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赵紫阳回忆录 回望沾满鲜血的天安门广场

赵紫阳的秘密录音回忆录的出版，重新激起了人们对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複杂的历史遗产的争论。赵紫阳曾试图从根本上铲除中国经济体制的痼疾，但却因此最后在软禁中离开人世。如今，当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强大之时，值得我们牢记的是，二十年前的这个六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乎分崩离析。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活动威胁了这个共产党国家的存在。

这种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党内领导的最高层，二是都市群众。前者是政治局内部因在意识形态上对改革的分歧而出现了分裂；后者是由北京的学生打头阵，以公开和平的方式反抗当局。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共产党摆脱了这场危机，团结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想周围，并在城市人口中重新获得了执政的合法性。中共在全球一体化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的平台上，没有了学生的「民主女神」的干扰，但却给城市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

诚然，整个一九九○年代，中国的城市发展、投资和国民生产总值都加速增长，但是城市的赢家和农村的输家之间的差距也在加大。当年曾暂时酿起天安门广场热血沸腾的激情也从城市退潮而转向了广袤的农村。一九八九年示威游行开始的时候，八万学生走上北京街头要求一个更加开放的政府。而到了二○○五年，据报道全国每年有八万例群体暴动事件──但大部份并非发生在高速发展的沿海城市，更非在精英集中的国立大学。

邓小平避免党领导分裂

过去的二十年中，下岗工人、失去财产的农民、练习法轮功的人们以及愤怒的西藏人民都举行过抗议，而城市中没有出现如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上那种由学生带头的抗议活动。

在江泽民和他的继任胡锦涛执政期间的经济繁荣，把年轻人的反抗精神引导到做生意和谋求职业成功的方向，而这样的繁荣成为可能，正是因为在一九八○年代末的学生抗议活动中和一九九○年代初期的保守派的反攻中，邓小平避免了党的领导阶层的分裂。当示威抗议刚刚开始的时候，邓小平选择的接班人赵紫阳曾试图利用群众运动作为进一步推动市场改革甚至政治改革的槓杆。如果中国也会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的话，那定是赵紫阳莫属了。

对于赵紫阳谋求经济自由化的魄力，邓小平是支持的，但由于邓小平被几十年来的毛泽东统治，尤其是文革带来的动乱弄得伤痕纍纍，因此他对政治上的动乱没法容忍。而赵紫阳对示威者的容忍使政治局分裂。于是邓小平便把赵紫阳当作向保守派妥协的牺牲品。

八九年无奈整肃改革派

保守派在镇压之后佔了上风。在这些人眼里，一九八九年的风暴证明了「改革开放」的结果就是动乱和垮台。邓小平暂时退隐，让围绕在党元老陈云身边的主张计划经济的人士放慢市场化脚步，并在后天安门事件时期国际上孤立中国的形势下韬光养晦。但是，邓小平后来在着名的一九九二年南巡时，策划了对反市场经济的保守派的制约。在快速发展的城市深圳，他在电视摄像机前把手向空中一指，告诫他的政党：「中国如果不实行社会主义，不实行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水准，那麽无论走甚麽路，都会是死胡同。」

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无奈地整肃了改革派之后，他在一九九二年抓住了削弱改革派势力的机会，把中国的新自由派英雄人物朱鎔基提拔到了中央重新点燃中国经济的引擎。邓小平精明地把握住了国家上下人们的情绪：人们准备好了被告知「致富光荣」。党的领导层从一九九○年代一直进入到新世纪，没有偏离邓小平路线：市场改革的稳定推进，积极介入国际商务，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以及竭力维护党的团结。

六月四日人民解放军部队把学生和他们的支持者逐出了天安门广场，而在西方，这个日子被视为国家暴力对付手无寸铁的人民的一个悲剧性的例子而被人们记住，它也是中国人民被压制的对自由民主的渴望的纪念日。但是，在历史冰冷的眼里，一九八九年的民运和其带来的后果，最终可能被视为中国共产党明白了怎样才能生存：在城市发展基础上的党的团结。

Hannah Arendt在她的经典研究《论革命》中阴沉地写道：「无论人类达到怎样的兄弟之情，都脱胎于同胞残杀；无论人们组成怎样的政治团体，都起源于罪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六四凌晨沾满鲜血的天安门广场，也许是后革命时代中国的诞生地。（苹果日报撰稿美中关係中心副主任John Delu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