像其他经济学家那样空谈中国拉动内需的三大桎梏，即医疗，消费和信用，只想具体地说说解决这三大问题的方案。

大家都知道，中国今天的问题不是老百姓没钱消费，而是不敢消费。纵使他们手上有个几十万，他们也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特别是得了重病，到那时几十万可能也只是杯水车薪。

中国总体上来看，社保体系都不太完善，但医疗保障的薄弱，堪称头号。近两年多来，政府一再推进的‘医改’，千呼万唤，至今也没有一个完整、并切实可行的方案出台。尽管卫生部也搞出五大方案供民众提意见，但大多数人看了，还是一头乌龙。

实际上，医改并没有那么复杂，几个基本点是一定要搞清楚的。第一，政府不能拿财政来搞医疗，世界上再有钱的政府也办不了这些事，那是吃力不讨好的买卖。第二，必须坚持统筹医疗之路。这听起

来似乎和上面有矛盾，但其实不然，关键在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第三，也是本人一贯的观点，医疗问题虽然涉及全体国民，但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健康状况，来制定统筹的收费标准。中央政府在医改中的角色固然重要，但只限于确定医改的方向。

首先，我们要考虑如何实施各地的统筹医疗。其实，办统筹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统筹的收费标准和如何管理它们。刚才在上面也说了，办医疗要根据当地的情况入手，也就是说，要根据当地的收入状况，人口的多少，以及就诊率的水平来制定统筹。打个比方来说，一个1百万人口的城市（或者一个区、县），平均就诊率为2％，如果每人每月统筹缴费水平在50块钱的情况下，那就意味着当地的医疗机构每月有5000万的收入，这对于一个拥有五百人以上的医院来讲，应该是足足的财政预算。同样对于每个病人来讲，也可以得到每月2500元的医疗服务。当然这对于目前高额的药费来讲，似乎微不足道，但如果医疗机构收入的上线确定了的话，他们一定会往下推进医疗成本，首先是进药的价格，不然，他们就无法改善医务人员的收入水平，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根本不需要政府介入药价的管理，医院自身就会根据需要来压低药价。

当然，并不是说，政府在统筹问题上无所事事。对于当地政府来说，必须有效地根据民众的意愿来管理好这部分统筹费用。由于实施了统筹医疗，每个医院的就诊率不同，当局要据此来分配统筹收入。这里建议在分配中还是要坚持市场的手段，也就是说老百姓应该有直接的话语权，当他们投交统筹费时，投保人每月都可以选择自己需要就诊的医院，以防止服务的医院降低服务水平和各种意想不到的状况。总之，只要所服务的医院你不满意，就可以换掉这家医疗机构。我们有理由相信，市场的作用一定会改善医院的服务。

在这种医疗体制下，一定还会出现两种极端的情况。一是，一些弱势群体，特别是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低收入者，他们甚至连这基本50元的统筹费用都缴纳不起。这时，就要发挥政府财政的作用给予这些人适当的补贴和减免。而另一端人群，他们是社会中的高收入者，也一定不满足一个月只能得到一家医院去看病。对于这群人，可以让他们缴纳多个50元的统筹费用，100，150元，可以同时到几家医院去就诊。

与此同时，我们有必要防止一些人滥用医疗资源，可是适当提高挂号费，甚至可以高过统筹费用。这样，一般人就可以做到大病上医院，小病去药房，从而起到节约医疗资源的作用。

解决了医疗保障的问题，我们再来谈‘扩大消费’的问题。在这里，先说几个战略性的问题。

第一，我们要说的是，中国几年来的国有企业改制总体是成功的，但并不是说国有职工越少越好，保持必要和优良的国有企业，对于政府宏观调控是十分有利的，他们可以起到经济示范作用。如果要进一步说的话，他们在国民消费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提高个人所到税的上线标准是必要的，但过高的免税上线，对政府调控消费支出是不利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就是有不愿花钱的习惯，他们即便有再多的钱都不会拿出来花。这一方面是保障体制的问题，同时也是传统习惯问题，严格地说，亚洲国家都有类似的问题。

其实，我们很多行业的收入状况都不错，有的银行系统，一般人员收入在5、6万年薪，中层以上的，最少也有几十万。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愿花钱，甚至出现了‘收入增加，消费边际递减’的现象。从80年代消费在GDP中所在的比例是80％左右，到如今只有35％，不难看出这个规律。所以，要想改变这一现象，政府必须引导人们的消费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调节人们收入中福利所得的比例。比如说，一个月薪5000块的人，公司给他2500块的免税收入，再给他2500块的免税福利。不过，这2500块的福利，是有时间性的，一个月你用不完，要么收回公司，要么作废，久而久之，这种消费习惯就形成了。当然这里需要政府用税收的手段，来调节公司推进这种福利制度的积极性，而不是一味的提高所得税缴纳的上限。

我们可以先从公务员、国有企事业算起，要是2亿人，每月有2500元的消费，一个月下来就是五千亿，光这些人一年的消费额，就能达到6万亿。如果再加上其他十一亿人的消费，总额肯定能到15万亿以上。就目前我国20几亿的国民总产值来说，这种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一定能在75％以上。这仅仅是起码的估算，如果政府通过税收手段来进一步调节，民营企业也据此翻版的话，中国一定能成为世界消费大国。

谈完了以上两点，我们再看扩大信用。现在人们一说到扩大信用，就会联想到美国的金融危机，甚至会想到美国下一个金融危机的热点就是信用卡的危机。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先强调信用管理的问题。美国的问题是滥发信用，给很多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人，也发信用，这就不可能不出问题。而我们必须避免这个问题，当然是向有稳定收入的人发放信用。政府的公务员、国有企事业的职工，还有民营和外资大公司的白领，才是我们发放信用的对象，因为我们不用担心他们下个月拿不到工资，交不出还款。

美国是个信用大国，也是消费大国，但它有效的信用群体大约还不到1.5亿人。我们可以试想，中国如果有两亿人可以得到信用的话，中国一定能从世界最大工厂变成世界最大市场。到那时，我们根本也不用介意人民币需要不需要贬值来刺激经济，更不需要担心每年在世界贸易中打得头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