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周年 慈禧的阴魂仍在京城飘荡

万维网友任蝶来稿：

1894年，光绪二十年。

紫禁城为了慈禧的六十大寿，早在头一年就已经开始大肆筹备，要办一场尽极奢华的大典。

慈禧爱好戏曲，从同治年间以来，艺人进京表演的风气尤胜。慈禧本人对戏子们也宠爱有加，野史中还记载了她和一些戏子的后宫故事。在六十大寿这一年，慈禧自然要摆出名堂，让戏班子好好在京城锣鼓冲天的热闹起来。这一年，慈禧在某一次京剧表演行头上的准备就高达52亿两白银。此外，除在紫禁城和颐和园大肆铺张外，还打算在西华门至颐园的几十里大道两旁，沿途搭建经坛、戏台、彩殿、牌楼，组织僧道念经，戏班演戏，夹道欢迎，供她途中观览，以为“点景”。

此时的清王朝，正在经费极端紧张的状态下：甲午战争经费告急、山东水灾泛滥，死伤无数、多年的赔款也大大削弱了清政府的财政力量，只能拼命依靠增加税赋、挪用其它款项来填补慈禧六十大寿的三千万银两的黑洞。

2009年，建国六十周年。

 北京为庆祝建国60年，早在上一个年头就开始积极筹备，准备举国同庆。文化部举办了60周年国庆献礼演出，从各个省市地区准备了113场大型音乐、戏剧、舞蹈和杂技等多种类别的演出。

国外的音乐剧大概花销需要在1000万美金左右，中国人力资源虽廉价，但考虑到收回成本的难度，价格同样不菲。一些较为成功的大型音乐剧大概花费在1000万人民币，较有规模的也应该有500至600万人民币的预算；语言类和传统戏曲类的制作成本相对较少，但考虑到国庆演出必然是倾力而动，无论从演员、服装道具和舞美等各个环节都是一流，价格也不菲。如果保守一点，假如以平均一场500万人民币的费用来计算，大概5个多亿；如果以1000万一场的费用计算，大概10个多亿的花费。

即时是10个亿，对于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来说，这一点钱也不算什么。问题是今年的运作模式和去年奥运期间的运作模式有了很大差别。

去年奥运期间，中国总共打入了2000亿人民币的预算（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净资产600个亿，相当于3.3个同等规模银行的全部资产），开幕式和文化盛典都是重要环节。地方文化节目进入北京演出，除售票所得外，可以得到大量的政府补贴，地方可谓是异常踊跃，政府支持、剧团积极，人人都可以从这2000亿中分出一杯羹。

而今年，虽然这样的花销仅仅才10亿，中央政府给出的经费却异常稀少。各地方院团来京演出，更多是行政性命令，而且地方政府需要补贴经费。仅仅这一年时间内，两个关键的盛大活动，却有着天壤之别的待遇。

拿慈禧的六十岁生日和共和国的六十岁生日相比，可以看到一些内容。

一是国内文化机构的地位仍处于百年之前。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倡导文化产业，希望通过文化产业这一朝阳产业的发展带动中国经济新的发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尽管文化产业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例较低（为ＧＤＰ贡献不到10％），但在西方发达国家，自７０年代后，知识经济的发展促使各国转型：美国第一大产业是电影业，第二大产业是航天航空业；日本第一大产业是动漫业，第二大产业是汽车制造业。可见文化产业的发展前景。

然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前提有几个：一是文化机构的独立，换从政治上来说就是言论的自由。西方采取的一臂之距的文化政策防止了政府直接管制文化，干预文化产品的制作。而中国的中宣部则首当其冲是充当真理部的急先锋，限制了人民探讨和交流的权利；二是民主制度的健全。没有民主制度就没有言论自由的保护，也就没有自由创作和探讨的完全空间，同样也没有对政治事务的关注，电影和艺术就缺乏了拷问权力和当局的深度，无法成为艺术家追求自由和权利的表现手法；三是民营资本的真正成熟和市场制度的保障。国营企业的存在，很大程度上积压了民营机构的空间，中影、华夏等广电总局控股的公司是唯一有权代理海外大片发行的公司，大量外资利润进入了宣传机构的腰包，而他们在电影制作和市场化运营方面的意愿极度缺乏，依靠垄断生存；另一方面中国的民营电影公司不得不自己努力拍出好片，还经常在档期上遭到国有企业的恶意刁难。

因此，从现在来看，中国的文化产业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发展，要想赶上韩、日、美等文化产业大国，除非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机构上有一个大的飞跃，然后加以时日，才能取得成功。而目前中国文化产业公司，有着两重身份，一方面是作为国家政府宣传的需要，这是国企和民企都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是作为在国家传统体制下挣扎和进取的机构。从这些企业的角度来看，如果说奥运会还可以得到类似政府补助的经费，变相相当于西方政府经费资助，但六十周年国庆，实际上干扰了这类文化企业存在和运作的正常步骤，破坏了他们的发展。这样的行政指令型的要求，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另一个魔障。

所以中国目前的很多文化公司，和百年前慈禧那时的京剧班子没有什么差别。政府点戏、看戏、付钱，我们的主旋律、我们的红色经典、还有些主流之类影片，和当年给老佛爷唱堂会、听大戏是同一政治逻辑下的产物。文化和艺术从探讨人生与追求完美与至善沦落成政治的玩物和木偶，除北京、上海等一些实验话剧、小剧场和先锋电影如履薄冰，能够有一点探讨空间外，大众每天接受的娱乐充满了对观众的讨好和献媚，发人深省，震撼人心的作品的社会摇篮已经被毁掉。这种献媚娱乐在西方的文化艺术中也同样存在，但是西方的制度给那些作品的空间显然更大，因而社会活力更大，个人潜能挖掘的更大，国家的危机感更强，更能够直面困难和问题。

二是国内对展示自我形象的思维方式依然未变。

笔者年轻时曾收集过50、60、70年代中国的邮票，当时邮票展示中国计划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途径。在那些邮票上，中国一些水电站、大坝和标志性建筑都被一一展现，作为中国发展的见证。

而在21世纪，国内很多宣传图片，仍把国内修建的一些高速公路、鸟巢、水立方当作重点宣传，以证明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开放。

从这一点来看，现在的中国政府和文革时期的外宣思路没有两样，都是简单的将一些自以为成就的内容表现出来，连其他国家关心的内容都没有搞清楚，以为一两栋高楼大厦就是发展和成就，完全忽视心灵建设和制度建设。中国外宣思路60年未变，一方面相对30、4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宣传美国民主、反对独裁的外宣思路完全是大倒退，另一方面证明了其决策机制里无法产生或包容新的思想，做法僵化。

这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国庆60年的文化庆典和慈禧60大寿的堂会能如此相似。由于缺乏民主的决策过程，国内对外或对本国民众展示自我的思维方式长期僵化，只重自身感受不重实际效果，拉来113个戏班子，大唱特唱，就可以证明中国发展了？

反观美日等国，中国人对他们的情感是建立在美国好莱坞大片和日本卡通基础上的，在美国，人们对日本的好感也建立在大量的日本电影、动画。通过发展民主制度、创造言论自由、继而推动思想艺术活跃、创造文化产业的高峰点，然后通过自身的文化产品影响他国民众的心态，才能让自己的国民找到心灵上的幸福和满足，让其他国家也体会到这种心灵高度，才能谈得到文化的影响。否则，中国的文化只能被影响。

慈禧五十大寿时，中法战争；六十大寿，甲午战争；七十大寿，在东北土地上的日俄战争。日本后来表示，之所以在甲午年挑起战争，就是看准了中国的软肋，慈禧的愚昧，所以后来清朝亡了。

共和国四十周年，六四事件；共和国五十周年，大使馆被炸；六十周年，经济危机。早在09年初，就据说美国已经通知美国各驻外使领馆，要求将大量美元换成当地货币，并足够使领馆一年之需。美国是否会在这一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美元贬值，创立新货币，重创中国外汇，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慈禧的阴魂，仍在京城上空飘荡，我们手中的牌，握在别人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