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绝地反击 回应民间政改诉求

万维网友牟传珩来稿：温家宝自2007年3月17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会见中外记者时强调，“我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以来，在不同的国际国内场合中，先后10次多次发起“政治民主”改革呐喊。尽管温的这一主张，一直在党内受到抵制，也被不少人批为“作秀”，但在中南海内部能发出如此声音，依然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承接胡、赵“政治改革”旗帜

    2010年9月，本作者曾在香港《争鸣》杂志等海内外多家媒体先后发表《亮出旗帜：时不我待勇者胜——致温家宝总理的民间谏言书》，该谏言书写到：“总理政改呐喊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人民的意愿，但不免流于抽象、空泛、原则，很少具体内容。为此也被一些舆论视为作秀，而不能得到民众力量的信任与进一步响应。在本人看来，如果先生能有效运用好自己尚有的公共权力之‘势’，直接重提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过‘党政分开’的决定,从倡导改变执政党总揽国家一切权力开始（先生当年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小组‘党政分开’专题负责人，当此之时亮出这面旗帜，名正言顺，循理成章）；或者直接呼应创立‘政治特区’主张，开放新闻自由，推进县级以上直选等等具体、可操作的目标。如果先生有此明确信息发出，亮出旗帜作为行动的开始，即使声音遭到体制内的封杀、抵制，也必将进一步赢得民众力量最广泛的声援与互动。”

    今年9月14日，温家宝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举行的企业家对话会时，当论坛主席施瓦布问及“推进政治改革”问题时，温家宝终于直言不讳地重新吹响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党政分开”号角，高调发布了包括“司法独立”等五条具体、可操作目标的政改宣言，将近年来的政改呐喊推向最高峰。温家宝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这些年我讲过多次；这次会议，不仅是我同在座的各位互动，我脑子里想的实际上是我同全国人民的互动。因此，我感到责任重大，必须准确地、坦诚地谈出我对各方面问题的看法。”他接着说，“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并且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 温家宝如此鲜明地提出导致“权力绝对化”的“以党代政”问题，是“六四”镇压后的中共最高层，首次有人高调接过胡耀邦、赵紫阳模式的“政治改革”旗帜，重启“党政分开”议题。

    从摆脱“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开局

    1987年10月14日，赵紫阳在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的一次预备会上，特别做过“关于党政分开”的内部讲话，在这次讲话中，赵紫阳强调，“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关键。”称“这项改革，非搞不可，或迟或早，总得进行”。赵紫阳当时抨击“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说，“每搞一次运动，这种体制就强化一次，以致使党委包揽了许多行政事务，并且相应地建立了相当庞大的办事机构，配备了许多脱产干部。所以，对我们的同志来说，从一元化领导到党政分开，这个弯是拐得相当大的。”

  　所谓“党政分开”，是指政党系统与国家政权系统的要彻底分开，不仅包括执政党与政府，还包括执政党必须与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的分开。“党政分开”的改革目标，就是要解决“党国同构”、“党政一体”所带来的“以党代政”的关键问题。这正是当今中国政治改革迈不出的一道门槛，中国政治改革如果不能首先从摆脱“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开局，所有的民主法制建设都只能是空谈。

    江胡主导下的“以党统政”

    然而，自中国“六四”镇压以来，“党政分开”政改目标一直被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共领导层所否定。当时中南海里的保守势力甚至认为，“党政分开”不但违背了宪法，而且放弃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是“用心险恶，阴毒”的“改革”。1989年8月，在中共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江泽民特别对赵紫阳时期“党政分开”在基层实践中的一些问题作出了反面评价。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政策研究室、组织部、党校举办的党建理论研讨班上，江泽民更明确地重申了中共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不仅仅是政治领导，同时强调党管干部的组织原则。1990年3月，江泽民更在参加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的党员负责同志会议上具体谈到中共对国家政权机关的全面领导，在党政关系上大力推行“以党统政”。他特别强调不能只提政治领导，更要党管干部、管意识形态；党对政权机关的领导是统一领导，并且政权机关必须接受党的领导，任何削弱、淡化党的领导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他还以下达御旨的口吻称：“凡属方针、政策的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委讨论，然后分头执行。” 江泽民主政时重新恢复了设立政府内的党组，并且在十四大党章修正案中，第一次规定，党组“讨论和决定本部门的重大问题”，赋予国家政权机关党组决定本部门重大问题的权力；重新恢复党在政府机关派驻纪检组；还重建了一些同时隶属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党政合一的工作机构。逐渐把“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调整到所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上来，具体说来就是把“政治改革”的内容限定于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方面。从此，自中央到地方的公检法以及行政所有大政方针，都是党委，甚至党委一把手统揽、决定的。

    中共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主政以来，进一步开始了“以党统政”局面，省市地方党首纷纷兼人大、政府领导职务，实现事实上的 “党政合一”。如今“党政合一”又下延到基层政权，从湖北、安徽等省的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一肩挑”试点，到广东县级区——顺德党政机构整合缩编、区委领导兼职政府职能部门首脑等等，都是在打着“改革”旗号，以 “党政合一”替代“党政分开”，这便导致了当今时代新一轮“以党统政”集权体制在全国上下重演。

    温家宝登高一呼绝地反击

    本作者正是基于中国“六四镇压”以来，“以党统政”政治大倒退这个关键问题，谏言温家宝回应民意，登高一呼，从“党政分开”这一关键环节上发力；而此次温家宝达沃斯论坛，首亮“改变以党代政”旗帜，也正是有意回应民间“政改”诉求，大有绝地反击的重大意义。尽管在当今中南海的政治生态中，温家宝依然处境孤立，难能身体力行，但其在民间形成的政治旋风效应依然不可低估！如果温家宝能更积极地进一步凝聚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力量及其政治资源，与民众舆论互动汇合，必将“众缘聚和”，为下一步中国的现代化民主转型，提供良好的政治基础与舆论氛围。(本文首发于香港《争鸣》杂志)

附： 亮出旗帜：时不我待勇者胜

 ——致温家宝总理的民间谏言书
                
                      牟传珩
 
    当今中国，全体民众渴望政治变革意愿已成排山倒海之势，不可回避。但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除了表决会前早已反复协商敲定的“十二五年规划”，再次敷衍民意政改期待。记得1998年春，我曾借“民间系列上书”的形式，致函刚刚当选国家总理的朱镕基先生，首次提出建立“政治特区”构想，并发表在海外电子刊物《小参考》上。该上书主张像建立经济特区，树立样板一样，开创政治特区，冲破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禁锢，汲取人类民主管理社会的一切先进经验，开放新闻报禁，放宽独立社团登记，扩大公民社会空间，实现党政分离，推行地方普选，建立民主制衡机制，让实践证明在中华文化传统中，民主制度是否等于政治动乱；竞争规则会不会导致“一百个首长”；透明与被监督之下的政府懈怠与滥权将有何种后果。

    然而，要“准备一百口棺材”治贪的政府总理朱镕基，面对体制内保守势力禁锢，力不从心，举步维艰，连反腐承诺都无法兑现，又何谈推动政治改革？最后只落得个壮志未酬，黯然下野。
 
    2003年3月16日，温家宝先生上任以来，一度被民众寄予“新政”期待。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符。这些年来，民众政改愿望，依旧被冷冻在意识形态的深宫大内里。记得2005年 12月3日，先生接受法国《费加罗报》副总编鲁斯兰和驻京分社社长米伟文采访时大谈民主与政治改革，似乎是在给民众长久的政改要求以回应。不过您又接着说：“如同其他国家一样，民主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美国黑人真正获得选举权大约经历了100年。中国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中推进民主建设，同样需要时间。”温先生的此种类比，至少隐含着这样一种判断：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用更长的时间来完成民主建设也不为过。我当即在海外《议报》杂志上发了一篇文章《对温家宝先生“推进民主，需要时间”的异议》。我在文中写到：“慈禧太后当年有20年后实现君主立宪的承诺，请问革命党人给过她20年吗？民国时期，蒋介石也说：需要时间实现民主，请问共产党人又给过他多长时间？今天，是一个人类可以使用同样的卫星技术、电脑联网，资讯开放，信息汇通，整个世界的每个角落、每个家庭和每个办公室，都可以按同样的程序接受指令，交换信息，表达意愿，参与决策的全球化时代，一年内所诞生的新思想、新技术、新产品，是历史上一个世纪所望尘莫及的。如此日新月异，快节奏的现代化社会生活，怎么会容忍像19世纪那样老牛拉破车似的进步呢？后对抗时代的东欧变革，俄罗斯周边的颜色革命，乃至台湾民主，有哪个是用一个世纪的时间来完成的？由此可见，已与现代化世界融为一体的中国改革，实在与19世纪的美国没有丝毫可比性。”
 
    2007年3月17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会上，先生在会见中外记者时特别强调，“我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但您却又说我们“经验不足”。为此我也又撰文《温家宝记者招待会刻意谈民主——从需要“时间”到需要“经验”》，为海外多家网站转载。我在文中写道，“他的‘经验不足’，‘愿意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的观念，比以前说‘民主需要时间’的提法大有进步。”然而，普世价值在各类型国家的实践中已有现成捷径，根本不必从“摸着石头过河”中寻找经验。
 
    今年8月21日，总理先生又在深圳发表题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讲话。此讲话发出“违背人民意志，最终只会死路一条”的呐喊。特别是最近您在接受CNN采访时说：“我和中国人民都相信，中国将继续进步，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是不可抗拒的。”先生还承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推动政治改革“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你最近50天来，在各种公开的重要场合，7次提到推进政治改革，似乎有点时不我待的味道，已经成了中国学界、政界、文化界乃至社会各领域的热议话题。为此，近来，我更是连续著文，在媒体发表了《温家宝“南巡”背后玄机》（香港《争鸣》）、《胡锦涛温家宝对比阅读——两个“重要讲话”分歧在那里？》（《观察》）、《温家宝“政改”呐喊舆论冲击波》（《议报》）等多篇文章，解读先生一再发出一浪高过一浪的推动政改强音。
 
    然而，总理政改呐喊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人民的意愿，但不免流于抽象、空泛、原则，很少具体内容。为此也被一些舆论视为作秀，而不能得到民众力量的信任与进一步响应。在本文看来，如果先生能有效运用好自己尚有的公共权力之“势”，比如直接重提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过“党政分开”的决定,从倡导改变执政党总揽国家一切权力开始（先生当年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小组“党政分开”专题负责人，当此之时亮出这面旗帜，名正言顺，循理成章）；或者直接呼应创立“政治特区”主张，开放新闻自由，推进县级以上直选等等具体、可操作的目标。如果先生有此明确信息发出，亮出旗帜作为行动的开始，即使声音遭到体制内的封杀、抵制，也必将进一步赢得民众力量最广泛的声援与互动。是此，天安门前或许会打出“家宝你好！”的标语。
 
    当下中国，在体制内意识形态僵化守旧，官权私利相互盘结，只想升官发财，不断声言“决不”的政治生态中，先生的“风雨无阻，至死方休”决心，断无果而终，注定重蹈朱镕基总理黯然下野的政治悲剧。其实，先生应该看到，您未来的政治生命深深植根于普世价值与全体民众的期待之中，中国政治改革的真正希望在民间。所谓“礼失求诸野”，先生只有借助人民的推动力，才能打破权贵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垄断权力，拒绝变革的政治僵局。
 
    眼下，“谁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谁下台”的呐喊，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普遍共识。如先生能顺天应时，振臂一呼，一定会应者云集，中华民族的政治改革序幕将由此启动。
 
    我曾在台湾中央广播专题节目中，与著名主持人杨宪宏对谈大陆民主化进程时，杨宪宏先生提到台湾民主化改革前的特殊时期需要一个“勇”的问题。他当时跟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说：“总统！我告诉你，如果用中国古来衡量人的标准只有三个字，就是智、仁、勇，这三个字。你们都不勇。就是说，站在这个时代，你们是总瓢把子。这个时代，就是你们一声令下，门就开了耶，芝麻就开门了！怎么你们没有勇气去喊那一声呢？就在一念之间耶！应该勇为第一，没有勇气，有智力、有仁心毫无用处，一定要有勇气，尤其站在高位的人，一定要有勇气去打开那一扇门。”我当时回答说：“是，这个问题特别在当前对中国的统治者来讲，他们更需要这个勇字。就是在历史时机已经成熟的条件下，勇字就上升到一个首要的位置上来了。中国现在的社会变革条件都已经成熟了。……我早就提出，应该建立一些政治特区来逐步推进，这些地方需要勇。这个勇字在当前，对我们的当权者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现在他们往往是被前思后虑、方方面面的条条框框制约。他们有时候想动也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个勇气来动。”（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节目名称：《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访问牟传珩先生》。播出时间：2006年10月30日）。后来，李登辉果真借助一个“勇”字，由此开创出了台湾的民主新时代。本谏言引用这个对话，就是要说明今天总理先生推动政改的关键不是时间，不是经验，而是这个“勇”字。台湾经验告诉我们，“时不我待勇者胜”，打开民主时代的那扇门，就在一念之间！
 
    21世纪的中国公民，有权要求自己的国家实现宪政民主。然而，中国30多年的跛足式改革，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招牌，推行只引进资本家剥削，不接受独立工会制约；只要政府管制，不要民间社会对治；只接纳资本扩张全球化，不接纳普世价值全球化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已经导致了公权与资本合谋的贪婪性掠夺而没有任何社会力量的制约与对治，于是便导致了今天这样一种权力压制权利的畸形时代，使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酵，目前已呈总爆发之势。
 
    今天，生活在中国政治生态下的所有政党和个人，都面临改革与守旧两者无法回避的行为选择——社会变革运动的号角已经在全国的各种角落里有意无意地吹响了。它将伴随“我的地盘我做主”网络时代的强大阵势和非凡诱惑力，注定要突破中南海“两个决不”的防线，席卷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场划时代的剧变中，要么你站在推动自由、民主、宪政的阵营中，成为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要么你站在保守、专断、垂死挣扎的行列，最终为社会变革所埋葬。
 
    近百年来，“红色记忆”已经让我们这个民族为“错误和谬见”牺牲得太多了。当下，是一个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时代，先生也只有今后两年多的执政机会了！清人陈谵然《寤言二迁都建藩议》有言：“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如果总理先生能从“谋万世”，“谋全局”高度，有勇气从“谋一时”、“谋一域”做起，亮出旗帜，与人民互动，必将“众缘聚和”，共同开创一个宪政变革的新时代。是如此，您才无愧于手中执掌的公权力，您在历史上的个人努力，才会功德无量，价值永存；是如此，则世界幸、国家幸、民族幸、百姓幸！(本作者并不幻想，只是借题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