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怎么了？ 社会主义怎么了？

崔男观点：随着川普再度入主白宫，其单边主义展现出更为颠覆性的特征。 当他趾高气昂的对乌克兰总统放话“You don'thave the cards” ，当他肆意挥舞关税大棒、甚至军事打击伊朗核设施时，本就动荡的国际体系加速滑向失序的深渊。 在全球化遭遇“升级版川普主义”冲击的背景下，曾被广泛遵循的国际规则正被实力威慑取代，赤裸裸的丛林法则似乎在让这个地球重回“强权即真理”的危险周期。

欧洲分裂，美国撕裂，俄乌鏖战未止，中东凭添混乱，拉美与非洲的成长又显脆弱。 国际多边合作濒临失语。 与此同时，气候危机、数字鸿沟、公共卫生等非传统风险又与固有地缘矛盾交织叠加，熔合为全球无法拆解的新系统性危机。

当今世界由两百余个政治实体构成，其多元性可从不同维度加以划分——或按地缘区域，或依经济发展水平，或基于种族肤色，或参照文明与宗教信仰。 自古以来，这些多元差异常常成为矛盾与冲突的历史根源。 然而，在新系统性危机的背景下，更为深层的动因正在凸显：不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分野所引发的结构性碰撞，正逐步主导国际格局的演进，并驱动全球秩序的深刻重塑。

苏联解体后至今的国际趋势清晰表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竞争并未因美苏冷战结束而消弭，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更为鲜明且复杂的对比共存，这已成为当代世界最突出的结构性特征之一。 2018年，川普政府发起对华贸易战，表面上是中美两国的经贸摩擦，实质上是两种发展模式、政治制度乃至全球治理理念之间的深层对撞。 中美贸易战并非偶发事件，而是两国实践不同制度必然出现的结果。

近现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托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军事同盟架构与价值观念输出，长期主导全球化进程。 尽管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相继冲击其霸权根基，西方仍坚信自身发展模式的优越性与历史终极性。 然而，中国的迅速崛起正在动摇这一叙事体系：一个曾深陷百年国殤的非西方大国，凭借社会主义制度与独特的发展路径，在数十年间实现跨越式发展，不仅扭转国运，更释放出远超苏联的地缘影响力。 面对如此突如其来的结构性剧变，西方在疑惑不安中被迫重新审视其关于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与文明走向的既有认知。

“中国怎么了”与“社会主义怎么了”的大哉问，出现了。

一、中国执政逻辑的哲学基础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精英深谙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的系统把握，已成为其解读历史演进、现实发展与未来趋势的底层逻辑框架，并据此构建起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期，当工业革命的浪潮重构地缘格局时，中国仍深陷封建制度的桎梏。 由于未能及时掌握先进生产力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中陷入被动，不仅丧失国际分工主导权，也缺席了全球治理的权力塑造，并最终沦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边缘附庸和利益被剥夺者。 在此后的百年里，中国为自己历史性落后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外侮、内战、凋敝接踵而至，民族命悬一线。

基于对民族悲剧的深刻反思和唯物史观的理论检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精英提出“落后就要挨打”的论断，明确了生产力先进与否和民族兴衰之间存在着绝对关系，并在执政后据此将国家意志全面聚焦于“解放生产力—重塑生产关系—民族复兴”这一条主线。 当历史来到1978年，随着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这一认知首次转化为系统性实践，国家战略与政策全面围绕生产力释放与制度创新展开。 时至今日，中国已建构起一套持续推动生产力跃升与生产关系动态优化的机制，拥有从生产螺丝钉到卫星的完整工业谱系，制造业规模不仅是G7之和，更成为全球唯一覆盖全产业链的单一经济体！

在短短半个世纪中，中国以和平方式完成从“百年衰败”到“民族复兴”的历史反转，十四亿人口的共同实践证明了“生产力决定论”的科学性，佐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解放与优化生产力上的独特优势。 中国走出一条本土化的发展范式，既超越了“苏联模式”，也打破了“资本主义唯一论”的迷思。

至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应运而生。

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始终同频共振，构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螺旋上升的良性循环，前者提供变革动能，后者供给制度支撑。 二者耦合则进步，脱节则停滞，若失衡则倒退，甚至触发系统性危机。

在经济实践方面，中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建立了国有—非国有经济结构与功能互补的双元机制。 国有经济主导能源、食品、通信、交通等国家命脉性产业，为国家战略安全与调控兜底。 而非国有经济深入市场博弈，负责技术迭代、效率提升和财富流动。 国有企业是稳定国家体系运转的“护国神山”，非国有企业则是生产力创新的“拓疆神器”，二者协同推进，缺一不可。 这种国民共进的两手模式，既避免了完全市场化导致的垄断与失衡，又克服了传统计划经济的僵化弊端。

西方舆论惯用“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的二元叙事解读中国经济，把“国有——非国有”视为零和，此乃误判。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强调的是：随着发展阶段的推进，国企与非国企需在功能上协同、结构上再平衡，最终实现共进。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十年快速发展就是范例：政府统筹要素供给，市场通过竞争驱动技术迭代，其结果就是比亚迪、吉利、宁德时代等非国有企业跻身前列，成为全球性的行业龙头，而国企同步筑牢基础设施与上游资源，形成国民共进的闭环优势。

近期，中国制造2025一度成为西方媒体的焦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Rubio）对此还做出专项研究报告予以关注，其原因在于尽管有新冠疫情和中美贸易科技战的冲击，但该战略实施近十年来，关键项目的指标完成度仍突破90%，中国经济模式的优势得到充分展现。 除了华为、小米、淘宝、京东等，近十年中国还涌现出抖音、拼多多、deepseek、大疆、宇树机器人、滴滴、shein、小红书等数十家独角兽非国有企业。 这显然不是国进民退的结果。 

伴随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政治实践也在同步推进。 世人熟知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他们既一脉相承又层层递进，为生产关系的持续优化提供理论坐标。 依循此坐标，中国先后部署了接力式的发展战略——1978年改革开放“先富带动”、1990年代“共同富裕”、2000年西部大开发、2003年东北振兴、2004年中部崛起、2014年京津冀协同、2017年乡村振兴、雄安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并以RCEP、“一带一路”链接全球。 这些战略的相继推出与落实，不仅持续重塑与优化生产关系，也不断提升着执政者的国家治理能力，使其更有力、更精准地解放与引导生产力。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熟化，除了源于对内潜力的持续挖掘，也得益于对全球经验的选择性吸收与转化。 中国在实践方法论中始终遵循一条原则：系统总结国内外成败案例，提炼可移植要素，再嵌入本土语境。 近现代以来，苏联和美国以迥异的制度路径探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模式，他们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深刻启示，自然也成为了中国借镜的主要目标。

三、借镜

中国与前苏联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却在现代化道路上呈现出全然不同的走向，并最终收获截然相反的结局。 其根源在于，两国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矛盾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以及制度实践的方式与路径，存在重大差异。 作为苏联对立面的美国，虽正处于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高级阶段，但金融资本固有的逐利本性正日益扭曲其生产关系，除了会导致实体经济萎缩与虚拟经济泡沫化，更会诱发社会深层结构的系统性风险。 对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探索市场经济的中国而言，苏美是一把双面镜：既示警，亦示路。

借镜苏联：苏联以政治统摄经济，体制僵化如一潭死水; 中国让政治回归服务生产力的本位，市场与宏观调控双轮驱动。 苏联输出意识形态、捆绑军事同盟，志在终结资本主义; 中国奉行和平共处、不结盟、互不干涉，寻求合作共赢。 苏联闭关自守，用配给制维系“兄弟圈”; 中国打开国门，以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市场。 苏联抱守教条、脱离现实; 中国坚持实事求是，以实践检验真理。 苏联固守僵化体制终致解体，而中国发展行稳致远。 中苏两条道路的差异，归根结底是“权力本位”与“发展本位”的选择。 苏联让社会主义走向低潮，而中国让社会主义以全新面貌重回历史竞技场。

借镜美国的政治：尽管美国被视为资本主义制度最为成熟的国家，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在全球地缘与经济结构面临深度重组背景下，其制度局限性日益凸显。 经济金融化、财富高度集中、社会阶层固化、政策短视与治理混乱等问题，正逐步侵蚀美国现有制度的活力。 而周期性危机的叠加更使其自我修复机制逐步瓦解。 由此，曾经驱动繁荣的制度优势，正反向演化为发展的结构性桎梏。

作为制度核心，定期选举旨在通过竞争性选拔实现政党与政治精英的优胜劣汰，维持制度的生命力与合法性。 然而，在现实语境中，利益驱动与复杂人性的媾和，使得政治成为了资本的专属猎物，导致权力只会以击鼓传花的方式在资本圈中回环---选民击鼓，资本得花。

再者，本应严肃的“定期投票”程序，正蜕变为一场娱乐大众的“政治真人秀”。 候选人之间的理性辩论让位于情绪化弄与无底线攻讦。 为了博取眼球竞相炮制热搜，民粹成为流量密码。 选举期间，空头支票满天飞，各种选举口号的欺骗性和实验性远大于实效性。 更吊诡的是，一些毫无施政经验的政治素人，竟可以凭借秀能力登上权力巅峰，整个社会成为了他们政治口嗨的试验场，其结果就是国家治理的不确定性增加，甚至面临灾难性局面。 普通选民表面上行使了投票的政治权力，但这更像是在资本导演的政治大戏中跑了一场龙套。 可以尽情认真参与，但决定不了剧情的走向与结局。

选举结果往往在微弱的票数差距中完成赢者通吃的权力更替。 但选举结束并非动荡的结束，反而是新一轮政治恶斗的开始。 因担心权力随时易手，当权者不得不追求“短平快”的政绩和利益变现，这导致政策急功近利且脱离现实。 同时，无休的党争难以凝聚战略共识，长期规划和建设要么成果不足要么沦为空谈。 这样的政治环境不但无法推动生产关系的优化，反而产生了持续的负作用。

相较于西方的政治生态，中国的制度设计对资本的“角色”作出了清晰界定：资本应处于被引导、被规训的地位，而非成为主导社会运行与政治权力配置的决定性力量。 在此基础上，中国构建了政治协商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支点的协商型政治结构，规避了资本主义制度中常见的政治极化与恶性党争。

社会主义政治体系把政治精英、行业代表与社会群体的多元诉求，经民主集中制整合后凝成统一的国家意志，并转化为政策行动，实现了民意收集-民主协商-制定决策-贯彻执行-效果评估的政策闭环。 这样一种涵盖政治动员、社会参与与政策治理全过程的制度运行形态，正是中国所独具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象是全体公民，而非固定范围的选民，其要义在于统筹全民利益。 民众在此制度中，因长期共享到发展红利而自愿赋予制度以信任，执政者则以持续的社会进步回馈并强化这一信任。 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党争实现恐怖平衡，中国通过信任—发展—再信任的循环，使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以政治信任为基础的互动且稳定的关系。

再有，中国执政精英的选拔遵循基层—地方—中央的逐级淬炼。 政治新鲜人需在县乡一线干出实绩，再经省市多岗轮换，才有最终进入决策核心的可能。 高层领导人普遍拥有跨地域、跨部门二三十年以上的治理履历，锻造出重实践、尊规律的执政风格，整体形成了稳健务实的政党品格。 这与资本主义中通过“定期投票”让执政经验严重缺失的人获得高位有着本质区别。

西方舆论惯于将中国“人大”“政协”形容为“橡皮图章”，忽视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极为重要的实质功能。 殊不知正是“图章”们在持续不断的回馈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案。 在“图章”的推动下，华为、抖音、小米、大疆、宇树科技等无数企业，才能与国家战略实现精准对接，从而共同推动中国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上的跃升。

社会主义政治精英们十分在意自己在历史进程中的定位，而非个人一时的荣辱得失。 他们尊重历史经验，审慎研判未来趋势，强调一切决策都必须经得起历史检验。 他们拒绝情绪化与短期化作，强调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与实效性。 在面对例如美国贸易战之类的外部冲击时，执政者选择用更深层的改革和提高治理效能解决问题，而非抱怨或转嫁矛盾。 

在“定期投票制”的政治生态中，政党与政治人物的主要目标是赢得选举，其行为逻辑更多服务于选票最大化，而非直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与优化。 而在社会主义“全过程民主”的政治生态中，政治精英的首要目标是统筹国家发展战略，优化产业布局和资源配置，直接推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

总之，中美政治生态的本质区别在于：美国以选举周期为导向，中国以生产力发展为导向。 在服务目标和方式方面，前者偏重政治动员，后者侧重国家顶层设计与发展战略的系统推进。

借镜美国经济：当代美国经济已进入“金融资本+虚拟经济”为主导的资本逐利形态，实体经济在总体增长中的相对贡献明显边缘化。 中国则反向而行，强调实体经济为本、虚拟经济为用，不断强化全球唯一的全产业链体系。 中美在脱虚向实与脱实向虚之间的分叉，不仅映射出两种制度的发展范式差异，更成为重塑中美战略格局的关键变量。

在美国，资本对“快钱”与利润最大化的追逐，使资源配置持续抽离实体经济，“虚”“实”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削弱了国家经济的韧性与可持续性，加剧了贫富鸿沟和金融风险。 美国当前债务水平居高不下，就是虚拟经济走向极端化的必然结果。 “经济繁荣”只是信贷扩张和债务驱动的海市蜃楼，是贪图“甜食”后的不健康的虚胖。

中国把实体经济视为生产力持续跃升的根，是确保全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 虚拟经济必须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不能沦为资本无序扩张的逐利工具。 基于此定位，中国近十年全力夯“实”去“虚”。 P2P清退、压缩无效金融供给、打击影子银行等措施，都为了调整资金从纸面财富进入厂房与产线。 国外舆论关注的中国楼市降温，看似增长动能的短期回调，实则是挤掉炒楼泡沫、实现产业结构再平衡的必要之需。

改革开放短短半个世纪，中国的实体经济就实现了三次跨越式升级，贯通基础制造与高端技术领域，这既源于市场机制的活力释放，更显现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 通过“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国构建了稀缺资源高效转化机制——将技术、资本与人才要素快速转化为普惠性基础设施，并依托规模化、标准化与充分竞争实现加速迭代。 这种“压缩式升级”模式，相较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渐进式演进，展现出更显著的效率优势。 无现金支付、5G、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中国往往率先布局并率先收获，进而成为全球产业的领先者。 实体经济的升级发展是一切的根基。

连续十二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以上。 中国的实体经济已经在全球价值链和关键环节形成支配力量，牢牢锁定了全球经济引擎地位。 如今，中国正在冲刺第四次产业升级，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无人机、机器人、太空产业等前沿领域全面领跑，一个全新生产链和效率范式---“新质生产力”，已经出现。

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实现人民共享资源，这与资本长期把控资源的稀缺性、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有着根本不同。 中国推动先进生产力迅速市场化和平民化，会同步催生新的生产关系，新生产关系的建构过程，本质上也是社会结构优化和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 辅以国家政策的倾斜规划，社会主义者追求的共同富裕就不只是愿景，而是制度可以企及的终极目标。 

整体而言，借鉴美、苏的发展经验教训，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走出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 当前中美竞争已超越简单的规模对比，而是两种制度下如何重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赛跑。 美国遏华的火力集中两处：一是阻断中国高科技突破，二是延缓其成果的高效市场化，前者属于压制生产力范畴，后者属于阻碍生产关系范畴。 一旦中国既完成关键技术的突破，又能凭借制度与市场优势将其迅速转化为普惠生产力，美国现有产业秩序与全球主导权将遭遇不可逆的冲击——这才是华盛顿最深层的战略焦虑。

面对川普骤然加码的关税战，中国未退一步，第一时间对等反制且不落下风，这标志着中国发展已迈入新阶段，并在对美关系中实现了历史性的战略平衡。 二战之后，世界首次出现两个在政治、经济、军事与制度等全维度展开系统性战略博弈的国家，这正是推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动力所在。

四、中国的回答

“弯道超车”常被西方舆论用以形容中国的快速发展，虽偏向正面评价，却并不贴合真实逻辑。 因为国家发展并不存在所谓的“弯道”，任何超越都是战略前瞻、战术执行与制度调整合力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取巧“走弯道”的结果。 无论历史坐标如何移动，中国“服务生产力”这一元命题，并同步塑造与之匹配的生产关系。 这才是中国实现惊人发展的唯一答案。

在经历美苏争霸与美国单极主导后，世界正加速迈向多极化新阶段，各国都在剧变中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 中国以非掠夺、非对抗、不依附霸权的自主道路实现长期跃升，重新定义了“和平发展”。 继美国之后，中国模式成为世界发展的新参照。

在制度设计上，中国有效规避了多党竞争所可能引发的政治内耗，形成了专业化与经验化高度融合的执政团队。 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起稳定且深层的互信机制，避免了社会撕裂与极端化政治行为的滋生。 政治精英为“人民”服务，不是为“选民”服务。 政策制定既保持战略定力与目标连续性，又具备高度的动态调整能力。 中国结合本土发展实际，完成了政治制度的本土化重构与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现代化升级。

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到“和平与发展”“一超多强”“新型国际关系”，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百年变局”，中国的世界叙事虽几经跃迁，却始终围绕一条主线：以持续跃升的生产力为支点，推动自身和全球生产关系的再造。 每一次叙事内容的更新，都是把高速增长的经济能量转译成国际秩序的新语法。

中国的新语法强调，任何制度都是众人共处的契约，其生命力取决于能否不断解决新问题。 制度没有终极方案，只有“更优解”。 所以，当问到“中国怎么了，社会主义怎么了”的时候，答案还是用邓小平的那句话，“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中国以自己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为世界呈上一条迥异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通道，更在制度之外，开启了一场关于人类如何共存的深层哲学思考。

五、结论

二战及冷战后，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典范的美国，其发展模式对世界各国产生了广泛的示范效应。 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历史终结论，强调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将成为人类最优的生存模式。 基于此标准，凡偏离欧美经验的国家皆被贴上“落后”“不民主”的标签。 社会主义中国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标准下，长期遭受西方主流舆论的批评和质疑，他们笃信苏联的结局就是中国的命运。 由此，一路唱衰的“中国崩溃论”成为评论中国的典型思维模式，并延续至今。

的确，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下，天然伴随着高度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在实践进程中，国家制度的改革、社会结构的优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多元交织，必然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出现强烈的制度张力与社会之间的摩擦。 产生诸如六四政治风波就是这一时期内在矛盾的集中显现。

然而，当西方舆论经常利用六四事件来佐证崩溃论时，中国反而实现了四十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GDP总量增长近370倍，全球排名从第十一跃升至第二。 特别是在六四后，中国连续十七年实现了平均10%的GDP增长率，人均GDP从1989年的310美元，增至2024年的13500美元，涨幅超过44倍。 伴随经济成长的是中国社会对自身发展和文化的高度认同和自信，从心理上摆脱了对资本主义的“非理性崇拜”。 中国用自己的发展证明了“8964”是社会转型期内部张力释放与制度自我调适的过程，而非西方塑造的“异类”和苏联翻版。

西方推行的颜色革命与和平演变屡遭挫败，根本症结在于其未能洞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运行逻辑。 他们的演变策略停留在培植异见、控舆论的表层，完全无法触及支撑中国发展的底层架构。 当无“演变”的土壤，“颜色革命”自然无果，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体系自然不会产生系统性风险。

随着崩溃论的崩溃，中国自然也就彻底跳出了崩溃论的舆论魔咒。

回顾历史，任何政治力量的兴衰，归根结底取决于能否与生产力的发展同步前进，并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决策。 “打铁还需自身硬”，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如果有一天走向衰退，其根本原因不会是外部舆论或战争，而是自身未能持续释放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就如同苏联和历史上其他衰败的强权一样。 只要世界上没有出现一种更加高效、公平的制度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实践的社会主义道路仍将保持其独特的优势且不可替代！

That is all！

最后，从本文的立基点说一下台湾。

台积电赴美设厂已非单纯产能布局，而是台湾链主地位松动的明确拐点。 一旦美国本土生态成型，台积电势必从规则制定者降格为可被替代的环节，台湾的战略议价权也将随之流失。 更为棘手的是，岛内周期性的政治动员正把社会注意力从产业升级转向“人斗”与“党争”，台湾的政治已经在严重破坏生产关系的优化，并在持续制约生产力发展。 在定期选举的钟摆下，出现兼具决断力与整合力的危机型政治精英的概率愈发渺茫。

在中美将主导国际格局演绎的当下，台湾正处于由“技术高地”滑向“地缘棋子”的质变临界点。 种种迹象表明，当“大罢免”这样的闹剧层出不穷后，这种趋势几乎已无可避免。

*作者为职业画家，评论家。 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