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罪不在邓小平 也别抱怨柴玲

万维网友文章笑权来稿：

民运民运，是民主运动的简称，也可以解释为“人民反抗专制暴政的运动”。如果依照后者，中国人

民反抗统治者的斗争，起码可以追溯到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把历代民众起义，包括毛泽东鼓吹的湖南农民运动，直至他亲自领导的武装夺取政权，都叫做民主运动，显然既不是民主的真意，也不合历史的实情。

农民起义暴动，最终夺取政权，周而复始，从陈设吴广，到毛主席依靠枪杆子夺取政权，本质都是“以暴易暴”。尽管共产党将中国国号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比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富于浓郁的“人民”色彩，连朝鲜世袭的金家王朝也可以冠以“人民民主共和国”，但究其实质，统统不过是封建统治的改朝换代，与文艺复兴开始滋生的资本主义民主运动，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现世仅存无几的中国朝鲜古巴式的“民主”，其实是对普世公认的民主的反讽。

民主，顾名思义，应该是人民诉求民主的运动，可以用人民起义的方式，但主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颠覆”独裁专制，施行民主宪政，步入议会道路，普选人民公仆，公民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的主人翁。

在中国，从1919五四运动，到1989六四民运，其间包括我亲身经历的79年民主墙及学生罢课，与1986年目睹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生冲击省委呼吁资本主义自化，近百年来中国民主运动，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结束。其中尤以64民运被国家野战兵以坦克机枪屠城终场，足见独裁者手段之残忍，令世人发指；同时亦暴露受压迫弱民众结局之惨烈，举世为之震惊。

64民运一转眼20年过去了，于今痛定思痛，失败的诸多因素，都值得反思。有人谴责暴政独裁者之专横缺失人性，甚至有人将血案的罪责，强加于学生领袖的身上，认为少数激进组织者“操纵”“误导”了无知的学生群众，才诱发了专制政府的血腥屠城。

有人说，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自秦始皇起，三千余年以来，虽然改朝换代，但暴政制度至今未改。千百年来民众如一盘散沙，性格怯弱。从顺民被逼上梁山，演变为暴民，从一个暴政再走向另一个暴政。如此恶性循环，最终应归咎于国民性的缺陷，与随之产生的专制制度。

中国五千年文明，至今与民主无缘，的确显示了国情的独特，亦表现了国民的怯懦。中国民运之所以屡屡失败，既不能把罪责往“邓李杨”身上一推了事，更不能怪学生领袖的操纵与误导。

邓李杨与柴玲，其实都是人民公然默认的领袖精英。

试想，当年天安门广场游行的民众曾高达数百万，假如，数百万的民众坚如磐石，坚守广场，邓李杨们纵然扬言“以20万人头换取20年稳定”，但面对数百万 “暴徒”，共产党岂不是要动员飞机原子弹？假如，当年全国各地的民众都坚守要求民主自由的阵地，中国的“柏林墙”岂有不倒之理呢？

民运之失败，根基乃是民智不开，乃是民众的失败。

民运兴亡，匹夫有责！

公元2009年 夏末秋初半仙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