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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征启的意义——兼评陈氏父子的“保祖坟”

www.creaders.net | 2023-12-14 22:40:57  方惜辰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方惜辰评论文章

陈云有句名言:让自己的孩子接班,至少不会刨我们的祖坟。“祖坟”二字公私兼顾,既包括中共的理论与实践,制度与传统;也包括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党内的地位及评价。文化大革命给了这位无产阶级老革命家敲响了警钟,他意识到,他献身的政治集团面临着被“刨祖坟”的危险,他有责任有义务,打破常规,不顾物议,指出“保祖坟”的最佳途径。

陈云说出了中共高层的共同心声。有幸活过文革的中共高级干部闻此论,无不加额称庆。于是“保祖坟”从个人主张变成了党国大计——中共中央制订了部级以上的干部家庭,一家出一个子女进入第三梯队的政策。至此,“保祖坟”上承封建王朝的世袭制,下续打天下坐天下之旧传统,正式开张营业。

要说“保祖坟”,毛泽东比陈云早得多。不管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有多复杂[1],其根本目的,就是“保祖坟”——保证中共不改变颜色,并永远掌权。所以,毛泽东大言不惭地告诉五大领袖们,我不喜欢414,414说打天下不能坐天下[2]。在毛看来,中共打下了天下,就应该千秋万代地坐下去。

但是,在如何“保祖坟”上,中共党内始终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邓小平、陈云比毛泽东看得透彻,他们知道,反修防修是与风车作战,斗批改、上山下乡、五七道路纯粹是劳民伤财的瞎折腾。党是一定要修的,颜色一定要变的。政治权力是一定要兑换成财富资本的。陈云的孙女嫁给香港富二代,那是谁也拦不住的。以反剥削起家的中共高官,与阶级敌人结成儿女亲家,是历史之必然。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不管修成什么样子,变成什么颜色,红色后代与什么人联姻,只要有了这一条,就一切OK。四项基本原则,其实就一项原则。邓陈的心是相通的。邓小平说,不要问姓资姓社。陈云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个“实”首先是党的领导,只要有了党,不管他姓什么,就有了权,有了权,就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接班。

陈云之子陈元就是这种接班人中的一个。关于他如何利用特权出国的事,早有文章披露:

陈元是清华1968届的自控系学生,1978年考回清华精仪系研究生,入学后申请批准转至经济管理系读研究生。1979年,陈元想公费出国,就写了报告找王震,王震批了几个大字:“同意。请外事办办理。”陈元拿着王震的批条找教育部长蒋南翔。蒋说:“你在清华,是清华研究生,你找刘达校长吧。”刘达是清华党委书记兼校长。刘达又批示:“同意。转外事办”。(杨继绳:《罗征启与陈元出国》新三届,2018)

王震、刘达这样做是以权谋私[3]。第一,公费出国是要参加考试的,陈元没有参加考试(即使参加考试,能否及格也是未可知)。第二,在王震、刘达批示之前,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的出国的名单已经公布了。清华外事办如果允许陈元占用清华的名额出国,就要改动已公布的名单,这就意味着要把够格的学生挤下来,换上不够格的陈元。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长的罗征启回忆——

这事一转到外事办就炸了锅。外事办当然很为难。清华外事办的一位年轻干部说:“我们受教育部外事办管,把材料送到教育部,看教育部怎么批吧。”教育部外事办得知此事火了:“这叫我们怎么做工作?”清华外事办和教育部外事办对特批陈元公费出国的事很反感,有意把这事张扬出去。一时间清华、北大都知道了,两校一片骂声。骂陈云,骂王震。骂得很尖锐,说什么的都有。如:“中纪委刚成立,陈云当了中纪委书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权力为自己的儿子谋利益。”我在清华开宣传委员会,也听到一片骂声。清华不仅骂陈云、骂王震,也骂刘达(同上)。

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人们,对中共高层利用特权欺压良善,胡作非为,奢侈贪腐等事记忆犹新。粉碎了“四人帮”,人心大快。不曾想,特权堂而皇之卷土重来——中纪委主任带头以权谋私!

特权是很让中共纠结的事,没有特权,怎么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能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怎么去大撒币,怎么搞厉害国?怎么弘扬红色文化?怎么上海清零?

一部文革史,就是反特权——特权回潮——特权大爆发的历史。毛泽东用“四大”揭露特权,煽乎起群众造反。他以为经过一番揪斗、炮轰、油炸和上纲上线的大批判,干部们就不敢搞特权。事实恰恰相反,复职的干部们普遍感到亏了,亏大发了——要知道大批判这么上纲上线,揭发检举这么胡编乱造,一斗二批就是人格污辱和身体摧残,当初就应该好好利用特权。现如今重享特权,不用白不用。于是,送子女参军,上学成风。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病退、顶职等名义逐步返回城市。然而,能否回城,什么时候回城,与父辈的权势相关。……父亲一恢复职务,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儿女从苦海中捞了回去。(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下,香港,天地图书,2016,862页)

1972年5月的一天,谢静宜向毛汇报:“现在上大学走后门也很厉害,招生的同志向学校反映,他们去下边招生,常碰到这样的事,他们很为难……”毛告诉谢,中央为此专门发了一个反对参军、上大学走后门的文件。(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203页)。这个文件就是1972年5月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通知中有这么一段:

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工作的干部,不按党的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员违章接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学。这种“走后门”不正之风,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破坏教育革命的成果,败坏党的优良作风,损害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700-701页)

在这个通知上,毛批示“同意”。而在他同意不久,他就把几个文工团的女孩子送进了北京大学。有毛带头,下面更加肆无忌惮。1973年的中央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供的材料说:

走后门问题相当严重,相当普遍。高中级干部利用职权走后门更多。上行下效,招一次工,招一次生,都是各种政治势力的争夺战。“官大凭官气,官小凭关系,无官凭力气”“农民学大寨,干部忙后代”。(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下,862页)

最有特权的江青勇敢地站出来反特权了,在1974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大会上,江青的马前卒谢静宜向“走后门”发起了猛攻:

要敢于同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一切言行作斗争,要敢于同一切不正之风作斗争。譬如说,走后门,特殊化的歪风邪气作斗争。这个走后门等不正之风,是资产阶级思想,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特权思想,是孔老二的思想……走后门这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格格不相容的,与文化大革命格格不相容的,这也是坚持不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一个基本原则的一个重大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487页)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毛要恢复秩序,就要与军头,与官僚握手言和。不宜向特权,向走后门开战。1974年2月15日,毛批示:“此事甚大,从部队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发言有缺点,不宜下发。我的意见如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377页)毛否定了两年前的通知,中止了江青的“三箭齐发”,批评了他的亲信小谢。于是,反走后门不了了之,特权成了合法的存在。

以陈云为代表的老革命家们心里有了底,他们知道,即便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也动不了特权一根毫毛。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老子用了子孙用,不用白不用。

陈元想用这个特权出国,不幸遇到了罗征启。

听到清华人的骂,清华大学宣传部长罗征启坐不住了,他给陈云写了一信:

陈云同志:

陈元同志想公费出国,他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这样做不合适。因为公费出国要考试。现在考试期已过了,这一期公费出国的名单已经定了,正在派遣。陈元这样做使我们的工作很难做。影响也不好。群众中已经为此事责骂中央领导同志。请您干预一下,这一批不要让他出国。我听说他想改为自费出国。目前,中央领导人子弟的自费出国影响也不好。以后有其它机会再安排。

致礼![4](杨继绳:《罗征启与陈元出国》新三届,2018)

陈云不吭声,陈元发话了:“我们父辈打下了江山,想不到我出国这点小事还这么麻烦?”在他看来,打天下就必须坐天下,坐天下就必须有特权。父辈的功德应该荫庇子孙。为他开证明的王震,为他开绿灯的清华校长刘达,也都是认同这个逻辑。

东方不亮西方亮。陈元转身到了中科院,中科院没有罗征启,于是他用那里的公费名额顺利地出了国。回国后,本来想从政,无奈在西城区党委书记的任上落选。于是转向了由上级任命的金融界,当上了开发银行的党委书记。此后顺风顺水,官至政协副主席。老子正国级,儿子副国级。

文革最大的精神成果,就是毁三观,废信仰。当年《中青报》开展潘晓讨论,以为只有青年一代才有信仰危机。这是误判也是掩饰,陈云的“保祖坟论”说明中共高层的信仰丢失,信念崩溃,初心早逝。文革结束五十多年,中共念兹在兹的就是挽救信仰,重拾信念,不忘初心。而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却是以保特权为第一要务。试问,这些老革命家的信仰何在?信念何系?初心何存?

经过“六四”的洗礼,许多人都像罗征启一样大彻大悟:“共产党员有什么信念啊?!”

媒体上有多篇歌颂陈云高风亮节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谈到了陈云的家教:

陈云一贯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于律己,束身自重,从不把手中的权力用在为自己或家人谋好处上。他常说,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要用于人民,要为人民谋福利。

不搞特殊化,以普通的劳动者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是陈云家风的一大特色。……他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不许搞特殊化,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

陈云常以这样的家教告诫自己的子女:“做人要正直、正派,无论到哪里,都要遵守当地的规矩和纪律。”[5]

“严以用权、束身自重”的老革命家记住了这个罗征启,他从罗的信中嗅出了“刨祖坟”的味道。两年后,胡耀邦想调罗征启到团中央任书记,被老革命家喝止。此后,罗征启调到了深圳大学,但是,北京始终有一只眼睛在盯着他。

在这只眼睛的监控之下,罗征启在深大的反党言行被一一记录在案:

▲罗声称,党自反右之后,就脱离了老百姓,高高在上,并逐步蜕化为特权的党,寄生的党。政府靠纳税人的钱养着,这是应当的;党靠纳税人养着,算什么事?

▲罗还主张不要强化党的机关工作的神秘性,不设保卫处,只设环保处。所有党的干部都由有行政职务的干部或教师兼职。不设全脱产的党的专职干部。党委书记可以是教书的,也可以是扫地的,都有自己的工作,自食其力,有自己的工资。

▲心怀叵测的罗不但取消了深大的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和统战部、武装部,只设一个党办。还要求组织部和人事处,校办和党办沟通协作。罗还自吹自擂,说这样既精简了机构,还提高了效率。

▲作为中国大学的党委书记兼校长,罗出国参观访问,不去宣传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就,反而被西方腐朽文化所蛊惑——1987年他去美国,访问了三所教会大学。竟然得出“我们共产党不如美国教会”的谬论。他的理由是,这三所教会大学,所有的校产、校舍、设备都是教会出钱。全体教职员工都是教会的成员,教友,都是义务地工作。教会还设奖学金资助困难学生。

▲一回到深大,他就开会,挑拨党与人民的关系:“办学校共产党没有出一分钱,全是纳税人的钱。共产党吃人民的,拿人民的,什么也不给人民,还要人民热爱党,听从领导,这样能行吗?能长久吗?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在反党的道路上,罗越走越远——在深大的校委会上,他以“改善党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党的形象”为由,提出了四大建议:从1988年1月1日开始,学校取消党组织的活动经费拨款,由党组织自筹资金;第二,1989年一年内创办一至三个党办的企业,自己养活自己,为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党办企业必须奉公守法,不能利用党的权利,占用国家资源;第三,从1990年开始,用党办企业赚的钱设立共产党的奖学金,资助困难学生,奖励优秀学生;第四,1991年用党办企业赚的钱设共青团奖学金,资助困难学生,奖励优秀学生。

消息传到北京,老革命家愤怒了——罗的这些建议居然得到了深大党员干部的赞成和拥护!更让他们惊掉下巴的是,在罗征启被革职前的一年半时间里,深大党组织的活动经费竟然真是自筹的!

是可忍,孰不可忍?!

老革命家火眼金睛,看出了深大政改的危险:这个罗征启不是在改善党的形象,而是在刨祖坟!如果党不用纳税人的钱,怎么养活军队?如果军队国家化,谁来保卫党?如果党不用纳税人的钱,怎么养活人大、政协、民主党派、青工妇?没有这些机构,党上哪儿去找合法性,上哪儿去找橡皮图章和花瓶党、孙子党?

罗征启的要害,就是要搞多党制!

尽管在罗征启的领导下,深圳大学的师生在“六四”中表现出了相当的克制,罗本人也极其谨慎小心。但是,北京仍旧以“企图取消党的领导”的罪名,开除了罗征启的党籍和公职。“六四”为北京提供了机会,老革命家公私兼顾,既报了一信之仇,又为党除去了一大隐患。

事无两样人心别。当老革命家为除掉了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窃喜的时候,清华校友却有了这样的共识:“要不是那个道貌岸然的党棍陷害,罗学长会为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党棍可以除掉罗征启,但无法泯灭这个人的意义:

与王若水、刘宾雁、李普、李慎之等党内自由派不同。罗征启不但有言,还有行,他在深圳大学进行的“三化”改革,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政改之路,为中共从前现代的“农民党”,走向现代性的政党做了有益的探索。

罗征启的遭遇表明,这个党丧失了纠错机制,监委、纪委都是聋子的耳朵。老人政治的实质是个人独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不过是装饰。陈氏父子对罗征启的报复,昭示人们,这个党不过是陈胜、吴广的传人,他们坚守着打天下必须坐天下,坐天下必须享特权的理念,将这个政治集团带到封建世袭的轮回之中,在小农的炕头上,作威作福,一晌贪欢。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罗征启的出现,标志着党内存在着大量的“刨祖坟”者,他们散布在各个岗位,掌握着或大或小的权力。高压之时,他们用自己的无声的行动表示对罗的同情,对北京的轻蔑。高压过去,他们用各自的方法,磨蚀着祖坟的威权。那位不肯到深大宣布政令的深圳公安局局长,那些抵制官方揭发罗的党内同事,那几个互相推诿不敢到深大宣布解除罗征启公职的市委领导。……罗征启是一个凝结剂,那些骂陈云,骂王震,骂刘达的人们,那些为中共的逆淘汰痛心疾首的人们,那些对罗征启的刚正坚卓和浩然正气肃然起敬的人们,将汇成浩浩荡荡的刨坟大军。

注释:

[1]李泽厚说,毛发动文革“情况极为复杂,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改煤炭部为煤炭科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67,192-193页)

[2]许爱晶《清华蒯大富》,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第369、370页。

[3]据刘达的秘书说,刘达在东北时,曾在陈云手下工作了两年。见是陈家的事,所以就批同意。不过,刘达后来向罗征启检讨,承认自己错了。(杨继绳:《罗征启与陈元出国》,新三届,2018)

[4]此信写于1979年暑假的一天,是罗征启39年后回忆的信的大意。(杨继绳:《罗征启与陈元出国》,新三届,2018)

[5]中共党史新闻网《陈云的家风美德》,2022年4月30日查阅。

原载《记忆Rememberance》第319期,2022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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