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末端的分赃方式---赵国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

冷焰评论文章：可以说，目前，最令群众憎恨的就是贪腐横行、无官不贪了。但是，正如我一直强调的，贪腐是最末端的分赃方式，人们根本就没抓住问题重点。一切政治制度都是利益分配规则，贪腐只是它必然存在的，并且是权力阶层最末端、最不入流的一种分赃方式。

这么说有什么根据呢？请听我细细道来（因掌握数据不足，只能从说理层面谈）。

我粗略归纳了一下，举起大端，包括贪腐在内，目前权力阶层利益分配方式有以下五种：

权力世袭，资源家族化，国有资产流转入权贵家族，福利等级，贪腐。前面四种无论那种方式都比贪腐收益大，安全度高，对社会危害也更为酷烈。

一、权力集体世袭

权力场是封闭的，掌权者就是利益分配者。目前，有目共睹的一个现象就是，长老的儿婿是长老，将军的子女是将军，部长的子女是市长。从上到下，权力集体世袭无处不在，甚至于一位镇长，百分之九十，他的父母或岳父母，就是县级老领导。正如杨继绳先生在《集体世袭与权力场》一文所说，“当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进入官场，就会飞黄腾达；进入商场，就会财源涌进。政府机关，外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争先恐后地吸收高干子弟，并给于高位高薪。”

很多年前，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后，就撰写博士论文中指出：“政治家族”在当地相当普遍，占据了各部门的重要职位，令人触目惊心，仅仅一个县就可以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

本人曾在一个地方做过5年电视台的记者，在工作中，对此权力集体世袭也深有体会，处级、科级干部中家族长辈，几乎都曾经做过同等级别或更高级别的官职不说，就算是一些事业单位，只要掌握一点权力的，其子女亲属也都在同一系统，或被其他事业单位吸收。

2016年，中国工商银行巡视整改情况通报中也提到这一近亲繁殖现象，“总行管理的691名干部中，有220名干部的配偶、子女共240人在系统内工作”。

权力集体世袭的后果是阶层固化，贫民子弟不是输在起跑线上，而是输在血缘上，输在精子或卵巢上。    

而权力阶层还公然以“红色基因”、“红色家风”试图将其合法化，迫使整个社会认同这种集体世袭，让人们崇拜权力与血缘传承，而漠视法律与秩序，因为现实无数次地告诉他们只有权力才是唯一规则。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绝不仅仅是妄语，也是他们几代人数十年精心布局的“蓝图”。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陈云就说过“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靠得住，不用担心将来会有人挖我们的祖坟”，他们的布局一直都是子女接班。  

外参月刊曾披露，文革后八大老掌权，他们有一不成文的协定，对已去世的元老，隆重安葬；还健在的，官复原职，对其子女，也安排适当工作，其中有从政意愿者，至少安排一人为省部级职务。没有直系子女的或者直系子女实在不好安排的，就要用变通办法，安排其女婿、儿媳、侄子侄女，乃至孙辈。    

如今看来，这种权力集体世袭，不仅是专制国家封闭权力场的必然运行逻辑，也是他们有意如此安排。    

几年前，我在《“新设计师”究竟设计了些什么？》一文中就说了：    

首先，他们通过第一代人所谓革命和公有化完成对全民资源的抢掠，使国民面对他们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然后，通过第二代人的私有化，将全民资源家族化。同时，在官场和财富分配上采取各阶层世袭固化手段，实行新型“种姓”统治。在实行“先富带动后富”欺骗性的经济发展帷幕下，又通过高税收和金融手段（如通货膨胀、房地产等“刚需”）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抢掠，弱民、疲民、愚民，让大众始终在生存线上挣扎。所谓国家军队一直是其党派私人武装，绝不允许军队国家化，这也是他们维持统治最坚实的后盾。

二、资源家族化

全民资源被家族化是赵国分赃模式中的第二大恶。    

正如前文所说，他们通过所谓革命和公有化对全民资源实现了抢掠，然后各个家族通过名义上国有企业对全民资源进行分赃掌控，每个家族根据权力大小对某一个领域实行垄断。    

按照正常逻辑，国有企业所得必然是全民所有，其收益要用于公共服务或者分配给全体国民，实际上，国民从来没有从中获得一分利益。相反，这这些国有企业在他们的垄断经营之下长年“亏损”，还要通过中央补贴的方式再次从全民手里掠夺财富，而他们自己家族一个个却从中获取巨额财富。 

学者谢作诗曾愤慨地发出疑问：中石化的茅台酒，你我喝到了吗？中石化的利润，你我分享了吗？亏损的时候，没酒可喝需要补贴的时候，国企才是全民的；盈利的时候，有酒可喝的时候，就是控制人的了。他认为，国有资产在经过托管之后，就从名义上的国家和全民所有，流失到管理者的小圈子的口袋里去了，成为国企高管和少数官员的私有利益。

正如网传某二代瘸子所说的，中国拥有万亿以上资产的至少又17家，上千万资产的至少50家。而他们还公然宣称自己的成功“除了能力之外资本为零”。  

早在2007年，据《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研究报告披露：500万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的人（含亿万富翁），其背景基本来自三个方面：    1、党、政、军高干子女亲属，占90%以上；

2、依靠港、澳或国外亲属资助，约5.5%；

3、自身经营有方又遇到良好机遇者仅约4.5%。

可以想见，通过近10年的房地产、货币超发、金融及股票等方式的洗劫后，如今的财富分配又是一个怎样的局面。马云、王健林等超级富豪在这些家族面前都不过是小马仔。

这样的资源家族化分赃又岂是贪腐所可以比拟的？

三、国有资产私有化流转入权贵家族

我无意反对国有资产私有化，但是，我国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无处不在地充斥着将国有资产流入权贵家族。他们一手掌控公权力，一手掌控银行，利用国有资本（银行）在私有化过程中将国有资产纳入囊中，自己一分钱都不用出，就获取了巨额财富。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私有化过程中，权贵家族通过直系亲属或亲近，又或者通过扶持具备经营能力的商人代持，轻易地从银行贷出数千万资金，便能将几十亿上百亿的国有资产收购，然后在重组上市，瞬间便成为市值数千亿的企业。而这样的资本运作，对与没有权力背景的商人来说，即便有钱，也完全没有机会入局。

“赵家人”与“门口野蛮人”之争就令无数人目瞪口呆，更不用说安邦集团、海航、巴拿马离岸姐夫等更高级别的鲸吞游戏。

难怪作为马仔的徐明，平西王虽以重罪之身却还不屑地说：“他是什么身份？跟我不是一个层次，比他牛、档次高的人我认识的多了，轮不到他。”

作为权贵家族，根本不用向人索贿，能收别人的孝敬，那是表明认可你是他圈子里的人，他们也确实可以自豪地宣称“两袖清风”、“干干净净”。

四、福利等级制

以级别享受福利待遇是赵国建政就确立的等级制度。

在此不提其他的福利项目，仅就医疗保险而论，据中科院几年前的研究数据显示，80%是为了850万以局厅级以上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仅有的医疗卫生资源，也向干部公务员群体过度倾斜，给药的“分级制度”，对参加医疗保险的人群，也要按照他们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划分等级，级别越高的，得到的医疗服务质量越高，药品供应也要越好，而老百姓就连基本的医疗都难以保证！

中国人民大学周孝正教授说：省部级以上的高干病房，一旦进入生命维持系统，一天的费用是20万，一年就是7000多万。国家的医疗资源大部分被金字塔顶端用掉了，所以全民医保遥遥无期。

公共福利服务是保障国民基本尊严的民生工程，然而权贵们通过手中的权力，利用法律手段将绝大部分蛋糕划归自己，让百分之九十几的贫贱国民自生自灭，或剖腹自疗，或锯腿求生，或自杀以免拖累家人。

除了医疗之外，像教育、社保双轨制等等无不是如此分配，在此不一一细说。

五、贪腐

为什么说贪腐与专制是共生关系？

作家陈行之先生在《无政府主义是专制的最后阶段》中说：通过任命制保持下级权力对上级权力的忠诚，是专制主义社会隐秘的政治机制，只有寻摸到这种机制，才能够洞悉为什么凡是专制主义社会都无法避免和消除腐败。

也就是说，腐败和对社会的掠夺是与专制主义的政治结构共生的。权力来源于谁就必然效忠与谁，反之，对于上位者来说，谁能给他带来利益，他就给谁权力。在这种利益链条下，下级必然要向上级输送利益，而下级只有向更下面的人要利益，最终所有后果由无权者承担。

广东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在受到双规以后，面对义正词严审查他的纪委官员怒吼道：“你们以为我是贪官，关键问题，谁不是贪官，你们能说出一个我这个级别的不是贪官的吗？全中国，我这级别的，有一个不是贪官的吗？中国不就是腐败提拔腐败，贪官查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吗？这个还要我告诉你们？”

原广东省委书记、深圳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吴南生说，“中国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

他们正道出这个体制官员生态的本质。

这种通过收受贿赂的贪腐行为，不仅仅是个人的贪婪，而且也是表现效忠的必要手段，否则正如文强所说“一个干部要是不贪，不色，谁敢相信你，重用你?你工作干的再好也没有用”。

当然，这与前四种分赃方式比起来，就完全不入流了，也是最末端的方式，它不仅在官场争斗中有被政敌利用的风险性，毕竟在明面上不能像前面那样披上合法的外衣，所获利益与之相比也是九牛一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