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为六四亡灵演奏 朗朗其实可以这么说

万维网友丹青来稿：

音乐与政治本来不应该有什么纠缠不清的瓜葛，虽然在有些国家、某种场合、音乐常常被某类人或个别政府当作政治的工具。但是就根本而言，政治不应干预音乐，音乐也不应该被政治所用。

    在当今国际乐坛上炙手可热的华人钢琴家郎朗近来似乎流年不利。上半年，他刚因为在美国白宫演奏了抗美援朝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我的祖国》而备受舆论责备。不久前又因为与“六四”有关的话题而成为网上热议的对象。

   五月二十九日在英国卡迪夫市的郎朗钢琴音乐会上，一位住在英国的华人男子忽然间在郎朗演奏“安可曲”的环节，上台向郎朗献上一束菊花，并要求郎朗为纪念“六四” 亡灵，演奏一首艾顿强为戴安娜王妃之死所写的《风中之烛》。据报道，郎朗见状，脸色大变，起身离场之后再也没有返回舞台。而那位华人男子则事后发表声明称郎朗是：“独裁专制的犬奴、工具”。

    事情发生后，网上进行了热议，支持郎朗者认为：政治不应干涉音乐，郎朗有权拒绝为“六四”亡灵演奏。而批评者则认为：虽然政治和音乐应该分开，但对于大是大非问题，作为社会名人的郎朗应该有基本的价值判断，何况郎朗中止演奏离场，反应似乎过于强烈。

    由郎朗的这一“卡迪夫事件”，笔者想起了二十二年前，同样发生在一位知名华人音乐家身上的与“六四” 有关的事情。当时是“六四” 前夕，李鹏代表中央政府颁布了戒严令。他的杀气腾腾的讲话，通过电视传遍了全世界，也让不少人为之愤怒。人们纷纷要求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人大委员长万里，中止访问提前回国，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罢免李鹏。在多伦多华人欢迎万里的晚宴上，主办方安排了作曲家黄安伦为万里演奏钢琴曲《浏阳河》。但黄安伦为了对北京的爱国民主运动表示支持，即场弹了法国大革命的音乐《马赛曲》，之后他对着万里和台下嘉宾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谴责李鹏政府，支持学生的讲话，他呼吁万里立即回国召开人大罢免李鹏。黄安伦的热血举动，让台下的使领馆人员和一众侨领们面面相觑，他被皇家骑警拉离了现场，但他的义举在当时成为加拿大华人社会的美谈。

    时隔22年，在今年的一次餐会上，笔者提起此事，黄安伦表示：身为作曲家，他不会将政治强加于音乐，也尽量避免在自己的作品中将政治具体化。但是作为社会人，他必须保持基本的社会良知和正义感。

    与黄安伦同样在“六四” 问题上展现出自己的良知和正义感的还有另一位华裔名人，他就是前网坛名将张德培。22年前，张德培作为华人历史性地首次闯进法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子单打决赛。决战的前一天传来了“六四” 惨剧的消息，作为华裔的张德培悲愤莫名，几乎难以自制。但他调整心态，鼓励自己要用战胜对手，赢得“法网” 冠军的成绩，来支持北京的爱国民主运动，慰藉那些被枪杀的学生和市民。张德培终于创造了历史，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华人的“法网” 冠军，他在之后的记者会上公开了支撑他赢得胜利的动力及心路历程。由于张德培的这段往事，致使他在退役后，希望到中国担任专业运动队教练，为提高中国网球水平效力的愿望频频受挫。

    从黄安伦和张德培在对待“六四”这一事关民族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正义感，笔者不由得对郎朗在卡迪夫市音乐会上的表现而惋惜。诚然，作为在中国内地有着丰厚的市场，又颇受中国政府青睐的郎朗，从个人在国内的发展前景出发，确实不方便公开说出任何抚逆中国政府意志的话。旁人也不必强人所难，逼他在“六四”问题上用音乐来公开表态。但是郎朗也完全不必如此强烈地抗拒和抵触那位华人男子的要求。尽管，那位男子采用的方式有些“鲁莽”，但目的还是出于社会正义。试想，如果当时郎朗能聪敏些，对那人说：“对这世界上所有受难的人我都表示同情，我的音乐是为所有热爱和平，热爱生命的人所演奏。”然后继续弹完“安可曲”。相信事后的舆论反应，会和现在有完全不同的结果。也许，曾经和郎朗在白宫有过大拥抱的胡锦涛也会为之而夸他“机智、醒目”。

    一位著名的音乐演奏家，在音乐会中受到突然干扰是常有的事，如何应对，往往能体现其智慧和风度。犹太裔的前苏联艺术家斯皮瓦科夫是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一天他在美国的卡内基音乐厅开音乐会，正当他全神贯注地演奏巴赫的《恰空》时，一位狂热的犹太主义者因为不满他作为犹太人还以苏联艺术家的身份出国演奏，拿着装满红墨水的橡胶袋向他扔去。红墨水溅了斯皮瓦柯夫一身，他的晚礼服、白衬衣，甚至浅色的琴弓都染上了红色。但是斯皮瓦柯夫并没有丝毫停顿，他泰然自若地以流畅的琴声来回应这意外的干扰。一曲奏毕，音乐厅内掌声如雷，观众被他的镇定，风度和琴艺所折服。

    年仅29岁的郎朗虽然在音乐事业的发展方面，如日中天、前程似锦。但是他在社会知识方面，尤其是作为一位活跃在国际舞台，但又常常被中国政府当作招牌和门面的“夹心人”，他还有许多“课”要补。音乐不应该受到政治干扰，但是音乐人，尤其是社会影响力颇大的音乐人，应该有起码的社会良知。当年指挥界的泰斗托斯卡尼尼，因为拒绝为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政府演奏歌功颂德的乐曲，而被殴打。而另一位令人高山仰止的指挥家库塞维谢斯基则为了声援托斯卡尼尼而拒绝去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指挥歌剧。著名的大提琴家罗斯特洛波维奇，为了支持被苏联政府打压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而不顾自己在苏联当红的社会地位，公开批评政府，遭致全面封杀。

    对于年轻的郎朗来说，指望他做出与托斯卡尼尼、罗斯特洛皮维奇同样的公开批评专制政权的事，这未免过于苛求了，指责他为“独制专制下的犬奴、工具”也有点过分。郎朗毕竟还不到三十岁，他需要时间来“补课”，尤其是补上音乐以外的有关如何观察和认识社会，如何做一位有良知的音乐人的课。

    一位演奏家，如果没有人类文化底蕴的积累，即便他的琴艺再出色，市场效益再好，他也始终是一位演奏家，不是音乐家。一位音乐家如果欠缺社会正义感和人类的良知，即使他再成功，再优秀，也始终不可能成为大音乐家，更不会青史留名。当今乐坛上，如日中天的郎朗会否成为音乐家或者大音乐家，路就在他自己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