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黨對意識形態的操控看《楚門的世界》

萬維網友許允仁來稿：The Trumen Show是金•凱瑞主演的一部頗具哲理的黑色喜劇，它的中文名不知由誰譯成了富有意味的《楚門的世界》。影片用諷刺的手法展示了現代傳媒工業如何令人生畏地操控着人們的生存世界。

    電影的主人公楚門，從呱呱落地開始，30年間始終不知情地生活在奧姆尼康電視製作公司為他精心安排的一個人工世界裡。散發着天堂般甜美氣息的，風景如畫的海邊小鎮：西海文，實際上是一個巨大的攝影棚，在這兒，日落日出，電閃雷鳴，潮漲潮落都是通過電腦人工控制的，楚門的親朋好友，包括路邊遇到的每個行人都是一些演員。

    而導演克里斯多夫則完全掌控着這個楚門的世界，在楚門情竇初開時，為他安排愛情；在楚門試圖逃離小鎮時，讓他“父親”“淹死”海中，使他產生對水的恐懼；在他生活太順利時為他安排一些小小的挫折，在他沮喪絕望時則又給他一些希望。當然，最精心的安排也會出一些偶然的事故，比如，有時候會有一些東西突然從“天幕”上掉下來，讓楚門感到驚異，但這時電視、電台中馬上作出合理化的解釋，說是剛才一架飛機失事了。於是，楚門在這個一切都非常合理的完美世界中生活了30年。

    理解了奧姆尼康電視製作公司和克里斯多夫與楚門的關係，也就理解了中國共產黨和黨的最高領袖與中國人民的關係。楚門是電視製作公司領養的棄嬰，因而，公司也就理所當然地認為有權全面安排他的生活，當公司為楚門精心安排一個完美的世界時，並沒有覺得有什麼對不起他的，反而覺得賦予了他一切，但與此同時，公司則通過收視率的提高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

    同樣，黨也將自己和人民的關係看作是母親和孤兒的關係，將自己看作是把人民從政治動亂的苦難長夜中拯救出來的大救星，認為由此就獲得了用人民進行改天換地的社會實驗的不受約束的權力。無疑，黨的領袖和各級幹部都在從事這樣的社會實驗時，獲得了自己的物質利益。但是，僅僅追求貪污、腐敗則是黨的幹部的墮落形式，一個真正的極權主義者擁有自己的激情和理想，他的理想就是用自己的鞠躬盡瘁的操控為人民安排一個“楚門的世界”。

    在影片中，我們看到了導演克里斯多夫在創造“楚門的世界”時的那種投入和激情，他安排了楚門所遭遇的一切，他校正了楚門對某個女孩的迷戀，為他安排了理想的妻子，他創造出楚門的愛情和幸福，苦惱和希望，是他的創意賦予了這個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以意義。無疑，克里斯多夫的工作會為他帶來巨額的收入，但是，我們看到他對此並不在意，他完全陶醉在上帝“創世”般的激情之中。理解這種以上帝自詡的致命的自負，是理解一個真正的極權主義者的靈魂的關鍵。

    當一個極權主義政黨，奪取政權之後，它會依憑什麼來從事其構築“美麗新世界”的社會實驗呢？毛澤東對極權政治所依憑的基礎進行了直截了當的概括，那就是“槍桿子”和“筆桿子”這“二杆子”。我們知道，憲政民主政治將其合法性建立在對權力的邊界進行嚴格的限定，以及通過制度化的投票選舉來贏得民眾對其權力的認同上。

    而極權政治則恰恰相反，它相信一種穩定的權力，不是來自於對權力自身的限制，而是來自於權力的不受約束的擴張；不是來自於作為權力的客體的民眾的認同，（極權主義者相信，一種建立在真正自由基礎上的權力客體對權力主體的認同是不可能的），而是來自於對民眾的全面操控。假如說，憲政民主政治的核心理念建立在給個人以自由的基礎上，那麼，極權政治的核心理念就是建立在對個人從行為到思想的嚴密操控的基礎上。

    當一個獲得政權的極權統治集團要展開其社會實驗時，需要一種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有內外二種功能：對內為統治集團成員之間提供一種相互聯絡的信號，對外則為被其統治的民眾灌輸一種特定的世界觀。在一種自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極權政治中，統治者是通過宣布自己代表一個抽象和神聖的“人民”的方式，來實施其對所有具體的個人沒有任何約束的徹底操控的。

    這種意識形態的具體的內容，雖然與時俱進，不斷修正，但是，其基本構架則萬變不離其宗。它宣稱，外在地，只有黨和黨的領袖先知般地掌握了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因此，只有黨才能領導人民走向作為人類歷史的決定論終結的“美麗新世界”；內在地，在黨從事的偉大社會實踐，在神聖的集體主義的“人民”面前，每個具體的個人都是具有原罪的和“低俗的”，他必須通過接受黨的教導來被升華，從而覺悟到自己的真正的本質之所在。在一個社會中，只有黨的積極分子堅定地信奉這一極權政治的基本邏輯，而民眾則至少在表面上順從這一邏輯，極權政治的構築“美麗新世界”的遊戲才能進行下去。這一邏輯構成了極權政治的核心理念和本質特徵。

    30多年來，當黨主導的改革開放，引入了市場機制，引入了私有制，促成了一個中產階級的生成時，人們曾經相信，憲政民主政治將會自然而然，瓜熟蒂落般地來臨。現在，我們才發現，這一祈願式思維是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無意識信奉的基礎上的。我們想當然地認為，既然我們在經濟層面上和歐美變得越來越相似，那麼，在政治上應該也不會例外吧？

    現在，當中國在創造出經濟奇蹟的同時，也成功地構建成全球前20大經濟體中惟一的非民主的現代政體時，我們才發現，其實，經濟就是經濟，政治就是政治，一個社會的政治的形式，遠不是像馬克思所想象的那樣，是被其經濟形式被動地決定的。政治制度是人們的基本價值觀的體現，和經濟制度相比，它具有更大的能動性，以及自我複製和自我發展的頑強性。就像以賽亞•伯林所說，政治哲學歸根結蒂是道德哲學的一種延伸，因此，在執政黨的政治哲學沒有完成從“人民民主專政”向“自由民主主義”的轉向，在整個中國社會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沒有真正認清極權主義的本質和危害之前，經濟的增長非但不會自然而然地帶來政治制度上的轉向，相反，我們看到的是，極權權力憑藉其掌控的更多的新技術和新資源，不斷地拓展着自己的疆域。

    在《平庸的專制》一文中，筆者提出了新極權主義的概念，並且描畫了它在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的表現，在本文中，筆者試圖進一步拓展和加深對新極權主義的理解。新極權主義是一個和後極權主義有所不同的概念，後極權主義是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中的自由派人士所提出的概念，它是指“革命的發動機”已經失靈後的共產黨國家的政治生態。假如說，後極權主義是指共產主義的極權主義的一種衰微的形式的話，那麼，新極權主義則是指極權政治找到了某種新的形式，並且獲得了新的能量。

    在改革開放的前期，可以說中國社會處在極權主義不斷衰微的後極權狀態，但是，中共16大之後，新極權主義開始崛起，新極權主義的“新”，是指極權政治終於探索出自己跟私有制、市場經濟和信息時代相適應的新形式，從而，轉守為攻，四面出擊來壓縮個人自由的空間和拓展權力的邊界。

    許多人，包括某些自由派知識分子，在計劃經濟的被拋棄，以及相對毛澤東時代，統治者變得更為溫和，統治手段更富有分寸等現象中，簡單地得出了極權主義在中國正不斷衰落的結論。他們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另一方面，那就是極權主義正在以新的方式崛起，並且變得更為成熟。

    我們說，新極權主義比傳統的極權主義更為“成熟”，首先是指它對極權政治的本質有着更深的洞察力，比如它甚至比許多極權政治的反對者都更清醒地認識到，不是公有制和計劃經濟，而是黨對整個社會的不受限制的操控，才是極權政治的本質特徵，因此，只要形勢需要，它可以毅然放棄計劃經濟和清一色的公有制，通過在私營企業和律師事務所建立黨組織的新形式實現對社會的操控，在這一轉變中，黨非但沒有失去什麼，相反從絕對掌控一個更富活力的經濟系統中獲得了更多的資源和能量。

    由於極權主義的政治實踐帶來了巨大了人權災難，人們往往將極權主義者的終極意向看作是邪惡的。其實，就如哈耶克在他畢生的研究中反覆強調的，通往地獄的道路是由鮮花鋪就的。極權主義者的真正危險性恰恰在於，它的精神能量來源於對一個至善的烏托邦的竭誠嚮往。

    因此，極權主義的本質是通過黨的一元化領導來構築一個具有單一意義的“美麗新世界”。“鎮反”和“反右” 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古拉格群島”和“夾邊溝” 則是他們置放無法被整合到“新世界”中去的人的廢料的“歷史的垃圾箱”。

    我們之所以說，新極權主義者比傳統的共產主義的極權主義者更為成熟，還因為他們放棄了階級鬥爭和仇恨意識，從而使基於暴力的對人的操控變得更為精緻和有效。傳統的極權主義者相信，自己的政治上的敵人是絕對的死敵，因此，對其充滿仇恨，並希望在肉體上消滅敵人。而新極權主義者則已更自覺地意識到，所謂的敵人都是自己的政治目標塑造出來的，目標變了，敵人也就變了。

    因此，對於敵人無須仇恨和從肉體上消滅，只需通過操控來改變他們的行為和思想。新極權主義者通過反省認識到，本質上不存在人的廢料，廢料的出現歸根結蒂是由於操控的技術出現了故障。因此，他們織布了一張更加細膩的組織控制的網絡，發展出了一套日益精緻的基於利誘和威懾的對人的操控技術。現在，他們即便要抓捕一個人，也不是基於仇恨，而是為了製造一種威懾的效果。而在抓捕之前，還會進行組織談話、威脅解除公職、國安請“喝茶”、傳喚、監視居所等柔性的不斷升級的威懾手段，以期以最小的衝突和最低的成本，來改變個體對抗黨的意圖的行為。

    還需要強調的一點是，目前中國的新極權主義不僅僅與共產主義的極權主義相比，而且與二戰時以德、日、意為代表的法西斯主義的極權主義相比，也顯得更為成熟，這不僅僅同樣體現在對自己政治上的敵人的殘酷性的下降上，而且還體現在，它不像法西斯主義的極權主義那樣，有一種不穩定的無限地向外擴張的征服意志。中國特色的新極權主義的征服意志主要是向內的，它的主要興趣和激情體現在致力於構建黨對整個社會，乃至對每個個體的思想和行為的一種無微不至的制度化的操控上。

    它的終極理想是，將整個中國社會的存在和發展，完全變成黨導演下的一部永不停播的連續劇。這部偉大戲劇中的每一個情節，都必須是導演統籌安排的，是他的創作意圖的精準體現。同時，最理想的狀態是，所有的人民在這部戲劇中演出時，就像電影中的楚門一樣，完全意識不到自己的生活是被預先設計和安排好的，而處在一種自由的錯覺之中。

    假如說，傳統的極權主義者在控制社會時，更多地是運用“槍桿子”的話，那麼，身處信息時代的新極權主義者則更多地運用“筆桿子”。當然，“槍桿子” 始終都是極權權力的終極基礎，但是，為了能夠有效地營造出人民的自由與歡樂的錯覺，最好是將這種硬通貨藏在地下倉庫里存而不用，或者少用。

    人們的行為源自於內心的信念，而各種信念又來自於個體和外部交往時得到的經驗和知識。因此，讓一個個體作出我希望的行為，而又不妨礙他內心的自由感的惟一的方法，就是用一種類似催眠的方式，在他的心中植入我希望他擁有的信念。人的知識和信念總是在他通過各種渠道獲得的信息中逐漸形成的，當一個人從各種不同的渠道獲得同一的信息時，這一信息就會自然而然地內化為他自己的信念。

    因此，所謂的“筆桿子”就是指這樣一種工作，黨控制住社會中個體獲取信息的所有渠道，並且以一種籌統的方式，讓各種不同的渠道，有條不紊地發出黨所需要的相互配合的信息。這樣的意識形態的管理工作，是一項複雜和高超的政治藝術，這一藝術的最高境界就是，黨可以隨心所欲地在所有個人的心中植入它希望人們擁有的一切信念和感覺。假如，這一理想完全實現的話，那麼，槍桿子完全可以放在倉庫里不用，整個極權政治的運作，就像克里斯多夫創造出楚門的所有喜怒哀樂的感覺一樣，黨將上帝般地設計和創化出人民的全部生存體驗。

    但是，要達到這一境界的最大困難在於，就像克里斯多夫的成功在於徹底封閉了楚門的信息獲取渠道那樣，黨必須完全掌控人們獲取信息的所有形式。真正的藝術效果，只有在一個絕對封閉的空間中才有可能被創造出來，只要被造者能夠獲得與導演的意圖不一致的信息，那麼，他就會產生致命的懷疑，這時，偉大戲劇的和諧就被破壞了，黨的全能的創造力也就遭到了挫敗和削弱。

    記得執政之初胡錦濤先生就有過批示：在意識形態的管理上要學習北朝鮮。由於在中國存在着對北朝鮮政治經濟現狀的普遍蔑視，這一指示，不僅僅在自由派知識分子，甚至在宣傳系統的官員中也引發了不少議論和牴觸情緒。這些宣傳系統的黨的幹部，只是短視地看到中國比北朝鮮富一些就自負起來，沒有認識到自己寄生其中的整個政治制度的本質，更沒有深刻領會到這位總導演的憂慮中所包含的真理性。

    我們看到，正是由於北朝鮮的總導演完全封閉了人民的信息接受渠道，因此，在經濟和人權狀況都比中國糟糕得多情況下，成功地創造出了人民對領袖的誠摯熱愛和對黨的無限崇敬，（賀衛方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過，一位在中國演出的北朝鮮的女演員突然哭了起來，人們忙問她怎麼了，她說，她想念領袖了，她現在呆的地方離慈夫般的領袖是如此遙遠，所以，她感到孤獨無依），創造出了人民的深刻的幸福感（北朝鮮的人民深信自己生活得如此幸福，以致於全世界的人都在羨慕他們）。

    同樣，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民也感受到了這種深刻的自豪感和幸福感。文化大革命一爆發，中國在外的留學生紛紛不聽勸阻要求回國參加革命，惟恐錯過這一偉大的歷史時刻；而“大躍進”後，餓死四千萬人的現實，也絲毫沒有影響中國人民走在通向共產主義天堂的金光大道上的歡樂感與充實感。所以，就像胡錦濤所洞察到的那樣，只有對意識形態實行封閉式管理，黨才可能像一個偉大的導演那樣，不受約束地創造出人民超現實幸福感，創造出人民對生活的激情和崇高的意義感。

    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意識形態管理上所經歷的一切，則正好提供了一個反例，由於人民取得信息的渠道不能被有效地封閉起來，因此，雖然，經濟取得很大的成就，人權狀況也有進步，但是，這一切非但沒有增加人民對領袖的熱愛和對黨的崇敬，相反，使得疏離和怨恨之情日益增長，同時，人民對自己生活的認同感和幸福感，和毛澤東時代相比，也大大地減退了。

    因此，面對這一形勢，新極權主義者在執政之日起，就為自己提出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極具挑戰性的奮鬥目標：那就是如何在對外交流日益增加和個人獲取信息已變得如此便捷的新條件下，重建黨對整個意識形態的絕對操控力。

    我們看到，這些年來，通過嚴格審查和重編從小學到大學的所有政治和人文學科的教科書；通過嚴控所有電視、電台、報紙、雜誌、出版社等主流媒體；通過花錢大搞主旋律作品；通過收購海外華文媒體發出配合主旋律的和聲；通過建立一道又一道的信息防火牆，和一支日益擴大的網評員隊伍；通過將極少數頑固的雜音發出者關進牢裡；通過將堅持自由化立場的學者悄悄地從單位中解聘；通過關閉網站，屏蔽博客，刪除網文……在大多數中國人沒有感到有什麼劇烈痛感的情況下，許多人原先以為不可能實現的目標，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

    操控意識形態的能力，在新極權主義者看來，也就是創造人民的思想、情感和生存意義的能力。黨運用其日益增強的操控力，在中國社會中導演着一幕又一幕的戲劇。比如，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通過奢華的開幕式，通過假唱、假焰火，通過人工收集世界各國兒童的天真的笑臉，通過屏蔽結石寶寶的撕心裂肺的哭聲，黨成功地營造出了全國人民在盛世的歡樂感；在2009年的汶川地震中，則通過將黨旗插到震後的廢墟上，並強力抑制住遇難學童家長和全社會要求追查豆腐渣工程的呼聲，導演出了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多難興邦和災區群眾對黨感恩戴德的戲劇；而將全國各行各業取得的成就，看作是“科學發展觀”的落實，看作是對黨國領袖偉大思想的執行和貫徹，則是每天通過新聞聯播編導的連續劇。

    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極權主義者，總是喜歡自稱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但是，當我們看到新極權主義者是如此熱衷於製造治下的人民的幸福和擁戴的幻覺，和自己的用權力創造一切的無所不能的幻覺時，不得不說，一個真正的極權主義者是擁有某種“藝術氣質”的人。確實，一方面，他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在操控事物的過程中，他冷酷無情，沒有任何對屬靈的價值的敬畏和顧忌；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徹底的唯感覺主義者，他無情地操控事物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去強力營造他人和自己的某種共通感，這時，他可以完全無視最基本的真實。更準確地說，他像一個真正的導演一樣，將一切人和物都看作是等待着由他來賦予意義的道具，而他則不受任何約束（尤其不受真實的約束）地用這些質料來構築自己的夢境。

    對黨的導演能力的最大的考驗，則是每年“二會”的排演。假如說，在北京奧運和汶川抗震這二幕戲劇中還包含着大量真實的因素的話，那麼，通過“二會”的排演，來營造出人民對這個政權的主人感，則需要一種完全無中生有的超現實的導演力。

    在當下中國，可能沒有什麼能比“二會”這個現象中，包含更多悖謬和反諷的因素了，也沒有什麼能比“二會”更好地提示每個中國人，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楚門的世界”中了。黨當然知道，人不僅僅需要吃飯，而且需要尊嚴。因此，“二會”的本質就是，黨通過對一個政治儀式的最嚴密的預先安排，來努力創造出人民最逼真的自由感和民主感，同時，向全世界的觀眾展示，在一個完全由它操控的“美麗新世界”中，人民不僅僅自由、幸福地生活着，而且正用民主的方式統治着這個國家。

    為了實現這個充滿悖謬的目標所作的安排是：一方面要求每個人在選舉代表時，投下“神聖的”一票，另一方面則通過對各級代表的層層指定，最後確保參加“二會”的代表，完全由黨指派；一方面公開地要求代表在會上暢所欲言，“莊嚴”地行使監督政府的權力，另一方面則私下指令代表贊同黨的提案，並對全體代表的一言一行，實施最嚴密的監控；（程曉農在最近的文章中，對其1980年代在全國人大辦公廳工作時，黨對“二會”代表實行監控的方式進行了介紹，當時，還是中國在政治上相對最自由的時期，這些年來，監控手段無疑又有了許多創新。）一方面要設立一些群眾關心的議題，來吸引眼球，煽動情緒，另一方面，又要確保這些議題的展開和落實，絲毫不能影響黨的形象和利益；一方面，要通過所有的主流媒體，包括網絡，熱炒這些議題來增加人民的民主感，另一方面，則是中宣部對所有媒體的言論，以及現實中警察和國安對全體人民行為的更為嚴密的監控。

    總之，經過這樣的精心安排之後，被稱作“神聖”和“莊嚴”的民意就變得不再起任何作用，整個政治運作過程完全處在黨的嚴密操控之下，絕對排除了民意的不確定性對它產生的任何干擾。而與此同時，就像克里斯多夫通過精心安排創造出楚門的愛情一樣，黨為全國人民精心設計了一個無風險的政治環境，通過在一個淺水的池子上配置遼闊的“藍天白雲和大海”的假布景，黨讓自己的幹部和人民安全地享受着在民主的大潮中衝浪的快感。

    但是，最精心的計劃也無法杜絕意外。就像楚門的世界中，常常會有雜物從天幕的布景上掉下來一樣。在今年“二會”的排演過程中，也出了一些意外。最早的事故就是，“二會”召開前，出現了一篇13家報社聯署的共同社論，呼籲“二會”代表用“人民賦予的神聖權力”，來推進戶籍制度的改革。

    結果，黨對這一事故進行了緊急處理，共同社論在主要網站上只存在一天就突然“失蹤”了，13家報社的負責人受到警告和處分，這一事件的發起人則被敲掉了飯碗。同時，代表們被訓戒在會上不許再提戶籍改革的議題。
許多人對黨的這一緊急反應感到有些不解，因為，社論的內容並不包含政治敏感性，社論發表的前幾天，黨國總理就說過要改革戶籍制度，有些城市事實上也已進行了某些改革，為什麼同樣的話由共同社論的形式說出就會被看作是政治事故呢？

    假如我們將黨看作是一個一心要創造一個“楚門的世界”的導演的話，這也就不難理解了。導演關心的是效果，而不是什麼真實。同樣一句話，在一個戲劇中，由不同的角色說出，所產生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戶籍制度改革，由總理來說，顯示了黨對農民的主動的關懷，而由共同社論的形式說出，則變成了民眾自發地聯合起來向黨施加壓力，在共同社論的語境中，黨和政府變成了改革的阻力。

    “二會”本來是黨所精心安排的，在水池裡玩的民主衝浪，現在，某些傢伙居然當起真來，想要拼命衝擊水池的邊界，所以，黨不得不對此緊急叫停，就像克里斯多夫用人造的風浪，阻止楚門衝擊他所設置的那個虛幻的世界的邊界一樣。從對共同社論的處理，可以看出，黨所能容忍的“民主”，必須是一種絕對由它操控的“民主”， 一心想要打造一個“楚門的世界”的黨，已經不再能夠容忍哪怕一點點由於自發的互動帶來的不確定性。

    影響黨通過“二會”表演的“民主秀”效果的，還有另外二個小外意。一是李鴻忠搶奪記者的錄音筆，訓斥她“怎麼引導輿論”的事件；另一件事是倪萍宣稱自己不添亂，從來沒有投過反對票和棄權票。其實，誰都知道，李鴻忠的行為體現了黨管媒體，這一目前中國現實政治的基本原則，而倪萍講的則更是大實話。這二位代表存在的唯一問題是，他們只是一味按照長期以來黨所要求的“政治正確”的方式行事，而沒有能夠細膩地領會到在“二會”這個充滿悖謬的特殊場合，應該如何言行分離地來配合黨導演的戲劇。結果，這二位代表的真實率性的行為，讓黨國總理的“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監督政府”的高調演出頓時淪為笑柄。

    所有想要衝出“楚門的世界”的人，都應該感謝這二位代表，正是因為他們不願作秀的率性行為，將黨精心布置的“中國特色民主”的美麗的假背景撕裂了一道醜陋的口子，讓正在看戲的人們覺察到民主表演和它背後的政治真實之間的令人震撼的反差。

    然而，我們有趣地看到，批評這二位代表的洶湧的輿情，對他們的不肯作秀進行了憤怒聲討。這股批評浪潮似乎在說，本來這場的政治演出是非常和諧美好的，就是因為這二個傢伙演技太差，給演砸了，為了讓表演繼續和諧地進行下去，應該立刻停止他們的表演資格。

    在這些批評者看來，倪萍的話極大地傷害了在電視機前享受着民主衝浪的億萬民眾的情感，仿佛，倪萍只要將自己的話改為：我認真地行使着人民賦予的神聖權力，像所有代表一樣對每個提案進行着嚴格的審查……那麼，人民的受傷了的感情就會得到治癒，就可以繼續快樂地享受着“民主的感覺”。這些批評者似乎沒有意識到這個事實：使人民沉醉在一個虛假的“楚門的世界”中的，不是像李鴻忠、倪萍這樣演技低劣的人，而恰恰是像黨國總理這樣的演技高超的人。

    也許，有人會說，這只是這股批評輿情的表面的含義，由於我們的言論環境如此地不自由，為了避免政治風險，人們只好通過批評某些人演技太差的方式來暗指整個政治儀式只是在演戲。當一個批評者說：李鴻忠的行為給了溫家寶一記耳光時，它的表面的意思是借溫家寶壓李鴻忠，而它的背面的意思則是說李鴻忠戳穿了溫家寶的“民主謊”。

    同樣，發表共同社論的13家報社，並非不知道代表是黨指派的，而且他們的任務只是演戲，並沒有什麼權力。當社論呼籲代表使用“人民賦予的神聖權力” 時，它是故意將假的當作真的，來試探和衝擊政府控制的底線。

    當人們試圖想要說出某種真實時，卻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參與着與黨共同演戲，可能沒有什麼能夠比這一現象更好地說明，我們已經如此之深地陷入了一個“楚門的世界”而難以自拔。記得《紅樓夢》中有一聯云：“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筆者覺得若將其改為：“假作真時真亦假，真作假時假亦真” ，倒能頗為貼切地描狀出這次“二會”演出中引人深思的悖謬。

    當批評者和抗議者，試圖以假裝演戲的方式來揭示某種真實時，他們的批評行為也變成了這台政治大戲中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他們的批評讓人們感覺，人民“選舉”的這些代表，正在行使着“神聖的最高權力”，只要個別代表提高他們的政治素養，變得不那麼令觀眾反感，那麼，我們就能順利地進入一個“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的和諧的政治世界，他們所試圖揭示的那點真實，完全淹沒在了他們自覺不自覺地配合設置的整個虛假的政治背景之中。相反，倒是那些想積極配合黨演戲的代表，由於他們作假得太過認真，結果，正是這些想要徹底防範任何意外事故的過於認真嚴肅的作假行為，撕裂了黨所精心布置的整個假背景，讓觀眾看到了布景後面的令人驚悚的真實的導演過程。

    哈維爾作為一個荒誕派劇作家，對於生活中意義破碎後的荒謬有着敏銳的洞察力，他指出一個後極權社會中的最深的病態，就是在一隻無處不在的權力之手的操控扭曲下產生的普遍的荒誕。沒有什麼能夠比“二會”的演出過程，更真切地告訴我們，我們正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中，哪怕是這個世界中那些最熱切地想要追求真實的人，也已無法完全清晰地弄明白，生活中的事物，哪些是真實的，而哪些只是布景。

    綜上所述，我們將這個誕生在信息時代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極權主義的基本特徵概括為以下九個方面：

    一、它認識到不是計劃經濟和公有制，而是黨對一切社會存在的不受約束的控制，才是自己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存在的本質特徵；

    二、它不承認黨的行為須受到任何先天法理的約束，致力於通過在一切社會細胞中建立黨組織的方式來實現黨的全面統治；

    三、它的統治行為着眼於用最低的成本實現最大程度的操控，而不再是非理性地仇恨敵人和從肉體上消滅敵人；

    四、它的統治意志主要是向內針對自己的人民，而不是向外擴張的；

    五、它的統治目的是無恥的功利主義和自欺的理想主義的某種奇異的混合，它的功利主義體現在統治集團對人民財產的榨取，它的理想主義是通過黨的領袖的英明指引和黨的幹部的艱苦奮鬥，將所有人納入一個具有統一目標的，科學的社會發展計劃之中；

    六、它的意識形態的故事，從解放全人類，建設共產主義，變成了黨領導人民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七、它將通過警察手段操控人們的外部行為，和通過意識形態管理操控人們的內在信念結合起來，並將後者看作是負作用更小，更為理想的統治手段；

    八、就像向外擴張的希特勒的極權主義，完成了以“閃電戰”為象徵的軍事技術的創新那樣，統治意志向內的它，完成了以“防火牆”為象徵的信息控制技術的創新；

    九、它將能夠完全封閉人民的一切信息接受渠道，能夠以一種超現實的方式，隨心所欲地創造出人民的意義世界，看作是自己統治藝術的最高境界。

    從“二會”演出過程中，真假交錯的荒謬處境裡，我們可以看到，新極權主義構建“楚門的世界”的偉大理想，正在逐漸的逼近之中。

    當然，假如用很高的標準來衡量的話，黨的導演藝術顯然還有許多值得改進的地方。比如教科書發出的聲音，黨的文件發出的聲音，和新聞媒體發出的聲音之間，並不像一支成熟的樂隊中，不同的樂器發出的聲音那麼協調，它們之間常常相互衝突，呈現出來的意義是破碎和斷裂的，並且，黨在演出民主戲劇時，留下太多斧鑿的痕跡，讓人們很容易感覺到背後的那隻操控之手。

    不過，黨正處在勤奮的學習中，它不斷地學習着如何使自己的操控手段更加細膩，更加不露痕跡，同時又更加無孔不入。因此，真正重要的不是去挖苦黨在操控失誤時露出的破綻，而是，向自己提出這麼一個問題，那就是假如經過學習，中國特色的新極權主義成熟到這麼一種地步，能在幾乎沒有什麼劇烈痛感的情況下，完成對全體中國人的行為和精神的操縱，甚至還能創造出他們的某種自由和民主的錯覺，那麼，這麼一種生活是否值得我們選擇呢？

    這是一個價值判斷，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選擇。不過，對自由主義者來說，答案是明顯的：一種失去自主性的，被操控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在一個“楚門的世界”里，由於一切都是被安排的，所以，“愛情”不再是愛情，“親情”不再是親情，工作的“成就”不再是成就，在一個整體虛構的世界中，個體任何本真的生存價值的實現都變得不再可能。而在一個完全由黨操控，並被其精心編織的意識形態故事賦予意義的世界中生存，也同樣如此。
 
    所以，在自由主義者看來，承受哪怕最慘重的代價去追求真實，是生命的本能，是人的高貴性的體現，對一個個體生命來說，遭受真實的迫害，比沉浸在虛假的幸福中更有價值。

    《楚門的世界》這部電影，事實上就是表現了楚門竭力通過各種蛛絲馬跡去發現自己生活中的虛假，最後，克服重重阻礙衝出那個被操控的世界的過程。近30年來，中國人民也處在某種類似的處境中，最敏感和倔犟的那些人不斷地發現着自己生活中的一切被一隻巨手操控和塗改的痕跡，並一次一次試圖衝出這個“楚門的世界”。

    互聯網的出現，使黨不再能夠完全封閉人民的信息接受渠道，因此，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發現自己生存世界的整個意義背景的虛假性和人造性。黨所編導的戲劇只有在一個信息完全封閉的環境裡才會使人民陶醉，一旦人們大量地接受外來的信息，那麼，黨想要演出的威武雄壯的正劇，就會淪為被人嘻笑唾罵的荒誕劇。因此，互聯網將不可避免地會成為想要構建“楚門世界”的人和想要衝出“楚門世界”的人之間激烈爭戰的主戰場。

    馬克思曾經預言，隨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傳統社會中的所有人最後都會演化為二個不同的階級，一個是擁有資本的階級，另一個是被資本僱傭的階級。

    在筆者看來，隨着以對自己的人民進行精神操控作為核心興趣的中國特色的新極權主義的深入發展，當黨精心描畫的“美麗新世界”的緯幕落下之後，這時對所有生活在“楚門世界”中的人來說，財富的多寡，權力的大小都將變得不再是最重要的，從生存價值的本真性的視角來看，最重要的是，這道信息屏蔽和操控的“牆幕”將把全體中國人變為二種截然不同的人：一種是知道美麗的“藍天白雲”是黨設置的布景的人；另一種則是把布景當作真實的藍天白雲，並將自己的生存價值建基其上的人。

    也許，許多人會說，隨着時間的推移、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知道“藍天白雲”只是一道“牆幕”的人必將會變得越來越多。比如，現在將“二會”當嚴肅的政治活動看的人越來越少了，將其當作一幕戲劇，努力去發現導演破綻的人則越來越多了。

    然而，筆者對自由在中國的擴展，卻遠遠沒有這樣必勝的信心。確實，工業革命之後，時間推移似乎與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有着正相關的關係，但是，在中國從古至今的漫長的政治發生史上，技術的進步（包括信息傳播技術的進步）和財富的增長，究竟是更有利於一種極權權力的構建，還是更有利於個人自由的擴展？這絕對不是一個可以輕易作出樂觀判斷的問題。

    在對整個中國社會，對每個中國人從外在行為到內在精神的絕對操控上，幾千年來，數百個皇帝中，有哪一個的權力可以和毛澤東相比，古往今來，中國所有的政治組織的權力，又有哪一個可以和共產黨相比？1910年代熱情四射地投入“新文化運動”的一代“新青年”，恐怕做夢也不會想到，半個世紀後，他們的孫輩（包括他們自己），都將圍繞一個“山大王”大唱“忠字歌”，大跳“忠字舞”；像我們這些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塑成（或重塑）自己價值觀的人，對前30年極權政治帶來的傷痛，都曾有過相當深切的感受和反思，但誰又會想到，在短短的10多年時間裡，這一切就會在下一代的記憶里被輕鬆地抹去……
當楚門經過奮力的探尋，終於找到那個巨大的攝影棚的出口時，導演克里斯多夫對他有過一番語重心長的勸說：為什麼一定要走出去呢？外面的世界同樣充滿着欺騙、邪惡和暴力，它有着更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在這個一切都安排好的世界裡，至少你是安全的……楚門的回答是堅定而彬彬有禮地跨出了這個一切都由導演安排好的和諧世界。

    在中國的土地上，時間的流逝，究竟會更有利於自由的生長，還是更有利於極權權力的擴展，全看每一個中國人的內心深處，怎樣回答導演的這個勸告。假如我們的大多數精英，想要導演他人生活的激情，超過了給他人以自由的高貴；假如大多數民眾對自由帶來的風險和不確定的疑懼，超過了生活被人操控的厭惡；假如那些想要構建“楚門世界”的中國人和那些想要衝出“楚門世界”的中國人相比，有着更加堅定的政治意志和更大的創新能力，同時也掌控着更多的財富和技術，那麼，是的，我們現在還能夠對“二會”演出過程中的破綻，說三道四，冷嘲熱諷，但在一個不遠的將來，比如2025年，我們的下一代，也許還包括我們自己，將會在一塊多網合一的高技術的電視屏幕之前，被那時“二會”代表們更為拙劣的表演，感動得心潮澎湃，熱淚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