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89摊牌揭秘：杨尚昆玩火两头下注

    万维网友冼岩来稿：不愧是《“乌托邦”祭》的作者，短短一篇《赵紫阳八九摊牌余谈》，也闪

    白璧亦有微瑕，何况苏晓康此文？现特指出苏文中的两点瑕疵，正是这些瑕疵，可见意味深长。

    瑕疵之一是夸大了邓小平八九时的“权威不足”。文中说邓“四九后与兵戎无涉”，这明显是“低级错误”。林彪事件后邓复出，即任总参谋长一职，直掌军权，何来“不涉军权”？在林彪出事人心惶惶之际，毛让邓掌军权，正是相信其威望和能力，压得住台脚。事实上，邓也确实不负毛望。后来邓政务日重，要退出总参谋长一职，邓推荐罗瑞卿接班，其他人包括江青著意杨成武，争执不下后还是由邓兼任。以致杨一直耿耿于怀，即使在邓如日中天的八、九十年代，也是一有机会，就要明嘲暗讽，骂邓的娘。

    更有意味的是，苏文说八九调兵进京“近似军事政变”——如果说元老们罢黜胡、赵之举“近似政变”，还多少合乎几分“程序正义”；而八九调兵进京是在赵实际靠边站之后，对付的是学生、民众，何来“政变”之说？这种明显的“用词不当”，以苏之才学当不至此。结合文章后半部分看，或许苏是有意为之：通过对邓一派“不正义”的上纲上线，彰显自己是站在“正义”一方——苏意识到，文章已经碰触到“正义方”的政治禁忌，必须保护好自己，以免“自绝于正义”。

    第二个瑕疵更说明问题。这已经不是瑕疵，而是青天大窟窿了。按照苏文的分析，赵会见巴氏时的“泄密”，既非“始料不及”的无心之失，也不是为了“维护邓的形象”、“完全是好意”的善举，而是有意抓住“政治机会”的“大动作”，意在对邓发出致命一击——连央视的现场直播都特意交代了（由此也可见，为赵辩解的鲍彤之流以及赵本人“谎话张口就来”的政治品质；由此更可管窥，所谓《改革历程》、《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究有多少真实性可言，“权威史料”乎？自我圆谎乎？）。这也是邓赵决裂、89情势更趋极端的关键。按照这种分析，合乎逻辑的推论应该是：赵的目的就是利用民意和海内外舆论推倒邓，换自己掌权。换言之，改革过程中积累或释放了民怨，赵希望邓把民怨背起来，下台，换自己上。赵想走的，正是后来叶利钦夺权的路子，而绝不可能仅仅是苏文中所说的“诉之於天下舆论、国际关注，将邓小平的决策，从幕后拎到大庭广众之下来评判”——“天下舆论、国际关注”当时早就有了，而且还热得不行；民意评判也早有，那么多人上街就是评判，岂待赵“泄密”后才能知所评判？“泄密”所明确的，无非是现在这种做法的主导者究竟为谁，让民意知道该打倒谁、拥护谁；更重要的是，让民意知道中央还存在不同声音，从而胆子更大，更不愿妥协，非得推翻邓的“非理性统治”、换上赵之“开明理性统治”后才肯罢休。苏文对学生反应的描述，证明的就是这一点；苏文的具体分析，指向的也是这一点。但文中的直接结论，却采用了赵自我圆谎的“诉诸民意，以为民意足以惊醒邓”之说法，甚至还要故意夸赞赵这种“政治伦理”的“可贵”。如此就不能不令人奇怪：苏先生言词禁忌为那般？

   更有意思的是，苏文中不但描述了赵当时的志得意满、踌躇满志，甚至还描绘了杨尚昆准备在赵“成事”后过把“太上皇”瘾的心态——连杨尚昆都在为赵的胜利作准备了，难道赵本人竟会茫然不觉、毫不动心？套用苏文中的一句话：没有人会相信赵的“政治灵敏度”如此之低，笔者也不相信苏本人的“政治灵敏度”如此之低。

    既不是智力、学识的问题，那就只可能是勇气的问题，因而才有难言之隐。直指赵“泄密”是为了权力，不但将颠覆“正义方”精心打造的赵“领袖、崇高者、献身者”之高大形象（所谓赵后来拒绝检讨是不计个人得失的说法自然也将因此站不住脚，更没有什么“光彩”可言，无非是另一种利益计算而已），也将彻底颠覆“正义方”的八九叙事。像现在这样，既指出赵“泄密”是有意，又归结为只是欲诉诸“公投”，虽仍不可避免地将赵置于使八九事态恶化的重要推手位置，但还可解释说赵“一切为了正义”，就像有人解释学生领袖的出尔反尔，拼死不退出广场也不是为了权力而是为了正义一样——效果虽成灾难，动机却是纯良，这是随着诸多事实的披露，流落海外的“正义方”不得不接受的结论，但也是他们能够接受的极限。再进一步，指出其中很多人包括赵的动机未必高尚，不过和对方一样是为了权力，甚至连对方都不如，更加不惜“徒然地牺牲无辜的生命，勾引历史的重大逆转”（在“泄密”前，赵还有退路；“泄密”后，党内双方除“决一死战”外，已别无选择。惟一还能主动选择进退的，只有学生领袖），这就彻底剥下了“正义方”的正义披挂。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苏晓康可以在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赵也是“玩家”，但只能一笔带过，结论还是只能放在“撤帘”上。

     于是读者们看到了一个小心翼翼、寻章摘句的苏晓康，与20多年前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迥然不同。由此推测苏的心态，也很有意思：一方面，他的智力水平决定了他不能长年累月地忍受“正义方”同志们包括赵的幕僚指鹿为马、自相矛盾的刮噪——大量资料摆在面前了，还睁着眼睛说瞎话。他忍不住要站出来说点逆耳之言，显示自己还没有像同志们一样的糊涂。另一方面，他的现实处境又决定了他不可能把话说透，触犯“正义方”的政治禁忌，反而要说一些违心之言，自相矛盾之语。否则，不但《开放》不会刊登他的文章，熟人、朋友也会避他惟恐不及，他现在的生存环境、生活基础将发生天翻地覆的逆转。即使他为了真理这些都不惧，同样无济于事——他会被直接划为“共特”，定义为“卖身投靠者”或“被策反者”，他的话自然会被视作违心的求荣之论，“正义”气场内没有谁会正眼一顾。反之，像现在这样说一半留一半，不触犯禁忌底线，虽然自相矛盾，却也才会有人愿意看一看，想一想。

    这就是“软刀子杀人”的可怕。通过树立一种绝对的“政治正确”，形成政治禁忌与思想专制。它对“正义”气场笼罩范围内人群的思想控制，有时比集权政治体制更彻底，更可怕——当年，苏晓康敢在国内写《“乌托邦”祭》；今天，他却不敢写海外的《“乌托邦”祭》，而最后只能寄情于古词、古典，作一点隐晦的反讽。

    附苏晓康：“天安门密件”洗刷“屠城”罪责

     据吴稼祥分析，二○○一年横扫中外的“天安门密件”（又称《六四真相》），也是“杨家将”背景，为了洗刷“屠城”罪责，此说很有见地。杨尚昆的“国家主席”顶戴上，沾着赵紫阳的血，末了还是邓小平夺了他的顶戴。“大玩家”玩别人，最终也玩了自己。

  （原題：赵紫阳八九摊牌余谈   作者：苏晓康 文章来源：开放杂志）
   
    ● 当赵费尽心力，无法改变四二六社论定性时，便决定诉之於天下舆论，将邓小平的决策，从幕后拎到大庭广众之下来评判，等於一种“全民公投”。但决定赵的成败的关键人物是杨尚昆。
   
    《改革历程》是一份珍贵的私人文献，令人想起《赫鲁晓夫回忆录》。赵紫阳对“八九事件”的内幕、成因，作了脉络性的梳理，成为还原这个历史关头的权威史料。然而，这与他最终仍不能透彻说明其中的一个重大细节，形成某种悲剧性的张力。这个细节，就是关於他跟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一个堪称“风暴眼”的事件，只得到“模糊性”的解释，给后人留下发掘的价值和空间。
   
    政治透明、决策公开，是极权体制的命门，若遇重大社会冲突则更甚，一旦触碰，就会爆炸。钓鱼台赵戈会见“把中央常委的决定捅了出来”（赵语），所引起的爆炸性效应，举世目睹，至今没有一个令人释怀的解释，可谓“二十年的遗憾”，本文尝试一种可能的解释。我的解释，不把赵紫阳定位在一个领袖、崇高者、献身者，而是首先把他看作一个政治家（politician）。人物一旦交给历史，便任由评说。
   
    “邓掌舵”爆料三说
   
    关於这个事件，中共解释不了，赵紫阳及其幕僚，是唯一的解释来源。前后有过三种说法，都是借助了一种时间上的错位：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戈氏上午见邓小平，下午见赵紫阳，何者为“最高级会谈”？这个“规格性”问题，产生了一个“政治机会”──其实，这是极权体制预留的一个漏洞，谁能利用它、怎么利用最好，只是一个技术问题。
   
    最早出现的“陈说”──陈一谘在流亡伊始就提供一种说法：苏联代表团质疑，邓小平甚么党内职务都没有，戈氏见他算甚么？於是王瑞林打电话来，要赵紫阳下午向戈氏解释一下。这个说法天衣无缝，说明赵阵营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授人以柄。多年后又有一个“鲍说”──鲍彤出狱后说，在秦城他就自己揽下这个责任，说他根据中联部的介绍，替赵紫阳写了讲稿，说明邓虽退休仍然掌舵的意思。最后的“赵说”，分别见於开放出版社的宗凤鸣着《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和赵本人的《改革历程》两书，完全相同，大意是针对民间“垂帘听政”的说法，为了“维护邓的形象”，才说出这个秘密，“完全是好意”。
   
    另据明报援引赵与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谈话，提到更具体的细节，即邓小平坚持他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才算“中苏最高级会谈”，并一再强调“这句话我一定要告诉他”，但不知为甚么他会见时却忘了说这话，由此便要由赵紫阳来告诉戈氏“邓小平掌舵”的秘密。赵告诉杨：“我还对鲍彤说，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记性不行了......这一番话，本意是替邓小平把他忘记讲的话转告戈尔巴乔夫，目的是让对方回国后对此行能有个交代，至於外界如何理解，造成甚么误解，我就没有办法控制了。”（宗凤鸣着作中收入的“同杨继绳的谈话记录”中，并无上述这些话。）
   
    总书记务求“现场直播”
   
    我在这里可以提供一个旁证，即二十年前我听一位目击者亲口陈述的事实：当天赵紫阳先一步到钓鱼台国宾馆，非常急切地询问，中央电视台对这次会谈是不是“现场直播”？令记者们感到惊讶，总书记以前从未在乎过这种细节，而“直播”是不能删节讲话人的任何一句话！即避开了新闻检查，这也是中共很少允许“现场直播”的原因。当赵紫阳确信电视“直播”无疑，就河南话脱口而出：“好！”然后坐下来，一只手有节奏地拍着沙发扶手，打起腹稿来。
   
    这个“现场直播”的细节显示，赵紫阳有备而来，要说出可能是一件惊人的秘密。那时，正是天安门广场火烧火燎的当口，不久，果然天下譁然。广场出现的标语，是前所未有的：
   
    　　 邓大？党大？
    　　 不管白猫黑猫，只要下台就是好猫；
    　　 帘子破了！小平辛苦了，请退役；
    　　 想小平，盼小平，小平来了不太平；
    　　 不要中国特色的摄政王；
    　　 如此“帘政”，国将不容；
    　　 人老了，弦子也调不准了；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天下为“公”；
    　　 人过八十要糊涂；
    　　 我们盼小平归故里，拥护您去当职业牌手；
    　　 希望邓小平顺应历史潮流回家去；
    　　 四川宜宾师专迎接小平回乡养老；
    　　 小平您好（一九八四）糊涂（一九八九）；
    　　 要廉政，不要垂帘听政；
    　　 帘子后面找政府；
    　　 邓小平（八五）戈尔巴乔夫（五八）......
    　　
    据说，当晚邓小平一家人看到这番群情激愤，反应竟至於此：“看来他们要甩出我们家，把我们剁成肉馅了！”赵紫阳事后称他“始料不及”，显然很勉强，看看上面的标语就知道，爆料出“邓掌舵”的政治意味，只有一个，也是“路人皆知”的：撤帘嘛！赵作为总书记，政治灵敏度决不至於比老百姓还低。另有一个直接的类比，就是“邓对李鹏大范围传达他的讲话是不满意的，邓的孩子对把邓推到前台也不满意。”（《改革历程》二十九页）。赵很清楚邓家最怕“暴露到第一线”。而且，即便如三种“事后解释”所称，要向戈氏单独说明，完全不必“现场直播”，反而是避开媒体才对。
   
    紫阳风头正健
   
    所以本文认为，这是赵紫阳的一个大动作──在他殚精竭虑，仍不能说服邓小平收回“四二六社论”定性，便决定诉之於天下舆论、国际关注，将邓小平的决策，从幕后黑箱拎到大庭广众之下来评判，等於一种“全民公投”。邓小平要“当家”，却又怕“暴露”，这种非理性统治，正是学潮难以平息的根源。赵紫阳看穿这一点，借力使力，将街头抗议化为一次“民意公投”，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赵出此策的政治根据是甚么？他的政治理念有先锋之势，是他敢为的主因。赵曾欣赏“新权威主义”，他说邓也是，但是他们遇到政治上的强大阻抗，就不能不另寻改革的思路，邓在八九前两年的十三大已同意“政治改革”，赵才令鲍彤组建“政改办”，这是不能忽略的一个前提。那么，在现实中赵有何本钱逼邓？邓与赵“同舟共济”，是改革仅剩的一个政治基础，邓自断左膀胡耀邦之后，只剩下右臂赵紫阳，改革已在半途而废，此所以邓坚拒邓力群而逼赵紫阳接任总书记││他不肯输给陈云李先念等保守老人；赵紫阳告诉宗凤鸣，在此回忆录中也表明，邓在八九年春已决定把军委主席交班给他，亦可知废胡后邓依赖赵之深，此其一；十三大前，赵紫阳解散邓力群的书记处研究室、停刊《红旗》、差额选举“差”掉邓力群等举动一路告捷，对赵紫阳的政治预期感，是极大的鼓舞，让他看到“民心可用、党心可用”；同时，也显示了在高层博弈中，赵比胡有韬略、有技巧，这也是邓所需要的，此其二。可以说，“八九”风云骤起前夜，赵紫阳正踌躇满志，他才敢把民情汹汹的天安门广场扔给李鹏，自己登车去平壤。
   
    赵紫阳谈胡耀邦的陨落，历数老人政治。“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邓、陈）。第三位（先念）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邓小平以不开常委会来堵陈云的嘴，说“两个聋子都听不见，开甚么会！”照说赵接胡，境遇更难，他竟能游刃有余，“陈要开会是想有个说话的地方。有一次他责怪我为甚么还不开会。我回答说：我只是大秘书长一个。你和邓商量好了就开。陈听后说：啊！大秘书长一个！”──赵跟宗凤鸣谈得比他自己的录音要鲜活。
   
    杨家将“玩火”两头耍
   
    赵紫阳有多少胜算？注定失算的事情，赵是不会干的。面对保守老人，赵的靠山是邓小平，假如他转身挑战这个靠山，谁是他的盟友？那时曾有一个制衡邓小平的“联盟”吗？
   
    万里、乔石、胡启立都曾是赵的盟友，但毕竟份量不够。万里在关键时刻被软禁，启动人大常委权力否决戒严令的尝试，被邓小平轻易摆平；而乔石在邓府戒严决策中，只敢中立。
   
    在高层另有一个人是举足轻重的──杨尚昆。无疑，正是他的角色，最终决定了赵紫阳的成败。而奇怪的是，《改革历程》对此人似惜墨如金。设若赵杨两人皆封嘴，他们之间曾有过的“联盟”便如石沉大海。我们只可钩沉一二。
   
    “杨家将”这位老大，文革前的中南海大管家，成为邓与政治局常委的联络人，位居中枢。熟悉中南海内幕的吴稼祥，称他是“大玩家”，很传神，但说他怕失去军委副主席，而联手保守派倒赵，与赵的说法不符。赵在书中多次提及杨支持他处理学潮的温和政策、反对镇压，似非错觉，许家屯也从旁证实。但是，杨领李鹏去邓府求见，引出“四二六”社论在先；又受赵之托，试图通过邓的秘书、子女迂回劝说邓在后。杨尚昆究竟押注在谁身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无疑也是审时度势，不想赌错。他重用胞弟，遭忌军中，不是死跟保守派就能化险的。他不妨也掂量，扶持赵紫阳一旦成事，他兴许也当一回“太上皇”呢？
   
    赵紫阳留下两个细节，颇可玩味：五月十六日夜在邓府，杨尚昆转述廖汉生的戒严主张，“本来尚昆一直是反对戒严的”；决定戒严后赵愤而辞职，“尚昆打电话再三劝我收回成命”。此外，据说戒严部队进城受阻后，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找不到杨白冰、杨白冰找不到杨尚昆、杨尚昆找不到邓小平......
   
    一番腥风血雨后，杨尚昆最终背弃赵紫阳。但几年后，这位“镇压执行人”，又对三○一医院军医蒋彦永说：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无力去纠正。另据吴稼祥分析，二○○一年横扫中外的“天安门密件”（又称《六四真相》），也是“杨家将”背景，为了洗刷“屠城”罪责，此说很有见地。杨尚昆的“国家主席”顶戴上，沾着赵紫阳的血，末了还是邓小平夺了他的顶戴。“大玩家”玩别人，最终也玩了自己。
   
    邓戒严权威不足
   
    杨家兄弟治军乏威，也是邓小平权威不足的折射，更反映毛泽东身后的权威空白。这个政治背景，其实也是“六四”成因之一，少有人论及。权力空白所勾起的重组渴望，会引诱政坛上所有的人，其实大家都是“玩家”，赵杨二人位高权重，岂能置身於外？改革的迟缓和保守派的问罪，又与民间抗议互动，而引领权力结构的重新洗牌，一开始所能看到的，都不是结局，只有可能性。
   
    陈云或可比肩邓小平，更有叶剑英，长居岭南不北归──他有华国锋襄助才抓了“四人帮”，而邓小平复出后，八○年初废华国锋及“凡是派”甚急，叶帅不悦，邓派王震南下与之协商，叶举荐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杨尚昆、习仲勳两元老进政治局，对邓有所制衡。邓虽是二野政委，元帅的资格，但四九后与兵戎无涉，复出后请罗瑞卿接军委秘书长，极盼替他掌兵。罗大将却被林彪害得双腿残断，说我站不起来怎么领兵？执意要去德国做手术，而那时中德尚无外交关系，聂、徐两帅皆不准，罗硬是去了，竟死在手术台上，邓痛失股肱，那是七八年，邓於是只好自树权威抓兵权。七九年打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伤亡甚重而无战绩。叶剑英八○年就查出帕金森症，四年里沉屙愈深，渐渐出局，八四年国庆邓小平心血来潮要阅兵，而叶帅就在“十一”前病危，据说邓下令无论如何不能叫葬礼冲击国庆，医生只好维持，於是叶帅又当了两年植物人。
   
    天安门屠杀前的一场宫廷倾轧，因涉及动用军队，情势扑朔迷离。邓小平虽是强人，但调兵进京军管，他的权威还差了点，元帅上将们一上来就反对。尤其难料的是，杨家兄弟指挥镇压，军权在握，围困京师，邓心中没底，据说全家人都躲了起来。五月下旬六月初，中国处於权力真空，有多少天？天晓得。这种近似军事政变的把戏，最不安全者，恰是独裁者自己。
   
    愧疚为那般？
   
    赵紫阳的光彩，在被废黜之后。第一次拒绝检讨，是拒绝了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诱惑；第二次拒绝检讨，又放弃中央委员，接下来就是长达十六年的软禁，这都在中共历史上创了纪录。党史上拒绝作检讨的总书记只有两位：陈独秀和赵紫阳。
   
    但是，《软禁中的谈话》和《改革历程》两书问世后，我们才知道，赵紫阳决不肯对这个党认错，却反反覆覆地谈到他对邓小平的歉意，即在与戈氏谈话公案上，不断地用“懊悔”“遗憾”等字眼。两厢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愧疚，大概要从私人情感来解读。赵的意思恐怕是：你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怎会“有意伤害你”？重大决策在你我之间都不能讨论一下，我只好诉诸民意，以为民意足以惊醒你，却想不到反而激怒了你，酿成大悲剧。时过境迁，我实在觉得很抱歉！赵紫阳这种态度，反映了传统“君臣之道”的某种残影，但也是一种可贵的政治伦理。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赵紫阳不检讨也无反省，他愧对邓，却不说愧对历史。这里一直悬挂着对一个政治家的责任伦理的追问：无论赵的动机是甚么，在缺乏起码政治理性的前现代条件下，有意无意地动员民众，轻易与独裁者决一死战，是徒然地牺牲无辜的生命，和勾引历史的重大逆转。
   
    李商隐有凭弔诸葛亮的怀古句：“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这首七律《筹笔驿》，通篇浸透着“遗恨”二字，映照赵紫阳，可谓妥帖；而诸葛亮拟古辞“梁父吟”，取典春秋齐相宴子“二桃杀三士”，其鞭笞谗言害贤的含意，至今新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