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了这些历史真相。
中国近百年历史，是一个“两胡乱华”的阶段，东洋鬼子（东胡）日本和北极熊（北胡）苏联，先后透过贿买汉奸代理人进而干涉中国内政，并通过搞乱中国实现入侵、占领的条件。阅读、考证这些海外历史档案，每每拍案长叹，那些投身日俄、靠日元卢布逐鹿中原的汉奸们，不仅让中国陷入内战、内乱的黑暗局面，而且在赢取政权后，篡改历史、愚弄人民，让我生生不息、千年流传的民族民众，不明真相地“认贼作父”起来，把那些置我中华民族千万人民于水火的汉奸、卖国贼们，当作国父、民族英雄而供奉起来。
当然被愚弄的不仅是我千万普通民众，而且还包括那些身居高位、曾经影响现代史的人们，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作为“西安事变”的主谋，严重影响了现代史，不过，对于那些被革命党隐藏的历史真相，他也依然是一个无知的被愚弄的公子少爷，至死都不知道“九一八”当年的真相，而自愿承担“不抵抗将军”臭名直至撒手人寰。
根据东北师大日本研究所教授周颂伦的研究《1927年蒋介石与田中义一密约述实》，1928年国民革命军发动的推翻了张学良之父张作霖的民国北京政权，并使张作霖在逃回东北路上被炸死于皇姑屯的北伐战争，是获得了日本人的首肯之后才展开的。
中国人在中国的北伐，却需要日本人的允许，是历史对中国讽刺。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是在苏联卢布、武器和军事专家团的指挥下完成了上篇，而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到北京，至张学良易帜实现中国名义上的统一，则是在获得了日本朝野的同意之后，得以实现的。1927年蒋介石于9月底到11月初访问日本，两次会见日本首相、前陆军大将田中义一之后，经田中义一的勉强首肯，才允许国民革命军从长江沿线继续北伐至北京方向的。蒋介石回国后，于1928年元月重任北伐军总司令，开始伐北京，期间日本人在济南制造了“济南惨案”，蒋介石则不予对抗，绕道济南，杀向北京。
中国国民党及其领袖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等与日本的传统的豢养、傀儡关系，促使国民党尤其蒋介石在获取政权后，对于日本人的避让，尤其是他具体实践了先总理孙中山对于日本人的“满蒙任予取之”，而对东北主帅的耳提面命，最终导致“九一八”不抵抗，东三省的彻底沦陷。
由于国共两党主导的中国官方史书，长期把中国人民十四年（1931-1945）的抗战史，说成“八年抗战”，体现了国民党包括蒋介石对于日本人和东三省的历史关系和立场。
张学良显然不知道1927年蒋介石访问日本，与田中义一首相达成的“箱根密约”，在周颂伦教授的文章里介绍到：决定蒋介石在二次北伐中态度的，不是青山会谈，而是箱根密约。箱根密约是蒋1927年访日的真正结果。
1927年蒋介石访日期间拜会黑龙会顾问头山满
“箱根密约”这个蒙蔽中国半个多世纪的蒋介石与日本关系，当然也蒙蔽了少帅一生。根据周颂伦教授的文章叙述：铃木贞一（曾任日本国务大臣、企画院总裁）。二战后，他在《北伐与蒋·田中密约》中回忆道：“蒋介石住在帝国饭店。当时参谋本部的部长松井石根曾驻过支那，对国民党有所理解，所以就用车送到了松井处，用电话同森恪取得联系后，就进入了可称为密约的舞台。田中与蒋介石，再加森恪、张文陪席，商讨了种种事情。根据情况，日本也可以在所有方面援助蒋介石统一中国。其交换条件是对日本在满洲向来拥有的既得利权予以默认。由于只是在箱根达成了这样的约定，故外界说密约什么的，并非空穴来风。”（注：〔日〕《知性别册·S·被隐匿的昭和史》，1956年，东洋文库藏，第25页。）
至于箱根密约的内容，《森恪》（森格，当时的外务省次官）一书则记述道：“（一）日本承认与共产党分离、与苏联断绝后国民革命的成功、支那的统一。（二）支那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与权益。以此为要点，双方圆满地达成了谅解。”（注：《森恪》，第614页。）
“箱根密约” 之后，从1927年开始直至1937年，蒋介石在“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等一系列日本侵华事件中，保持了温和、忍让的态度，相反，却维持了强大的军力，在各场内战中百战百捷，直到西安事变爆发，被逼抗日。
张学良至死都未可知，他那个不抗日的契兄蒋介石，其实早就跟日本人订有密约，把东北让给了日本人，只是让他当了个冤大头，承担了不抵抗、丢失东北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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