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来稿：既得利益集团葬送中国前途

万维网友冼岩来稿：2003年的经济过热与调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唯一好时机。当时，不应该搞什么宏观调控以抑制过热；而应该利用过热，直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提高劳动者的待遇和全民福利，以市场方式（促使价格上升）加大对环境和资源包括土地的保护力度。令人惊奇的是，当时新上任的胡温似乎看到了所有问题，也作出了所有对称方向上的反应，例如免除农业税和义务教育阶段学杂

力度不够的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当时原中国模式“不可持续”的危机还不迫切，虽然执政集团看到了危机的前景，但可能认为这只是远景，调整还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足够从容应对；二是现政权对经济增长合法性的高度依赖，阻碍了大刀阔斧的调整，使转型只能慢慢来；三是当时新旧权力的交替并未真正完成，原发展模式的主张者、执行者仍然在政坛上属于最有力量的群体，他们不但思想上转不过弯来，而且在利益上也被原来的发展模式所捆绑，所以在立场上抵制转型。纵然胡温有心，在2003年那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增长方式，只能徐图缓进。在现行权力更替机制下，新旧势力的较量，需要经历几个回合才有可能抵定乾坤；新旧路线的更替，也需几年时间的缓冲。围绕陈良宇案的前后博弈，就是明显表现。在此之前，新领导人只能遵循旧的轨道，主要还是从宏观经济政策的层面，来遏制过热，于是错失了转型的最佳良机——当障碍终于搬开后，时机却已不再，中国经济已面临截然相反的难题，转型也需面对截然不同的背景：不是过热，而是衰退。在衰退的威胁下，转变经济方式的进程不能不减速、停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回向原来轨道。只有渡过这一关，才可能等到下一次机会。但中国会否还有下一次机会，今天谁也说不清楚。

由于从2003年开始，发生了显而易见的政策转向（即所谓“胡温新政”，它受到很多左翼人士的赞扬。其实值得赞扬的，不是其中蕴涵的仁慈，而是明智。“新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得不然），人们有理由认为，早在那时，胡温就看到了问题，并已经着手解决问题，但最终因为政治力学的原因，不得不搁浅。在费时5年基本解决了内部问题，终于有能力主导转型后，2008年正式开足马力的转型（标志是《劳动合同法》、人民币升值、环保风暴、整治食品行业和房地产业急刹车，这些措施，有些是主动推出的，有些是被动的回应。但即使是被动回应部分，如果不是转型的决心已下，回应也必有不同），却遭遇百年难见的全球金融海啸，转型的外部环境已极其严峻。这与当年中国政治改革所面对的情形颇相类似：1980年代的改革几使全民受益，当时执政党的受拥护程度最高，政治改革的社会条件很好，但那时执政党内部的意识形态包袱尚未解决，无力启动政改；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内部意识形态的包袱放下了，政治改革的社会土壤却不存在了。

唯心讲，这是中国的运气不好。胡温的运气也不好。就象当年的朱融基一样：雄心勃勃，却甫一上任就遭遇百年难遇的南方大洪灾，只能倾全力于救灾；接着是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国内意识形态的氛围为之一变。客观讲，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经济转型的错失良机，难辞其咎。这种失机，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处境，很可能是葬送——葬送了经济转型，也就葬送了中国的明天。如果转型能够在2003年就开足马力，5年下来，中国或许已经拥有足够能力可以依靠内需挺过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甚至，如果胡温再消极一点，迟至2008年也没能放开转型的马力，可能结果也比今天两种相反的力道狠狠撞击在一起，屋漏偏逢连夜雨，要好一些。现在，许多事后诸葛式的学者，都把经济衰退的责任归结为金融风暴前的此轮调整，归结为《劳动合同法》和资源涨价等，也即是后面这个意思。

当然，从最乐观的角度而言，危机也是机会：金融海啸瘫痪了美国的需求，使中国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被迫中断，现在不转型也得转型了。但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可以始于危机，却不可能成功于危机。改革从来就只能在顺境下成功，因为顺境下形势的每一步好转，都可以成为改革前行的动力或成长的养料。而逆境之下，形势的每一点恶化，都将变成改革的罪状。因此，逆境下成功的，惟有自下而上的革命.

中国原来“政府主导宏观，市场调节微观，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在朱容基时代成形的。这种以政府为大脑、以市场为神经、以出口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内含了多种“不得已”。现在的批评者喜欢说：就算在休克疗法最困难的时候，俄罗斯也保留了基本的社会福利，而朱容基改革却将住房、医疗、教育纷纷推给市场。其实，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岂能与俄罗斯相比？市场化的基本逻辑是量力而行，有多少能力才能办多少事。俄罗斯经济改革时能够保持居民基本福利，是与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及工业化基础相适应的。当时的中国，没有这种实力，强行负重而行，市场化的幼苗不可能茁壮起来。朱容基的贡献在于：首先把包袱甩在一边，为市场化的进程扫清了道路，挣得活动能力和发展空间，最终将中国经济归位到市场决定基本配置的轨道上。在这一过程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朱容基将所有社会包袱都甩下了，惟一没有甩下的，是就业，就业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条底线。但是，朱并没有循原来方式将就业包起来，而是以市场方式取代了国家包养。这是这一阶段的各级政府必须以GDP作为主要政绩指标的经济和政治的逻辑原因——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如果以不扼杀市场效率为前提，有能力做到的，仅仅是基本“保证就业”；超过这一标准的更高福利指标，不是使经济被迫长期滞留在计划轨道，就是使市场经济因缺少竞争力而沦为不死不活。但是，既然你已经从民众手中拿走了很多东西，就不能不保证好最后一点东西——所以，以市场化方式保证就业，构成了朱容基改革的基本支点，不仅是社会变革逻辑的支点，而且是政治道德的支点。

第二点是中国仅仅在这条路上走了不到10年，就已经积累起可以建立包括养老、医疗、教育等多项社会福利的能力，以事实证明了这种发展方式的阶段正确性。现在要做的转型，并不是对昨天的否定，而只是“扬弃”——既有改变，又有继承。正因为如此，二者需要同样的支点——保证基本就业。正是在这种绝对性要求下，经济转型很难在不宽松的形势下成功启动。强行启动的结果可能是，改革将背负原来应该由金融危机所背负的衰退之责——这也正是今天一些批评家所指责于当前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