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次贷危机的始作俑者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读者陈伟来稿：罗伯逊诉花旗银行案（Buycks-Roberson v. Citibank, 1998）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初出茅庐之时参与的一个司法大案，曾经轰动一时，如今声名狼籍，其恶劣影响延续至今，难以估量。

　　赛尔玛•罗伯逊（Selma Buycks-Roberson）是一位黑人女职员，家住美国中部伊利诺州芝加哥市郊区库克郡（Cook County），该地区85%的居民是非洲裔和拉美裔。 1992年，罗伯逊女士两次来到花旗银行(Citibank)芝加哥分行，申请43,700美元的按揭重新贷款（Refinance），结果均遭拒绝。她一气之下，聘请著名民权律师，一张状纸把花旗银行告到了联邦地区法院。

　　可能有人纳闷，银行按揭贷款属于金融信贷领域的问题，为何却与民权律师扯上了关系？ 是这么回事，罗伯逊女士认为，自己年收入47,000美元，而且还有房产做为贷款的抵押，居然两次被花旗银行拒之门外，个人尊严遭受无端羞辱，身心健康蒙受巨大伤害。她认为，唯一可以解释的被拒理由，是自己蒙受了“不白之冤”。

　　于是，罗伯逊女士以违反联邦平权法案和美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等罪名，愤然起诉花旗银行，要求50万美元的巨额民事赔偿。

　　从表面上看，罗伯逊女士的指控，并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的1990年度全美按揭贷款统计数据，不同族裔的美国人申请银行贷款时，遭到拒绝的比例确实存在巨大差别。

　　比如，黑人申请人的遭拒率高达34%，白人的遭拒率为15%，亚裔的遭拒率为13%；更有甚者，在申请人收入基本相同的情况下，黑人的遭拒率仍然明显高于白人。

　　罗伯逊的律师还指控，在按揭贷款领域，美国银行界多年来流行一种“划地为线”（Redlining）“潜规则”，即来自非洲裔、拉美裔社区的申请人很难得到贷款。

　　对此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现象，黑人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把“在按揭贷款方面惯常地、有系统地歧视非洲裔和拉美裔”的行为痛斥为“犯罪行为”。

　　天下竟有如此巧事，在代理罗伯逊起诉花旗银行“犯罪行为”的民权律师之中，有一位恰巧正是未来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奥巴马从哥伦比亚大学本科毕业后，在芝加哥担任贫困社区的组织者，后来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1992年法学院毕业后，奥巴马雄心勃勃，抱负远大，重返芝加哥贫困黑人社区，在一家以受理民权诉讼为主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成为“穷人的代理人”。

　　面对起诉，花旗银行的律师团不甘示弱，当即出庭应战。

　　辩方律师出示了大量的贷款程序和内部文件，列举人证物证，表明按揭贷款是一种商业行为，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赢利。一位客户是否能够得到贷款，主要根据个人净资产、首付款额、信用纪录以及工作资历，与肤色、人种以及所谓“划地为线”的潜规则压根儿就不沾边。

　　辩方律师强调，罗伯逊女士确实有收入和房产，但是，若将她的总资产额与总负债额相比，则净资产亏空巨大。这位女士花钱如流水，寅食卯粮，入不敷出，常年靠举债度日，而且信用纪录非常糟糕，以前曾有欠债未还的前科。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次贷”案例。如果银行贸然放贷，显然风险过高，极有可能血本无归，最终拖垮银行。

　　说起族裔和肤色，当时黑人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正在芝加哥公牛队打球。包括白人在内的球迷们对他顶礼膜拜，视若天神。乔丹在芝加哥市郊白人高级居住区购买了一栋价值3,000万美元的豪宅。

　　假如乔丹大驾光临花旗银行，申请重新贷款，只会让花旗银行喜出望外，受宠若惊，巴不得将此事向世界大声嚷嚷。

　　那么，既然族裔和肤色并不重要，为何统计数据显示出，不同族裔申请人的贷款遭拒率存在巨大差别呢？

　　19世纪的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有句名言：“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统计数据。”

　　其实，只要稍微花点儿时间和精力，稍有头脑的人都会发现，美联储公布的统计数据，水准低劣，以偏概全，误导民众，不足为据。该数据虽然列出了贷款申请人的族裔、收入水平和遭拒率，却没有列出个人净资产、首付款额、信用纪录、工作资历等其它至关重要的数据。

　　乍眼一看，不同族裔有不同的遭拒率，暴露出令人发指的种族歧视现象。但是，如果爬梳剔抉，深掘原因，便会发现在统计数据的背后，藏着秘而未宣的三大玄机奥秘。

　　首先，不同族裔的申请人在在收入水平和净资产方面存在很大差距，这才是遭拒率出现差距的关键性原因。可是，美联储“遗漏”了这类数据。

　　其次，如果考虑到申请人的信用纪录和首付款额同样存在差距，那么收入相同、不同族裔申请人的遭拒率出现差距，实属正常。 可是，美联储同样“遗漏”了这类数据。

　　最后，美联储公布的有限数据显示，白人申请人的遭拒率高于亚裔美国人。其背后的原因是，因亚裔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平均收入和储蓄率高于白人。绝对不可能由此推导出白人遭受种族歧视的奇谈怪论。

　　关于“划地为线”政策，美国经济学界中立客观的研究表明，其原因主要并非种族和肤色，因为一些白人贫困区同样也被划在“线内”。

　　在绝大多数非洲裔、拉美裔低收入贫困社区，犯罪率、失业率、贷款违约率、房屋失修率、单亲家庭率、学童掇学率高得吓人，学校质量极差，环境卫生糟糕。居民游手好闲，黑帮招摇过市，毒贩出没无常。诸多错综复杂的非种族因素，令银行界望而生畏，退避三舍。

　　可是，罗伯逊的律师死死抓住肤色、种族、“划地为线”等问题不放，煽风点火，蛊惑人心，鼓动和代理数百名黑人客户，蜂拥而来，群起而攻，愤怒起诉花旗银行，案子越闹越大，狮子开大口，要求天文数字的巨额赔偿。

　　更要命的是，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任命的联邦法官鲁本•卡斯特罗（Ruben Castillo）偏向原告，于1995年做出裁决，允许此案以“集团诉讼”（Class Action）的形式正式进入司法程序。罗伯逊等三位当事人被列为首要诉讼人。整个案情的演变和前景，出现了对花旗银行非常不利的态势。

　　想当年，在过份鼓吹“政治正确”的背景下，罗伯逊诉花旗银行案并非孤立和偶然。1992年，在加州开业的五家日本商业银行，皆因违反联邦民权法的罪名，被黑人客户告到了美国联邦法院。

　　日本银行家初来美国，对民权运动、“政治正确”的国情和民权法规所知甚少。他们严格地遵循经济和金融规律办事，贷款放债只看财力和信用，无视族裔和肤色（Color Blind），结果无意之中，给自己招惹来了一大堆“种族歧视”的法律官司，险些导致银行关门收摊。

　　在此背景下，花旗银行被迫决定，忍辱负重，低头服软，于1998年与控方律师达成了庭外和解。

　　根据法庭公布的和解文件，控方律师名利双收，赢得95万美元的律师费。奥巴马初出茅庐，初战告捷。他在此案中工作了138小时，大约17个工作日，时薪165美元，共获利22,770美元。奥巴马17天挣的钱，大约相当于罗伯逊女士的半年薪酬。

　　相比之下，此案中数百名黑人原告所得到的赔偿，总共只有54万美元。其中罗伯逊女士等三人因系诉讼案的发起人，每人赢得了6万美元的赔偿。其余数百名原告瓜分剩余的36万美元，根据各自遭受伤害的轻重程度，平均每人拿到了500至3,000美元赔款。

　　与起初要求的50万美元个人赔偿相距甚远，罗伯逊女士深感不满和失落。令她特别来气的是，在此诉讼案中大获暴利者，居然是那帮“穷人的代理人”。

　　结案后，奥巴马等民权律师们大肆夸耀，声称替天行道，主持正义，帮助穷人打赢了官司。其实，这个案子只是庭外和解，谈不上法律上的胜负输赢。花旗银行否认任何种族歧视的指控，坚决拒绝道歉，否认任何错误。

　　在美国的民事诉讼中，律师费一般是客户赔偿总额的三分之一。可是，在罗伯逊案中，那帮号称“替天行道”的民权律师，对客户的赔偿费并未作出特别努力，反而趁火打劫，敲诈勒索，节外生枝，迟迟不肯签署庭外和解协议，最终勒索了高达95万美元的律师费，而数百名诉讼当事人仅拿到54万美元赔偿。令花旗银行的高管匪夷所思，心冷齿寒。

　　罗伯逊诉花旗银行案的结局看似有利于“弱势群体”，实际上对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整个社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在“政治正确”的高压之下，美国银行被迫“照顾”少数族裔和低收入阶层，“国营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推波助澜，无视贷款人的资产和信用，滥放按揭贷款，最终引发2008年次贷风暴和全球金融海啸，其恶劣影响延续至今，难以估量。

　　前法国总理、法国社会党总书记白里安（Aristide Briand）精辟地指出：“如果一个人20岁时不是社会主义者，那是没有良心；如果一个人40岁时还是社会主义者，那是缺乏头脑。”

　　主审罗伯逊诉花旗银行案的联邦法官鲁本•卡斯特罗

注：本文原标题：奥巴马初出茅庐第一案 原载：一个（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