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思想自由与科学进步

编者按：作者陈安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政治学家。获有法学硕士、文学硕士、哲学硕士，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本文是作者即将出版的《民主政治原理》一书第12章《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第10节。上接第9节《民主与经济的数学分析》。

陈安评论文章：认为经济发展需要的是人民的经济自由（权利）而非政治自由，便是数学分析误导人类的案例之一。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是老生常谈。但是科技进步从何而来却与政治有关。这要从经济增长原理说起。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经济效率，经济效率取决于“总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这是经济学常识。“总要素”指“多要素”，传统以劳动力与资本为主（外加土地等）。根据上世纪 40 年代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功能”（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公式，技术不变条件下，劳动力与资本投入量与产出量成正比。 它指在技术不变条件下，劳动力与资本投入量与产出量成正比。即产出与经济增长率随劳动力与资本投入增加而增加。储蓄率之重要性在于它决定投资量。不过并非两大生产要素越多经济效率越高。恰好相反，劳动力与资本投入持续增长导致人均产出边际递减。即劳动力越增加，人均效率与产出越低；资本越多，单位利润越低。

然而，现代经济学家发现劳动力与资本只能解释经济增长之一部分。它们无法解释的“剩余部分”（residual）与其它要素相关，包括技术水平、规模经济、外部条件、原材料等。所有这些构成“总要素生产率”，其中技术起支配作用。各国经济增长差别源自“总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别，其核心是技术进步差别。 “索洛增长模式”（Solow Growth Model）是当代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除了指出储蓄率对于投资量与经济增长之重要性，以及人口增长下降增加人均资本与收入，索洛模式的要点如下：第一，资本贬值无可避免（如机器折旧）。贬值速度越慢，人均资本与收入越多。第二，当经济达到某一高度（steady state）时增长停滞。储蓄与劳动力增长与资本贬值速度放缓，只会产生促进增长的短期效应。这也是罗伯特·索洛为何认定富国与穷国（非极穷）财富差距随发展趋于缩小。第三，国家如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只能依靠不间断技术创新。用公式表示就是：Y=A(t) F(K,L)。 它指生产技术升级换代（A，F）使劳动力与资本（以及其它生产要素如土地）功能成倍增长，极大提高投入/产出比例与经济效率（Solow 1956）。举个通俗例子。在原有技术条件下，某工厂需雇佣一百个工人完成年度生产指标。采用新技术（如生产自动化）后只需雇佣10个工人，劳动力人均产出是过去的10倍。先进技术生产率相当于90个工人。不过新古典理论批评者伊斯特利与莱文赞同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之关键，但对落后国家的所谓“后发优势”不以为然，不认同穷富国家发展汇合观点。他们认为富国之所以富裕不是因为资本雄厚，而是因为掌握先进技术，它导致所有其它生产要素从穷国流向富国。持续不断的技术革新使先进国家未出现资本利润与经济增长率降低趋势。穷国与富国的经济与人民生活两级分化，显示科技进步的经济回报有增无减（Easterly and Levine 2001）。

那么如何实现科技进步? 它与公民自由（权利）有何关系？我们需了解一点，即经济增长理论出自经济学家，他们所考虑的生产要素不包括政治自由。然而“总要素生产率”中的关键要素既为科技发明创造，就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环境与人民政治自由，因为它涉及思想与批判自由。我将在下面讨论。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在解释国家经济增长差别，也就是“总要素生产率”差别时，强调的倒不是科技创新而是国家与社会对新技术的接纳程度。新技术一旦出现势必呈全球扩散趋势。你创造不了新技术但可使用它，即为 “技术转移”。当今世界尖端科技的发明专利涉及知识产权，能转移的大都是不影响本国国家安全与国际竞争力的次级技术。但近代以来并非一直如此。知识产权虽源远流长，它在1995年被纳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规章之后才得到大多数国家法律保护。普雷斯科特说，1800年西方仅比中国略为富裕，而到1950年西方人均富裕是中国人的12倍。造成此一巨大发展差异的原因是西方“总要素生产率”随着科技发明与运用而持续增长，而中国在这段长达一个半世纪内增长几乎为零。他将这归咎于中国社会对新技术的强大抵制力量（Prescott 1998）。

如果我们不能从中国近代的落伍乃至“百年国耻”中汲取惨痛教训，那么历史将会重演。中国落伍原因固然林林总总、众说纷纭，其重要根源在于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作为经济学家的普雷斯科特不了解中国近代史，他对中国科技落后原因的判断只是基于西方经验。即先进技术的运用形同社会经济改革，必然产生受益者与受害者。受益者少而受害者多。它产生的强大社会保守势力抵制先进技术可以理解。譬如当今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在生产中的运用导致民众对失业的恐慌，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卢德运动（Luddite movement）如出一辙。然而这与中国故事不全吻合。且不论20世纪上半叶国家动荡不已，抵制西方科技的社会阶层确实存在。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一书中就曾提到，近代中国强大的手工业行会（guilds）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百般阻扰在采矿、运输、大豆压榨、缫丝（silk reeling）等行业采纳新技术（Olson 1982：150）。然而，比社会保守势力更敌视西方事物的是满清统治者。他们视西方科技产品为奇技淫巧，威胁老祖宗基业，不但破坏社会稳定，而且摧毁民族自信。中国既抵制外来科技，亦无法创造与之媲美的本土科技。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不是因为民族基因不良、智商低下，而是因为他们缺乏思考与创造的自由环境。

关于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学术文献汗牛充栋。根据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克的《财富的杠杆：技术创新与经济进步》一书，中国科技以1400年为分界线。在此之前，中国科技领先世界，之后则急剧衰落（Mokyr 1990：209-239）。1400为何年？它正值欧洲文艺复兴与思想解放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在中国则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后第二年。众所周知，延续500多年、以文字狱迫害知识分子达到登峰造极的漫漫长夜正是始于朱元璋。明清两代的思想暴政造成什么后果呢？痴迷于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英国人李约瑟，著有七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据他研究，16、17世纪中国钢铁制造业与西方相距不远。到了近现代，当西方列强以铁甲钢船征服世界时，中国却沦为“竹子与木头”（bamboo and wood）的国度 （Needham 1964：19）。李约瑟为人厚道，对中国人尽量往好里说，知道我们极需洋人吹捧以增强民族自信。然而谁都明白靠竹子与木头为生是什么意思。它意味一个曾拥有灿烂科技文明的国度，由于统治者对人民思想自由的残暴镇压、对人民创造精神的彻底摧毁，使中华民族倒退到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100年前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将中国民众描绘成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一群。须知中国人绝非历来如此，它是极端思想专制的产物。我仅举一例说明专制对思想与文化的摧残，它与中国人创新思维缺失息息相关。散文与诗词同属文学。我不选诗词选散文，因为散文中许多是政论文，其体裁更能阐述政治观点、批判历史、表达思想。我手头有一本《古文两百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所选篇章在同类书籍中具代表性。中国唐朝（618-907）289年，入选散文43篇；宋朝（960年-1279）319年，入选散文同为43篇。明朝（1368-1644）共276年，入选散文35篇。清朝（1636-1911）275年，入选散文仅20篇。中华文化不是与时俱进，而是与时俱退。虽然我理解编撰者欲展示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苦心，然而清代散文中许多不过是词藻华丽、空洞无物的文化垃圾。

专制政权对思想自由的镇压并非总是体现在你说什么不中听的话，抓你去酷刑伺候、打屁股、砍脑袋。这样显示统治者多么小心眼、心胸多么狭窄，不够伟大嘛。统治者需要打造一种环境，即让你不敢说不中听的话，因此政府也就无需抓你。于是双方皆大欢喜、相安无事。如你多说好听的、拍统治者马屁则得到奖赏。于是双方各取所需、合作共赢。你不敢批评统治者倒也罢了。可是你不敢说你不敢。否则让人知道你心怀怨恨、只是不敢说，这也有风险。所以你必须装得像，流着眼泪说统治者实在太伟大、统治太完美了，实在找不出瑕疵。伪装久了便弄假成真，不用再伪装了。口服心不服久了便口服心服。假面具带久了就变成真面孔。于是国家歌舞升平、天下无事、皇恩浩荡。那么，如何制造这样的环境呢？靠杀鸡儆猴、恐吓威胁固然有效，毕竟贪生怕死乃人之本性，愿做自由殉道者不多。最好办法则是攻心为上，将潜在的反对者纳入体制、与统治者合为一伙，形成利益共同体。这样他们便发自内心视思想自由是坏东西，心甘情愿成为镇压思想自由的工具。

李约瑟虽是科学家（生物化学家）出身，却也看出一点名堂。他说中国两千年来一直实行一党制，即“儒家党”（Confucian party）。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著作对于西方学者理解近代中国贡献甚大（Fei 1953）。他们看到清王朝与近代欧洲的诸多不同，使两地科技差距急剧扩大。其中政治体制不同至关重要。首先，科技变革势必导致社会变革。中国士大夫官僚阶层一向属于最保守的政治势力，是现存秩序既得利益者，憎恨一切社会变革。他们垄断政治权力，控制科技创新，支持或反对科技发展不是随心而欲就是出于实用主义。此观点符合卡尔·威特弗格的“东方水力专制”（Oriental hydraulic despotism）理论（Wittfogel 1957）。在近代欧洲，科技发明纯属私人领域，政府不闻不问，懒得管他们。其次，中国庞大的官僚体制通过科举吸引了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将原本有潜力成为大资本家与大科学家的人才，转化成整日沉溺于繁琐行政事务、谨小慎微的政府官僚。第三，科举考试获得成功并以此晋身官场的士子们早已被孔孟之道洗脑，除了四书五经，大脑空无一物。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科举制曾在西方大受推崇。它的进步意义在于打破社会阶层固化，使穷人家孩子有机会靠考试一步登天，从社会贱民一跃而跻身于统治精英。近代欧洲贵族与上层社会势力强大，垄断政府权力，迫使下层社会民众放弃做官从政，转而全身心投入商业与科学活动（Needham 1969）。

我将相关论点做简单归纳，它对当代中国极具借鉴意义。中国近代知识阶层缺乏独立思想与创新能力，因为他们拼命想当官，浪费了自己潜在的科学创造才能。正因为他们太想当官，将自己的全部时间精力用于钻研圣贤书、让定于一尊的孔夫子教导统一了思想，丧失了自由思考问题的能力。他们当了官后则与政权融为一体，不愿也不能批判政府，并且必须为捍卫政权而镇压自由思想。 你会问，难道民主国家知识分子不想当官、当了官就不可批评政府吗？政府雇员不可公开批评政府，是所有国家的潜规则。譬如你是川普总统任命的美国国防部长，你与总统意见分歧，你只有两个选择：服从或辞职。你不可边干边骂骂咧咧，公开与总统唱反调。不过民主国家知识分子对当官兴趣不大则千真万确，即使当了官也动辄撂担子辞职走人，根本不在乎官职。知识分子拼命想当官正是专制国家特色，好不容易当上了官主动辞职更是打死不干。连鲁迅这样的文豪居然也为当上教育部一个芝麻官而沾沾自喜。进衙门享受巡警敬礼待遇让他大发感慨，声称“做官要做得较大”（《记“发薪”》）。民主国家资源在社会广泛扩散，官员权力用处较小。专制国家资源则集中于政府之手，较大的官可分享较大的资源。

设想你是一个活在满清王朝的读书人，雄心勃勃，渴望出人头地、建功立业。你当然不可能坐等王朝覆灭。那么怎么才能成功呢？造反胜算不大，弄得不好尸骨无存（如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批评则轻者斩立决，重者坐牢流放。统治者虽专制但非嗜血成性、以杀人为乐。镇压也是不得已，非己所爱。造反也好、批评也好，无非是想升官发财。那么就尽量给他们机会，提供实现人生抱负的安全通道。你只要不倔头倔脑便可。你经科举渠道进入统治集团后不是可不可以吃饭砸锅的问题。你对统治者感激涕零，愿效犬马之劳。曾国藩这个当年湖南荷叶塘乡下的农家子弟，“卑微得像路边一棵草，低贱得像桌下一条狗”。只是因为叶赫那拉·杏贞（慈禧太后）赏识，而“贵为甲侯，权绾两江，声动四海，名重五岳” （唐浩明著《曾国藩》【487页】）。他身为汉人镇压汉人造反，既为捍卫孔学也为捍卫异族统治。你能指望他鼓励民众批判性思考吗？叶赫那拉氏容忍他这么做吗？曾国藩被异族统治者强迫按异族风俗削去头发，脑袋后留一根长辫子（俗称猪尾巴），状如《西游记》中的妖怪。当他跪在老佛爷面前，脑子里在想什么？他在想一个文人连做人的尊严都被剥夺，还能谈什么呢？

正如他的书名所指，莫克探索近代世界科技发展规律，其意不在科技本身，而在寻找经济发展原动力。虽然政治非他所长，亦非讨论重点，他的发现对本书主题仍大有关系。他说近代欧洲科技之所以持续进步，除了科技属私人领域，发明者身处非中央集权、政治竞争的环境中。两者相辅相成，使他们享有充分的思想与创造自由。这使我联想到中国的民国时代（1912-1949）。我们通常认为那是一个出科学与思想大师的时代，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开创时代。以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为例，其中许多是世界知名科学家。虽然他们大都接受西方科学训练，与当代不同之处是，他们不是在西方国家而是在中国本土成为大科学家。且不说自然科学界，梁启超、鲁迅、蔡元培、严复、胡适等思想学术泰斗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中国早期的大型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1904-1948）曾是我早年的启蒙读物。我在成为政治学者后将它的社会科学论文与今日同类对比，其理论与思想深度差距令人惊骇，促使我思考中国社会科学一百年来到底有哪些进步。这难道是当代学者们的错吗？那么，我们能不能将民国的科学与思想成就归功于军阀与国民党政府呢？我只能说他们至少对科学无害，没有将科学家当作社会渣滓，押送劳改农场做苦力，也未剥夺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平心而论，近代中国军阀以及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领袖对科学家是敬重的，并为中国留学生学习西方科技提供丰厚的政府奖学金。民国科学成就的某一点符合莫克理论，即政治竞争导致对知识界思想控制的真空。军阀与党派忙于争权夺利，既无暇顾及经济发展，亦无余力干预学术与科学研究。政府管制科研只能扼杀科研，放任不管则成就科研，颇似“无心插柳柳成荫”。你会说政府管科研也有好处，它让科学家能拿到政府科研经费。然而科研经费并非免费午餐，它只是政府控制科研的手段。近代欧洲与中国民国时代的科学家是拿不到多少科研经费的。他们的成就表明，对于科技进步，两者权衡，思想与学术自由比科研经费重要千百倍。

根据莫克的历史比较研究，科技发明者大都不遵守常规与惯例，其本质是现存秩序的颠覆者与“出格者”（nonconformist）。他们经常产生一些古怪离奇的想法而遭社会排斥并不奇怪，但这不能全归咎于墨守成规的社会传统观念。人们对思想与行为“出格者”（nonconformist）的容忍程度，取决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与多样化。虽然莫克未使用民主与专制的字眼，他指的对不同观点的容忍与尊重就是民主文化，它归根到底取决于政治制度。实行思想与舆论一律（conformism）的专制国度，是新思想与新发明的不毛之地。莫克发现，欧洲自中世纪以来严禁宗教与思想离经叛道的时代，总是与科技发展停滞时代重迭。这岂能是碰巧？他特别强调资讯自由流动、思想相互交流（communicability of ideas）的重要性。近代伊斯兰国家与中国一样都曾有过先进科技。它们与西方拉开距离，因为西方愿意与它们交流，借鉴它们的成就，而它们却对西方科技视而不见、百般排斥。这不仅是出于愚昧无知、妄自尊大，它说到底是政治问题（Mokyr 1990：182-183，186-190，238）。

也许你会说，我同意思想自由决定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决定经济发展。但是我研究的是与政治八竿子打不着的科学技术。难道我研究物理凝聚态理论、化学热力学、生物医学工程、微电子技术、自动化技术等会威胁专制政权吗？它要限制我的自由干什么呢？千真万确，科技发明对专制政权之重要性恐怕更甚于民主政权。独裁者即使没有以科技增强经济实力、发展尖端武器以称霸世界的抱负，也可发展高科技来控制民众、巩固政权，如互联网防火墙、生物（人脸）识别技术、光学变焦的摄像头，以及各种高科技社会监视手段。因此你会想，我们不能笼统谈论思想自由，而应将它分解为政治自由与科技自由，这与将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区别开来是同样道理。专制政权禁止政治思想自由，不禁止科学思想自由。其道理与它给予民众经济自由而禁止政治自由一样。这听上去颇有道理。设想你是一个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头钻进实验室的科学家。你并未感觉国家政治体制对你的科研有何影响，也未体会政权镇压（政治）思想自由与你何干。纳粹德国与前苏联统治者与你所见略同。如你是生活在这两个极权国家的科学家，只要你不反对政权，统治者则赐予你优厚的物质待遇与有限的科研自由。这里的“有限”不是指对科技一窍不通的官员干预你的科学思考、修改你的方程式，告诉你为了政治需要必须改变实验结果。但是他们会警告你，你的科研不可随心所欲，只是追逐个人兴趣爱好。你的研究课题必须对国家（政权）有用。毋庸讳言，在严厉镇压（政治）思想自由的纳粹德国与前苏联，科学总体来说虽未繁荣也未崩溃，只有军事科技（如德国火箭与苏联火炮）畸形发达。为何科学在思想暴政下没有崩溃，这是本书第十章《专制政权兴盛之奥秘》第三节 “愚昧民众的培育”讨论的问题。

然而，政治思想自由与科学思想自由可以完全分离吗？历史经验证明，它确能做到但程度有限。我在前文提及，没有政治自由的经济自由是残缺不全的自由。同样道理，没有政治思想的自由，科学思想的自由断无可能真正实现，因为批判性思维或独立思考是一有机整体，如同人体不能割裂。无论自由科学还是社会与人文科学，它的本质是批判的。科学进步只能通过批判而实现。政治思想自由与科学思想自由的界线，不可能如中国象棋楚河汉界般地精确划分，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哲学基础与哲学渊源，而哲学本身（如唯心论与唯物论）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爱因斯坦一向被誉为“科学哲学家” （philosopher of science）。他说“知识论”（epistemology，为一哲学分支）与科学相互依存。不涉及科学的知识论是空洞的，不涉及知识论的科学是原始与浑浊的”（Howard 2005)。中国文革期间发动的对爱因斯坦的“反动”物理学大规模批判，并非无知学生所为，而是由中国科学最高机构“中国科学院”发动。批判者宣称“相对论”是地道的诡辩论。有何根据呢？“如果按照相对论所说，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珍宝岛事件中，我们说苏联开第一枪，苏联说我们开第一枪，究竟谁开第一枪岂不无法作出客观的判断了”？批判者还怒斥“光速不变原理”是反革命理论，因为它意指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杨建邺 2003：572-577）。此例固然极端但批判者并非神经错乱。它曾在欧洲中世纪发生并将继续发生，因为它符合政治逻辑。

作为在大学校园里长大、耳闻目睹科学家惨遭政治迫害的本书作者，我亲身感受到极权主义统治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没有任何人能逃离政治，科学家也不例外。不要说思想与言论自由，连沉默的自由都被剥夺。一个科学家再怎么埋头书本与科学实验，不会对自己身处的国家与社会一无所知。你可以整天呆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你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你总得走出实验室与人打交道，而且不能逢人便大谈你的高深化学理论。国家笼罩在极端政治恐怖之中、政权设定的严酷思想禁区，怎么可能对你的科学思考毫无影响？你吃了豹子胆竟敢探讨物质是否无限可分，岂不知独裁者早已规定物质无限可分。一个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越思想雷池一步的科学家，怎么可能产生伟大的科学思想，又怎么可能会有伟大的科技发明？确实有不少无辜的中国科学家以为政治与科学可以分开，全身心投入自以为与政治无涉的纯科研，结果在1957年的“反右”与1966-1976年的文革中，为自己的天真付出了生命代价。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技发明无一不是产生于这样的环境，即人们的思想能够在天空中像鸟儿一样自由地飞翔。那是一种“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境界。思想自由是人类科学进步的先决条件。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思想最自由，而苏联/俄罗斯思想最不自由。我将两国对科学进步的历史贡献做一比较，以诺贝尔奖为例。为了使比较公平合理，我剔除带西方“偏见”的和平奖与文学奖，只算不沾意识形态的自然科学与经济学，同时不包括美国在1917年苏俄成立前的得奖。苏联/俄罗斯人口为1亿6千万（1937），2亿9千万（1991），1亿4千6百万（2020）。获诺贝尔奖总数为16枚（1917年-2019）。美国人口为1亿3千2百万（1940），2亿4千9百万（1990），3亿9百万（2010）。获诺贝尔奖总数为351枚（1917-2019）。苏联解体前，美国人口少于苏联；解体后大约是俄国的两倍。在迄今约100年中，美国科学家获得的诺贝尔科学与经济学奖总数是苏联/俄罗斯的22倍。我们不要忘记，俄罗斯曾是一个智力高强、极具创造力的民族，在沙俄时代曾为人类贡献了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巴夫尼提·切比雪夫、德米特里·门捷列夫、亚历山大·波波夫、伊万·巴甫洛夫这样的大科学家与大发明家。由于斯大林的恐怖统治，科学家直到他死后的第三年（1956年）才获得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枚诺贝尔科学奖（化学）。在赫鲁晓夫的思想有限“解冻”达到高潮的数年后，苏联科学家在1958年一年获三枚诺贝尔（科学）奖。然而由于苏联思想专制并未解除，它的教育体制无法培育出新一代有作为的科学家，致使苏联/俄罗斯随着岁月流逝而科技创造力日渐枯竭。1978至2003之间长达24年时间内，属于它的诺贝尔科学奖为零。一个世纪前傲视全世界的俄罗斯科学界如今已是断壁残垣、一片废墟，沦为当代科学文明遗忘的角落。

思想专制对科技发展最大的危害还不在于它限制科学家的思想自由，而是对科学教育毁灭性摧残，而使科技创新后继无人。科学教育的使命并非只是知识灌输，而是培养学生的批判能力，即产生“不同观点”的能力。我曾在课堂上向同学们展示我的手表功能，然后请他们评论。第一类学生说手表尽善尽美；第二类说它功能有缺；第三类说手表有设计缺陷，并建议如何改进。第一类学生将来适合做苦力或从事不用脑子的秘书工作。第二类有批判精神。创造力不够但毕竟能看出问题，有培养前途。有潜力成为科学家的只有第三类。他们同时具备批判与创造能力。要创造新的首先得批判旧的，创新能力建立在批判能力之上。只有批判，科技才能进步。你说手表完美，哪还用得着改进吗？没有改进，我们今天岂不仍在戴以200年前工艺制造的手表吗？专制国家科学教育之本质是灌输式与记忆性，而非批判性与创造性。正因为人的思想不可割裂，学习过程中的观点交流无法严格限制在纯科学领域，因此学生课堂自由讨论、发表批判见解必须严加禁止。专制政权只能培育出第一类学生。苏联人民总体教育水平世界领先。他们能大段背诵普希金、莎士比亚作品，科学理论与数理公式亦倒背如流。但他们无思想、无创新，是有文化、懂科学的行尸走肉，歌功颂德水平一流的奴才。

纳粹德国与苏联同为极权主义国家，但是两者科技发展是有区别的。从1917到1991年，苏联实行思想专制长达74年，而纳粹德国仅存在12年。时间长短的意义在于，纳粹政权只能毁灭一代人的科学教育，因此战后德国科学尚不至于一蹶不振。苏联政权毁灭了几代人的科学教育。它培养的科学家是精通科学理论的白痴，导致一代又一代白痴培养白痴的恶性循环。从生物遗传角度，长达四分之三世纪的思想暴政已永远改变了俄罗斯的人种基因。俄罗斯科学精神已毁灭。即使它在军事与太空技术领域仍能吃老本，这个民族已永远丧失了科学思考与创新能力。它今日的经济衰败不能归咎于统治者无能，而是有其深层原因。即使纳粹统治仅维持十来年，它对德国科学教育的破坏力不容低估。德国与英国同为日耳曼民族，智力遗传、经济与民众教育水平相当，两国都遭受战争摧残。二战前英国人口为4千6百万（1931），共获诺贝尔科学奖23 枚（1902-1944）。德国人口6千5百万（1933），共获诺贝尔科学奖38 枚（1901-1944）。战后德国人口（东西德总计）（8千3百万【2019】）远超英国（6千6百万【2018】），但是英国所获诺贝尔科学奖84 枚（1945-2019），远超德国的55枚（1945-2019）。近代史上以科学技术与思想哲学成就照耀世界的德意志民族战后黯然失色。许多愚昧的中国人将文革期间卫星上天等科技成就归功于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目不识丁的工人农民。岂不知它们是科学家的成就，而这些科学家大都是西方教育体制的产物。上世纪80年代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科技发展与“总要素生产率”的促进，导致了持续40年之久的高速经济发展。然而我们应当记住“钱学森之问”。 这位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培养的科学博士的逆耳忠言使我们深思，没有思想自由，何来科学繁荣？没有科学繁荣，经济发展能走多远？

注释

1. Y=产出； K=资本投入量；L= 劳动力投入量（0< a<1）。

2. Y=产出； A=技术水平；F=特定技术；K=资本投入量；L= 劳动力投入量。

3. 中国知识分子的奴化与愚化从元朝开始、与日益严厉的思想专制相辅相成。中国北宋期间仍有大批文豪（如苏轼）针砭时弊、指斥朝廷，为民请命，而不惜颠沛流离，屡遭贬谪。

4. 温家宝总理2005年在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他问到：“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参考文献 （仅限书中引文出处）

Easterly, William and Ross Levine (2001). “It’s not factor accumulation: Stylized facts and growth models,”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15, no. 2, pp. 177-219.

Fei, Hsiao-t’ung (1953). China’s gentry: Essays in rural-urban rel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oward, Don A. (2005). “Albert Einstein as a philosopher of science,” Physics Today vol. 58, no. 12 (December), pp. 34-40.

Mokyr, Joel (1990). The lever of riches: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and economic prog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edham, Joseph (1964). The development of iron and steel technology in China (Cambridge: W. Heffer & Sons).

Needham, Joseph (1969). 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London: Allen & Unwin).

Olson, Mancur (198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rescott, Edward C. (1998). “Lawrence R. Klein Lecture 1997: Needed: A theory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 39, no. 3 (August), pp. 525-51.

Solow, Robert M.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70, no. 1 (February), pp. 65-94.

Wittfogel, Karl August. (1957).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杨建邺 （2003） 《窥见上帝秘密的人：爱因斯坦传》（海口：海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