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网友冼岩（独立媒体人）来稿：中国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

一.  当下经济问题的根本症结

在生产力相对发达的今天，所有已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的国家，经济的根本问题都是需求问题，而非其它问题。

计划经济国家的问题是脱节，即供给与需求的脱节。供给与需求被掌握在不同决策者手中，需求由个人决定，供给却由国家计划决定，二者之间缺少了市场价格信号这样一个中介环节，所以不能以需求引导供给，而是完全由计划者的主观决定左右供给。这种脱节，导致生产者并不真正知道消费者需要什么；也往往导致生产的东西没人要（过多），有人要的东西却没人生产（过少）。所谓计划经济的短缺特征，不是因生产能力导致的，而是因需求信号被遮蔽导致的。

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则是截流。在缺少国家强力干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自然走向是贫富高度分化，且长期而言愈演愈烈。目前，美欧诸国正在上演这一过程。使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名声大噪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详细叙述了这方面的情况；其他经济学家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也论述了这一过程：20世纪50年代，美国最富有阶层与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是30:1；到21世纪初，这个差距已扩大到1000:1。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2005年，美国总收入流向占人口0.1%的最高收入者的比例增加了2倍多，从3.2%增加到10.9%；流向占人口1%的最高收入者的比例翻了一翻，从10.2%到21.8%。至2007年，美国社会最上层0.1%家庭所平均拥有的年收入，是90%社会中底层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可以说，美欧各国时下发生的主要问题和多种矛盾，都与收入分配的这种状况密切相关。

而中国的贫富分化已经赶超美欧，至少与之相比毫不逊色：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明显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而世界银行的数据却显示，2016年中国人均财富基尼系数高达0.789，不但高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也明显高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经济转型较成功的经济体，位居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列。据马钟成推算，中国4千富豪一年的收入，等于10亿农民加1.4亿城市在岗职工的总收入之和。

在市场机制发育初期，为降低成本，提升规模效应，赢得竞争，需要一个资本集中的原始过程。但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尤其是随着股份制企业和资本市场的成熟，已经彻底终结了经济发展对于资本集中度的这种需要。今天，在各主要国家发生的财富集中，已经与经济发展的要求毫不相干，反且是背道而驰。由于收入的很大部分被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而这极少数人手中财富的相当大部分又不会再进入生产过程，既不产生消费，也不用于实业投资，因此，不能有益于有效需求的增加。这样一来，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很大一部分资源就被截流走了。消费越少，实体经济收益率越低，有钱人就越不愿意投资实业，而只愿投机金融；虚拟经济越膨胀，实体经济越衰弱。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全球各主要国家，都在印证这一过程。当每一轮社会再生产循环所创造的财富都被截去很大一部分时，经济增长的源泉越来越枯竭，只能依靠出口竞争、金融泡沫或是由政府支撑的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但这三者都是不能长久持续的，所以经济危机必然周而复始，且随着经济规模增长，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事实、是现象，在马克思时代即已存在，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对这一现象，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和寻找原因。当年马克思找到了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所以他开出了“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激进药方，同时也留下了“公有制经济如何以需求引导供给”的难题；单纯的计划经济方式，已被实践证明存在缺陷。而从经济本身角度看，危机的周期性是由于再生产过程被周期性截流、有效需求不断枯萎所致。所以说，症结在于分配，在于1%人口占有90%财富的市场分配机制。

因此也可以说，市场经济的根本症结在分配，其它都是枝节。分配问题不解决，经济的下行症候与危机的周而复始不可能真正治愈，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甚至走向愈演愈烈；分配问题如果解决好了，每一轮生产过程所创造的财富都将成为下一轮再生产增长的源泉。在现有经济、技术条件下，只要对实体经济的需求充足，经济增长根本不是问题。如此一来，经济体有了“源头活水”，将可实现真正可持续的、没有危机和障碍的增长。

反之，分配问题如果不解决，只以其他它方式增进需求，不管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经济体制进一步市场化的改革，哪怕是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只能见效一时。其最好结果，无非是将危机转嫁其他经济体，自身苟延残喘。但该来的，终究还是会再来。资本主义体制能够从马克思时代延续到今天，甚至显得越来越繁荣，不是它已经找到根治危机的方法，而是市场机制从欧洲中心地带向全球的秩序扩展，为消化危机提供了广阔空间。当市场机制扩展到全球主要经济体之日，就是周期性危机不可遏制之时。显然，今天的人类社会已走到这个临界点。

所以，一定要将解决分配问题、让全体国民共享发展成果这一目标，放到决定经济兴衰、国家安危的至高位置。相比这个问题，其他问题都是次枝末节，其他手段也都只是隔靴搔痒。不触及症结根本，只在细枝末节上下工夫，不可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即使花重大代价看似解决了问题，结果矛盾可能很快又以其他方式卷土重来——很少有国家能够不被这种周而复始的折腾所拖垮。

二.  出路在于“公有制+市场机制”

当下重提公有制，其意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各种理由完全不同，仅仅是为了化解市场经济国家在调节分配过程中必然衍生的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

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分配问题。而解决分配问题无非是“削峰填谷”，市场经济国家常用的“削峰”手段是利用税收工具，无论是财产税、遗产税，还是高起点、高累积的所得税，都可有效调节分配，但同时又必然带来巨大问题，那就是资金外逃。

如果中国成为高财富人群的税收高地，资金外逃不可避免。而比资金外逃更可怕的，是企业外逃：既然在这个地方税后收入较低，别的地方收入更高，为什么不将企业搬到别的地方去呢？企业家和投资股东辛苦经营企业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高收益、高回报吗？如果赚钱的企业纷纷往外跑了，一个国家的经济也就垮了；走向公平的努力，将导向“共同贫困”。可以说，全球化如同金融杠杆一样，无限放大了资本一方的力量和权力，使资本的意志无法抗拒，哪怕是各国政府——如果资本不满意，它们随时可以跑路。自俾斯麦时代以来，社会福利制度对资本主义所做的修补，已完全被“全球化+金融化”所冲垮。这就是为什么斯蒂格利茨、皮凯蒂等经济学家会同时发现，近几十年来在各主要国家贫富分化纷纷加速的原因。在全球化条件下，除非各国联手，似乎没有能够制衡资本的有效手段。以税收遏制资本、调节收入，也成了“不可能的任务”。此前法国政府打算提高个人所得税，富豪们闻讯后纷纷往外跑，结果法国政府不得不“违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可见，在全球化背景下，调节收入已不能主要靠税收。于是，公有制的选项又重新进入视野。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真正以公有制（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为主体，“削峰”问题就不存在；即使存在，调节起来也无须再担心资本和企业外逃。剩下的问题仅仅是：公有制企业能不能有效率，会不会导致“共同贫困”？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经完满回答了这个问题。无论是那些在竞争性行业风生水起的大型国企，还是南街村、华西村等令人惊艳的集体企业，都证明了公有制企业在市场机制条件下的生存能力，它们既创造了高效率，又保障了相对公平。但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前些年国内舆论对国企的指责很多，其中唯一相对站得住脚的，是对国企腐败的批评，因为国企领域腐败较多确实是事实。但事实不等于规律，前些年中国国企的腐败多发，与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多发是一致的，原因也相同：不是因为现行制度导致腐败不可遏制，而是因为人为因素造成腐败蔓延。正是由于此前管理涣散、执法不严，导致腐败在多个领域全面膨胀。而本届执政党中央通过严打腐败、迫使腐败分子“不敢腐”的现实，则说明在现行体制下，腐败问题是完全可以“管好”的。既然执政党有能力管好官僚系统的腐败，它就必然也有能力管好公有制企业的腐败；如果确定执政党和政府管不住公有制企业的腐败了，那么它就同样也管不了官僚体系的腐败。如果这样，那就已经不是什么“要不要公有制”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近些年中国反腐的力度和效果，超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这说明中国现行体制是完全有能力遏制腐败的，关键是必须做到像王歧山所讲的那样“不信邪”——如果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当然就会“混日子”，捱一天算一天，先捞足好处再说，随时准备“下船”。

实不实行公有制，是愿不愿意真正解决好分配问题、有效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如何防治公有制腐败，则是具体治理问题。二者是不同层面问题，不可同日而语。其实，腐败并非公有制企业独有，非公有制企业同样存在道德风险，例如美国此前发生的安然丑闻，近些年曝出的华尔街丑闻等。不同所有制形式，都同样面临腐败治理的难题。只要“不信邪”，国企腐败并非不可治理，腐败也不是否定公有制的“杀手锏”。

既然公有制企业可以有效率，又能保障分配调节的顺利进行，其腐败问题也非不可治理，那么，中国就没理由不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目前的改革方向，不应该是缩小公有制成分，而应该是在市场环境下尽可能扩大公有制成分。在“公有制+市场机制”的解决方案中，如果说“公有制”对应的是公平（分配），“市场机制”对应的就是效率。公有制必须搭配市场机制的原因，是为了避免上文所提到的，计划经济中供给与需求脱节、二者之间缺少市场价格信号这样一个中介环节、不能以需求引导供给的困境。只有将“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才能既得公平，又得效率；少了其中任何一方，最终结果都是既失公平，又失效率。

在中国当下具体情境下，为保持市场机制的活力，没必要全面推行公有制经济，可保留部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只要真正做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即可起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作用。当然，在此同时，必须加强对公有制企业的监管，强化国民参与分配，防止“内部人”或内外勾结侵吞公企利益。就目前的所有制分布形势而言，无疑需要大力发展而非限制、打压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可大力发展由公有制经济控股的股份制企业，这应该才是在中国发展混合制经济的正确方向。

三. 市场化改革的两个维度

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种立意是好的。对于市场配置的作用和意义，可用人体来作比喻。人体有许多功能，例如消化、血液循环等，都是在神经系统支配下自动完成的；对此，人的主观意识并没有直接介入。如果将这些东西都交给主观意识来管理和完成，不管它能否做到，人的主观意识都将因工作繁重而无力负其重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政府来直接指挥各种繁复、琐碎的经济活动，就像让人体主观意识来管理体内各种生理过程一样，是一种无法承受的重担。

以上还只是单纯就经济管理而言，另外，就行政管理而言，一旦政府直接指挥经济，就会出现一个更麻烦的问题，那就是中央对各级地方政府的管理。这种管理本来就很复杂，很困难，一旦赋予各级政府指挥经济的职能，中央对地方的管理难度将以倍数提升，甚至成为“不可能的任务”。行政管理之难，难在考核。考核指标越简单，管理越易；反之，目标越复杂，管理越难。对政府的考核，目标本来就多样，与股东仅仅根据负债表和损益表就可考核一个企业截然不同。如果再加上经济发展目标，目标之间的相互冲突和难以排序将更严重，人为可钻的空子更多，中央居高临下的管理将更难以完成。

所以，无论从经济还是行政的角度看，市场化改革都是必要的。只有将一般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支配，政府才可能管好自己必须管的，才可能把自己管好。但是，政府从具体经济事务中退出，也有副作用，会留下一些空白。一方面，政府可不介入一般具体经济活动，但它必须掌控经济发展大势，必须对宏观经济形势具有足够调控能力。显然，对经济事务的收缩会削弱政府这方面能力。另一方面，有些公共事务、公共责任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而政府只有介入经济事务才能承担，或者说才能较好地承担，例如对市场失灵的矫正，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政府将更多经济权力交给市场后，留下的这些空档如何填补？

答案还是公有制，发展公有制企业可以填补以上空缺。公有制企业因为其性质原因，可以成为政府调节宏观经济的抓手。公有制企业力量每增一份，政府可调控宏观经济的力量就大一份；另外，如前所述，公有制也是实现收入分配调节的最好手段。邓小平曾指出：“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近20多年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轨迹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提高了各主要行业的需求和赢利水平，带动了民间投资，实现了经济繁荣。但是，这种繁荣并没有有效转化为国内消费力的同幅增长，“投资增长-财富增长-消费增长”的过程没有完成，经济的良性循环轨道没有形成。反之，政府长期主导投资造成了债务和金融方面的隐患，持续下去越来越困难。对此，管理层认为问题出在政府投资上，希望以市场机制替代政府主导，释放市场活力。于是，政府投资开始退出，各主要行业的需求和利润率下降，民间的投资意愿随之减少，经济遂表现为当下的下行态势，管理层所预期的“市场活力”并没有真正兑现。实际上，经济未能进入良性自循环，投资增长、财富增长未能同步转化为消费增长，如前所述，根源就在分配上的高度贫富分化，即令相当一部分财富被截流，没有再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解决弊端的对症之方，只能是调节收入分配。没有对收入分配的有效调节，政府与市场皆不可能免于失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下中国的公有企业不但不能削弱，还应增强。

那么，公有制的增多变强，会不会像政府直接指挥经济活动一样，增加中央行政管理的难度和负担？虽然确有所增加，却不会太多。因为管理企业和管理政府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如前所述，对企业的考核，甚至可以浓缩为两张表格(负债表和损益表）。政府对公有制企业的管理，和股东对股份制企业的管理相似，某种程度上政府管理企业还更方便，尤其是相对于那些股东分散的股份制企业而言。在这方面，国际上已有许多成功经验，实践证明政府完全能够管好企业。当然，虽然能够做到，难度仍然存在。股东对企业的把握、对管理层的监督，从来就是个难题，公有制企业也不可能例外。可能正因如此，此轮改革才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国企民营化”等思路，希望将难题扔给市场。如果公有制企业仅仅只是一个企业，与其他企业承担一样功能，那么政府确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将它彻底推出去更好。但是，由于公有制企业除了一般企业功能外，还可承载帮助政府调节宏观经济、调节收入分配等关键性功能，所以，不能简单地将之推出去了事。有着如此多功能和意义的公有制企业，完全值得政府花力气将它管起来，坚持把公有制企业办下去，办好。

因此，市场化改革是必要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是对的。但是，市场化改革应该有两个维度，而不能只是一个维度。其一，应减少政府对具体经济活动的直接介入，将更多决定权交给市场；其二，应大力发展公有制企业，同时改善政府对公有制企业的管理，使之可发挥调节宏观经济和收入分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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