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案如何判决 都难以让怀疑的人心服

　　万维读者网网友冼岩来稿：薄熙来案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它牵扯了当下中国各个阶层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对薄案的处理方式及其最终判决结果，关系到这个正处在多事之秋的社会，是能够变得更加和谐，还是会被撕裂更加分裂；关系到中国在继续向前走时，能够凝聚多少支持力量，又将遇到多少阻挠力量。

　　因此，对薄案的处理和判决，不能不慎之又慎、精益求精。在此前济南审案中，官方出乎外界意料地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透明方式，不但让薄熙来本人拥有充分的自我辩护机会，而且律师也不是服从官方意志，而是全心全意为被告代言。更可贵的是，济南法院首创了“微博直播”，使公众能够相当程度了解庭辩双方的具体表现，据此形成自己的判断。凡此种种，都体现了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欲“以理服人”、“取信于民”的良好愿望和前所未有的胆魄与自信；使海内外关注中国进步的人，对中国的法治进程、以及这一届政府主导下的中国前景，增添了信心。

　　在庭审过程中，伴随双方控辩进行，原本似乎清晰的案情，也呈现一些未解之谜。这些谜团和疑点，不但关乎案情本身是非曲直，还超出此案之外，影响到公众对当局反腐败和推进法治的看法与信心。因此，在此薄案之初审将判未判之际，有必要吁请有关部门就相关谜团进行澄清，以释民众之疑，不负国家领导人取信于民的良好初衷。

　　疑点一：1400万英镑疑云

　　在此前的谷开来案和此次薄熙来案中，都提到案情的一个重要源头：海伍德向薄瓜瓜索赔1500万英镑，进而威胁其安全。从薄熙来案涉及海伍德的部分看，别墅总价值不过才人民币2000万元。显然，海伍德不是因为变更别墅股份的持有人而向薄家索赔，而是另有原由。官方对此关键环节的一带而过和略过不表，加剧了公众疑虑。

　　一部分人据此认为，官方对薄熙来案是“抓小放大”，放过了更严重、可以对应于海伍德1500万英镑索赔的贪腐行为，将起诉仅仅局限在2000多万的范围内。他们进而怀疑官方反腐的诚意和决心，想象背后是否存在政治交易。

　　另一些人则据外媒报道认为，海伍德索赔1500万英镑，不仅不是薄熙来的罪状，反而是薄熙来的功勋：早在2004年，海伍德与其他高干子弟在重庆筹备了一个项目，为此海伍德前期投入一些资金，如果项目成功，据说收入将以十亿计。但在2007年薄熙来主政重庆后，认为该项目有损公肥私之嫌，遂下令终止。正因如此，海伍德开始对薄家产生怨恨。他在给薄瓜瓜的“威胁”邮件中，明确指出了此点：项目的中止，你们家要负责任——如果此事属实，则表明至少在这件事上，薄熙来是站在国家和公共利益的立场上的。

　　1400万英镑疑云不清，无论薄案如何判决，都难以让怀疑的人心服。判得再重，前一种人也会认为是“抓小放大”，放过了更严重罪行；判得再轻，后一种人也会认为混淆了基本事实，案中还有冤屈待伸，而且遗漏了其他贪腐分子。掌握事实真相的有关部门，只有直面外界质疑，将真相原原本本呈现出来，并在这种事实清晰、真相大白的基础上进行判决，才能取信于民、立信于世——如果事实证明这是涉及薄熙来的更大贪腐行为，就应该一并追究，从严治罪；如果事实证明薄熙来阻止了巨额贪腐行为，也应该让公众知道实情，并且不放过其他更大贪腐者。只有将事情做得坦坦荡荡，将事实弄得明明白白，怀疑的人才无话可说，公众才会相信官方反腐的城意和决心，相信司法的公正。

　　疑点二：王立军身份再确认

　　王立军究竟是谷开来杀人案的包庇犯，还是同案犯？在此前国内媒体的跟踪报道中，深入介绍了王立军先是与谷开来谋划以贩毒罪击毙海伍德，然后又怂恿谷开来毒死海伍德的全过程。而且，王立军还亲自开车送谷开来进入杀人现场，后来又操控重庆公安隐瞒海伍德被杀案情——如果国内媒体上述公开报道的情况属实，在某种意义上，王立军的罪行比谷开来更严重。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只是包庇犯？

　　如果是因为王立军有特殊立功表现，必须从轻发落，那么也应该如实公布其立功情节，并据此减刑。而不能采取隐瞒其严重罪行、仅追究其次要罪行的方式。否则，官方的做法和当时掌握权力却隐瞒海伍德被杀案情的王立军相比，又有多少区别？

　　由于王立军是薄熙来案的重要证人，他在案情中的角色定位，极为重要。而且谷开来、王立军案是薄熙来案的前奏，三案一脉相承。如果前面的判决不能充分体现公正，人们又怎么能相信，后面会突然冒出来个公正呢？在不公正的土壤上，只能生长出被歪曲的果实。

　　结语

　　薄案非小，审判选择在此时此刻，应该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剂强心针，而不应变成使身体更加虚弱的一副泻药。因此，有关部门不能一判了事，也不能满足于在官媒自弹自唱、自说自话。而应该认真面对质疑，澄清公众心中必然无法回避的相关疑点，真正把事实说清楚，至少要让人们能够自己说服自己“这件事确实就是这样的”，而无须将疑虑投向至今还遮遮掩掩的个别环节。只有这样，官民之间才能建立必要互信；政府的锐意反腐和推行法治的意志和决心，才能赢得民众的理解与信任；并最终将这种理解与信任，转化为关键时刻对政府的拥护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