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先生的个人微信被永久封号值得同情吗？

文化阿Q所倡导的社会改革必将导致中国与人类社会的巨大灾难！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读者樵夫来稿：几天前曾有传说，北大教授贺卫方的个人微信帐号被封。如属实，笔者深感遗憾且表示同情；不过，若从中国民主事业发展的整体角度来看，却又感到贺的做法也是颇欠成熟。因为虽然贺的某些想法和建议的确是很精彩的，然而部分的精彩并不意味着他的所有主张都有道理。恰恰相反，他的许许多多想法是极其天真和幼稚的。更为坦率地说，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其实也具非常强烈的阿Q特征——而他们的社会改革，其实与康有为变法一样，是一种地地道道的阿Q式革命，是半吊子知识分子把改革庸俗化、简单化的政治闹剧，而且是对中国民主化改革整体进程的严重破坏。

1.康有为维新变法的是一种简单化、庸俗化的社会改革

还是让我们从康有为的变法说起。如所周知，康有为公车上书，对于清末社会改革是非常有意义的，就这一点而言，应该承认他对清末的中国社会改革是有贡献的。否认他的贡献是极不客观的。然而任何人都难以否认，清末中国社会全面而根本性的改革，是一个非常伟大、艰巨而复杂的社会工程。因此它需要非常严谨的科学规划，而且必须基于社会试验，逐步推进。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引起巨大的社会混乱，导致改革的彻底失败。古今中外，历史上的无数次社会改革与社会革命，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最为关键的原因都就在于此。中国著名思想家老子在几千年前就指出，“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道理就在于此。孔子等人提出所谓“中庸之道”，“过犹不及”，更是进一步阐明了社会改革的基本规律。至于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名言“书生造反、十年不成”，则是非常深刻地总结了一些书生的改革，其实就是脱离实际的空谈而已。所以，要想维新实现变法，实现对清末中国社会全面而根本性的改革，必须遵循社会本身的客观的改革规律与行政管理规律。从国家行政的角度而言，这种改革在操作上必须依靠当时的行政管理体系尤其是主张和支持改革的官僚，来遂行其维新变法的各种措施（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就在于它实际上是改革者借助行政官僚体系的具体操作）。而且，平心而论，最初，清朝政府的绝大多数文官甚至包括慈禧，都是支持改革的，而根本不是反对改革的。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完全地将他们排斥在维新变法之外。

然而康有为不过是一介书生，他并没有任何的国家行政管理实际经验，甚至没有最基本的国家行政管理常识。所以，他根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真正意识到社会改革在实际操作上有着自己的客观规律，而且这种规律是绝对不可违背的。因此他所谓的维新变法，其实都仅仅是空洞的政治口号而已，而根本没有任何的具体实施方案。无论教育改革、政治改革、军事改革还是经济改革，甚至包括废除科举制，都是如此。而光绪皇帝更是一个乳臭未干的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其指导老师翁同和等待也根本不具备最基本的国家行政管理经验，几乎是被康有为等人任意摆布。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维新派就极其简单化地在百天左右就下达了110多道根本性的所谓变法指令给行政管理体系。然而尽管这些改革的举措，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极其艰巨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严谨的实施规划，才有可能完成，可是康有为等所谓的维新派非但没有严谨的规划，甚至没有任何的实施方案。所以对于他们的这种极其空洞的政治口号，清朝政府的行政管理体系不仅根本做不到，而且是根本无所适从。例如废除科举制度，这当然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合理的。不过清朝政府的管理体系中的重要官员，几乎全部来自科举；完全彻底废除科举制，中国行政官员从何而来？康有为并没有给出切实可行的详细取代方案。至于大规模罢免政府的重要行政官员，更是需要立即有大批适合的干部资源来接管其工作。对此，康有为等维新派虽然提出了提拔新人的解决方案，然而这其实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空谈。试问这些新人何在？人数是否足够？是否符合标准？如何考核？任何任用与监督？，等等等等，这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具体解决方案，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然而这些都是彻底废除科举制，大批撤换主要的政府官员，都绝对必须合理解决的问题。否则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就会出现管理层断裂的严重问题，而这是任何正常的社会都难以承受的。

2.康有为既是清末社会改革的一个推动者，也是头号破坏者与头号罪人！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正常的行政体系都不可能真正地贯彻执行这种所谓的维新变法，而且这种根本不切实际的变法不可避免会引起行政管理层，包括许许多多原来也热心甚至坚决支持维新变法官员的抱怨与抵制。遗憾的是康有为等书生并没有认真地思考其原因，而是一股脑儿地将责任全部归结为行政官僚的因循守旧，把改革的矛头直接指向自己的实际支持者，极其荒唐地认为只有他们这些人才是忧国忧民的爱国者，才是真正的改革者，其他人都不是改革者，而是改革最凶恶的敌人。更有甚者，他还脑洞大开，竟然异想天开地要求中国与日本合并，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中日甲午战争的策划者伊藤博文来主政中国政府，甚至不惜准备发动政变，要杀那些相对稳健的改革者！！！这哪里还是什么爱国的维新变法？这种维新变法还有什么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原本支持维新变法的绝大多数文官，包括慈禧，怎么可能不转变对维新变法的支持态度？所以，维新变法被终止，维新派被慈禧追杀，并不完全都是所谓守旧派的责任（平心而论，其实当时真正的顽固守旧派，势力非常之小，根本不足以阻止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改革），而是康有为等所谓维新派的不顾实际，违背社会改革本身的客观规律，将大量的实际上的改革支持者，当作改革的敌人，而且要对这些人下手的必然结果，是这些所谓改革者的“咎由自取”。因为任何稍有理性的行政官僚体系，都不会容忍他们的这种所谓维新变法——更确切地说，即使换上现在的那些所谓开明的甚至是非常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包括贺卫方先生本人），处于慈禧的政治环境下，都会毫不留情地要杀康有为！甚至比慈禧杀得更多！

还不能不指出的是，虽然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是为了社会改革，然而其实恰恰是康有为的这种所谓的维新变法，才使得原本获得绝大多数人支持的、非常伟大的社会改革，成为一种政治闹剧，最终成为“百日维新”，以惨败收场。所以，就这种意义而言，康有为既是清末社会改革的一个推动者，又是一个阻碍者，甚至是一个严重的破坏者——正是因为他把非常伟大的社会改革简单化和庸俗化了，因此不仅把一些改革的热心支持者变成了改革的反对派，还使得一些非常热情而坚定的改革者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而维新变法也失去了公开的合理性，因而失去了它的合法性。如果不是康有为的这种简单化庸俗化的维新变法，将改革的合理性葬送殆尽，且将非常宝贵的人力资源送上断头台，至少清末的中国社会的改革是不太可能仅仅维持百日便以悲剧收场的。就这种意义而言，又有谁能够否认，康有为实际上也是断送清末社会改革的头号罪人？这种教训，是所有的社会改革者都必须认真接受的。

3.康有为其实就是清末中国社会的标准文化阿Q的典型代表人物

应该承认，用今天流行的词汇来说，维新派都是中国的当时公共知识分子，而康有为则更可以说是清末中国社会的头号公共知识分子。然而为什么康有为这些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会如此简单化、庸俗化地看待伟大的社会改革？关键原因在于这些知识分子，尽管头上有着公共知识分子的美丽光环，可是实际上根本没有深刻理解中国社会的整体而真实的情况，更不理解中国的社会改革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复杂的社会工程。更为坦率地说，其实他们虽然都是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可是就中国社会的整体情况而言，甚至仅仅就一些重要的学科而言，他们的知识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而且他们与社会实践严重脱节——他们实际上仅仅是一群“半吊子知识分子”而已。

然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所谓维新派，却极端自信，认为自己对中国清末社会以及西方世界，都非常了解，更要命的是他们极其荒唐无知地认为只有他们才是改革者，其他人都不是，而是改革的敌人。这与鲁迅笔下无知、狂妄、瞧不起城里人的阿Q，到底还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显然，任何人都难以否认，他们的基本特征与阿Q完全一致，简直就是阿Q的复制品！！！他们与阿Q的唯一不同仅仅在于他们戴着知识分子光环而已！除此之外，实在没有什么本质性的不同。

所以，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所谓维新派，其实就是一群文化阿Q而已——他们与阿Q的不同仅仅在于他们的知识分子色彩，这种色彩使得很多人误以为他们非常睿智、英明而且值得信赖，而不可能与阿Q完全一样。然而实际上，他们就是阿Q的孪生兄弟，是一群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文化阿Q！这种标准的文化阿Q的维新变法，与阿Q在大街上叫“喊革命啦革命啦”，在本质上完全一样，都是非常可笑且可悲的。因为他们实际上都并没有真正理解改革与革命的实质，更不理解最为基本的社会改革实施原则。更为确切地说，他们的改革与革命，不过是阿Q的一种“想当然”的冲动，是义和团运动的另外一种表现而已，而根本不是什么基于科学的社会实践。

4.贺卫方先生不能太康有为！

笔者并无意指摘贺先生就是像康有为一样的文化阿Q，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今天的社会改革，恐怕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艰巨而且是最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若有些许谬误，都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所以，中国的社会改革，必须坚决而谨慎，严格地遵循科学规律。这是稍有理性与常识的人，都无法否认的。而现在，即使在体制内，继续改革，实现民主化与法制化也是绝大多数主政者基本的共识。但是究竟如何实施改革，这在许许多多的方面还是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是当前中国改革的困难所在。所以，目前我们所亟需的并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切实可行的改革实施方案。然而贺先生虽然被美国《外交政策》认定为“全球百大思想家”之一，虽然他在很多具体问题上的确有真知灼见，不过可惜，他的很多著名见解并不深刻，且漏洞百出，自相矛盾。例如他所谓中国没有形成西方式的法治秩序，是因为2000年前就走错了路。试问，人类社会的发展史难道不是不断地从错误中走向正确的历史吗？况且，难道西方2000多年前就已经走上了今天的正确道路？再者，难道西方模式就是人类社会的终极模式？显然，这种思想，不仅缺少最起码的历史哲学基础，在形式逻辑上也是不通。至于说到他的原则性的政治思想，尤其是整体的社会改革理论，其实都仅仅是一些口号而已，非但没有完全的体系，更并没有实际而具体的操作方案。例如他提出要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社会转向北欧模式，试问贺先生，究竟如何来实现这种转换？你的具体实施与操作方案是怎样的？是像康有为对付所谓的顽固派一样，对付现在的国家行政官员，或是像毛泽东井冈山建立革命政权那样，再来一次农村包围城市？还是像前叶利钦搞垮苏联一样，把共产党赶下台，宣布立即取缔共产党？抑或就像叙利亚利比亚一样，进行武装起义？毫无疑问，这些看似“很是革命”的方法，都会伴随着血雨腥风，无一不是要付出惨痛的血的代价的。这些代价由谁来承担？难道不是平民百姓？而带给他们的实际利益又是什么？再退一步而言，就算我们要让平民百姓付出血的代价，试问如何合理分配这些代价？非常显然，尽管有些美国人认为你是“伟大的思想家”，可是你到今天也没有给出这种切实可行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这种社会改革的思想是不是不切实际的纯粹的空想？是不是在简单化地复制康有为的庸俗化维新变法?再退一步而言，难道在中国共产党内，在中国的精英阶层，绝大多数都不知道北欧模式，都坚决反对北欧模式，而仅仅只有你才理解，只有你才支持吗？非常显然，你也许实在是太不了解中国社会的整体而实际的情况了！实在是太康有为了！！！

如果不考虑社会改革本身的客观规律性，仅凭自己的政治热情和对极其有限的学科的有限造诣和一些孤陋寡闻的西方编辑的吹捧，就头脑发昏地认为自己的想法一定正确，就一定可以让中国立即实现民主化，因此就地信心满满地“指点江山”，甚至把许许多多的稳健而坚决的改革派，都当作改革的敌人，对他们意气用事破口大骂，乃至不顾英国人对中国出口鸦片才引起鸦片战争的基本事实，公开宣称是清朝一直欺负西方，这是极其不理性、极其狭隘、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更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阿Q式癫狂！因为这与阿Q当年大叫“革命啦！”没有什么两样！这种把涉及十四亿人根本利益的社会改革简单化庸俗化的“阿Q癫狂式的改革”，最终是否真的有益于中国民主发展进程，会不会极大地阻碍这一进程呢？这无疑是值得贺先生自己深思的，也是值得许许多多的公共知识分子深思的！

5.文化阿Q所倡导的社会改革必将导致中国与人类社会的巨大灾难

阿Q最大的悲剧，并不在于他是阿Q，而在于他并不知道自己就是阿Q，而且还自以为是得意洋洋地认为自己了不起——忽而觉得赵太爷就是自己的儿子，忽而又觉得赵太爷高人一等，而且几乎一点儿都瞧不起城里人！许许多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贺先生及我们在内，无不同样如此。还有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虽然知道自己也是阿Q的孪生兄弟，而且是阿Q父母的嫡传，可就是偏偏就没有任何勇气承认自己就是阿Q，反而飘飘然地认为自己远远胜过阿Q，是伟大至极的知识分子，就是真理的化身，因此我们的一切一切都是正确的。然而，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阶层是如此肤浅丑陋，瞒憨荒唐，且又唯我独尊，这与我们所坚决反对的独裁主义又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

非常显然，中国社会大众中有一些阿Q，但是这并不一定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事实上任何民族都有一定的阿Q）。可是，当一个民族的知识阶层堕落到了甚至不敢承认自己就是阿Q的可怕程度，当一个社会充满着阿Q般的戾气，且以彰显这种戾气为荣，甚至要凭借鼓吹散布这种戾气，像阿Q一样推动社会改革的时候，这个民族难道还会有希望吗？一旦这种阿Q的戾气真的左右了中国社会大局，因此在这些文化阿Q的“改革”下，产生了一个由阿Q的癫狂所掌控的巨大民族，这个民族难道不会是非理性的？难道不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动乱？而一旦出现这种状况，即使实现了我们所崇拜的所谓民主自由，这种民主自由还有什么实际价值？它对于人类社会究竟所富还是祸？切勿忘记那著名的诗句：“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笔者非常钦佩和支持贺先生的所有真知灼见，例如反对复转军人进法院，反对薄熙来王立军的所谓唱红打黑等等。但是，笔者要再次强烈提醒贺先生的是，改革仅仅是我们到达目标的手段，改革的目标而且是唯一的目标，就是让中国的绝大多数普通百姓，都能够安居乐业。我们决不能也不应该把手段目的化，把改革当作我们的最终目标，为了所谓的改革，牺牲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安居乐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此其一。其二，中国今天的社会改革，可以说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极其伟大同时也是极其复杂而艰巨的社会工程，它的成功必须有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其三，至少在目前，中国主政者的主流以及广大的民众都是非常坚定地要继续改革和支持改革的，他们绝对不是也绝不可能是我们改革的敌人。所以，我们切勿坐井观天，把社会改革简单化、庸俗化，更不可误判中国社会的这种基本形势，把实际上的改革者和改革支持者，都当作改革的敌人，而认为自己才是改革者。另一方面，当前中国社会改革最需要的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故而希望贺先生可以拿出这种实际的改革方案，而不是简单化、庸俗化地空喊改革的口号，更不是不负责任地散布荒唐的错误主张，误导善良而天真的民众，给社会改革添堵添乱。否则的话，必定会像康有为一样，把当前人类社会最伟大的社会改革，简单化和庸俗化，最终走向中国社会改革的对立面，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的破坏者与不可饶恕的罪人！在三十年前，我们的幼稚与冲动，已经葬送了中国社会的一次改革良机，还断送了热心改革的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的政治前程甚至生命，难道我们不应该认真反省，接受其惨痛教训，而要再重复展示一次我们的阿Q般的荒唐和无知吗？

笔者真诚地期待贺先生对本文公开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