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外国男人交友不慎 留德女生的情感经历

接到她的电话，没有听出她的声音来。

她说：“能帮帮我吗？”

上一次见到她，怕是半年前了，记得那时从早到晚雨下个不停，单调而又细腻，是那一季常见的雨。我们是同一批中国人中最安静孤僻的两个，虽然在一套 Wohnung里，也没有怎么聊过。她也罢，我也罢，都不是热闹肆意的性格，也不再是那样的年纪。她是一位顾盼升辉的女性，而且丝毫没有强加于人的味道，在一起住的三个月里，没有发现任何不可以对她抱有好感的理由，安静，善良，在周末的时候会用电饭煲炖鸡汤，只是好像真的不快乐。其实，自己又何尝快乐，只是好像更能从学习中－－说享受也好，麻痹也好，总之是要比她有寄托一点。总之我们之间一直象温吞吞的白开水。

只是一次周末的晚上，她敲开我的房门，被泪水渗开了的睫毛膏混着脂粉在脸上骇人的爬着。当然，即使是这样也算不得什么奇怪，见过各种各样的倾诉，都会带着泪水，倘若化了妆就定然是这个样子，然后都定然浑如过桥一般带着声响从倾听者身旁走过再也不会返回。在这种时候，我只是缄口不语，绝对不语。人，都有苦楚，都有痛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碰到了，痛得不行，尤其是在我们那样的时候。

只是，她那次甚么也没说，在地上坐了一会儿，离开时说晚上会晚些回。

一晃都半年多了，自己也吓了一大跳，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她那张化了妆的脸，连同自己在那段最开始最艰辛如同沉入水底般冰凉无助的日子呼的一下子扯到了眼前。心里居然对她的求助生出了心痛。约好见面，匆匆出了门。

十二月来临，秋天完结空气开始冰得柉人肌肤，风偶尔会带着哨儿从耳边掠过，那种象乌鸦一样的鸟儿在火车站的屋顶上啪啦啪啦呼扇着很大的振翅声。阴冷的灰色调的欧洲的冬天，真的是更适合那些高大的有着金丝绒线般头发的德国人，而我，总是从凄美中感到暗藏的杀机，身体更是冷成小小的一团。

在小咖啡馆见到她的时候，她似乎不太舒服地坐在桌边，扭着身体，椅子空出一大半，正用吸管在冰激凌溶化殆尽的酸奶果杯里来回搅拌。眉眼描画得比从前更重，以至于让人疑心，是否为了取悦一个严重近视的情人。

“怎么回事？” 我咬咬牙开口问的时候，她面前的那杯东西已经混浊得不堪入目。

“说白了，这件事原本打算怎么也不告诉别人的”

“不是想找我说过什么的吗？那一次？”

“那倒是，但那时想了一会，还是算了，没什么好说的，世上许多事是奈何不得的。”

她说，以后就不再怎么哭了，觉得苦的时候，忍不住了，就把脸仰平，把泪水控在眼眶里，告诉自己，哭花了妆，更没人要理你。

她说，你不会明白的，这种苦.

"不一定，多多少少吧！”我含糊其辞。

她说，一开始，也不知道他是这样的男人，只知道跟任何一个在夏天的露天咖啡座里随意的伸着大长腿在阳光下虚着眼睛打量来来往往的人的外国男人没什么两样。

她说，真的，分不出好坏来。

她说，后来觉得他不好，就偷偷搬走了。

没敢抬头看她，没敢问他是怎么不好，更没敢问这件事里有没有一丁点儿跟爱情有关的东西。大概她认为是羞耻的事才不说吧，她大概是知道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情，其实也许一开始或者还没开始就是知道的，没有比在无望中做下放纵的事的人更能洞察羞耻的了，就像最弱小的动物在地震来临前最慌乱一样，用自己的弱小和无知是最能感受不安与惶恐的了。

她说，后来他找到她，纠缠她，吓唬她，甚至，打她。

她的脸在说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居然有一种法庭上目击证人陈述事实的冷静简洁和无动于衷。但仔细看,然后就会发现，那原来不是冷静，那是一种对自己的无边的忍耐。

他恐吓她，说要去找警察，说自从她搬走后屋里丢了贵重东西。

他说，你连德国话也说不好，没有人会相信你。

窗外，恰巧有背着中提琴盒走过的俊美男孩，不远的广场上有人弹奏竖琴，鸽子群在冬季的天空里时起时落，教堂的钟声象电影中的背景音乐一样悠扬，这就是浪漫到死的欧洲城市的气息呀。

放下杯子，告诉她，“该去找警察的不是他，而是你。”

其实自己心里也是胆怯的，回想起来，在国内与人民警察打交道，也就是挂失身份证和出国前开无犯罪证明，况且一直也不明白“派出所”和“警察局”有什么不同。但由于是帮助别人，也就不由得毅然决然起来。

由于Polizei掷地有声的发音，平日闲逛时倒是留意过，我们便径直朝它奔去。距离有点不尴不尬，途中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倒是尝试过找点话题，每到嘴边，便觉得无味，也就罢了。

路过城里最大的半露天咖啡座，因为还有阳光，更因为就快不再有了，虽然天气渐冷，倒是呜呜泱泱坐满了人。平日习惯低头赶路，每每这般场合，更是加快脚步。今天不知怎地，横着胆子直直地打量过去。倒是真的，大家相互看来看去打发时光，颇有意思。

非洲人发紫的大嘴，越南人粗壮得吓人的颧骨，土耳其人满是短碴儿毛发像是永远洗不干净的脸，高丽人的细眼睛漫溢着杀身成仁的凶光，中东人满天乱嚼的大胡子，南美人嵌在深色皮肤里的不安分的眼睛，西班牙人疯一样的笑声和疯一样的大头发，相比较之下，太有板有眼的德国人倒显得没什么了。

耳边响起她说过的，分不出好坏呀！

是呀，对于那些有着蜜蜡色皮肤，细长吊哨眼的中国女孩来说，这是一个多么扑簌迷离的风景呀，而她们也恰恰是被看的风景，多么的不安，而又多么的有意思。要是从前，在自己的家乡，她们安分守己的日子只是有一点点灰扑扑，有一点旧，没什么大关系，就像我们没保护好的天空的颜色一样，可是，既然已经咬牙不安分地跳了出来，而这儿的天空是那么的蓝，这儿的人们的生活是那样的亮晶晶的，就不再愿意再暗淡下去了，就拼了命也要把自己的日子擦擦亮。可是，女孩儿们，你们分得出好坏来吗？

再说，又有谁知道，在这儿到底有没有好坏之分呢？

想到这儿，不由得悲伤起来，为女性，为所有异乡留学而生活不再完整的女性，这悲伤，象面前的一堵墙，看不到，但随手可及。

不觉间，我们就已经到了。

如果不是高旋在头顶的牌子，怎么也猜不出这是警局，小小的入口居然有黑色铸铁雕花旖旎浪漫地卷曲着。

按门铃，说需要帮助，门开了，上半层，小小的接待室，窗口是蓬勃的阔叶盆栽植物。

玻璃隔断，对讲机，如同国内的任何一家邮局，银行或飞机火车售票口。对于中国人，倒是习惯了这样的人和人的距离。

不知是由于紧张还是确实荒废了学习，我看到在她支离破碎的讲述中，那个警察不解地皱起了眉头。他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德国男人，米黄色的警服，有着刮干净的鬓角和修干净的指甲。

我明白了，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和陪同。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我插了嘴。

“交友不慎”，“纠缠恐吓”，“甚至暴力相逼”，我刻意地措了词。

微微歪着头听完，他说，我出来谈吧。然后甩着大长腿从旁边的小门走了出来。

他把双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地搭在了他那个微微凸出的肚子上，又歪了一下头，像是在想什么，又想是在担心着什么。然后，摊开大手在我们之间挥了一下，说，我明白了，可是你们需要我们怎样的帮助呢？

我抬着眼睛，来看着他，也不说话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要该怎么办，从心里面，也不觉得，对于这样的事情算得上什么，可是，我们是无依靠的异乡人，光光是心里的不安惶恐就能毁了一切。

看看身旁的她，我咬咬嘴唇，没问她，我知道，即便是问了，她也是什么都不清楚，她只是害怕，只是后悔。

他用淡色的眼睛看着我们，说，先不要害怕，只要没做过什么，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他问了那个男人的住址，他说，这不在他的管辖区内。

他说，你们得去那儿的警局。他说，挺远的，让我的同事开车送你们去吧。

他还说，到了那儿，再说一遍经过，要想好，到底希望怎么处理。

不要害怕，他又再强调。

坐警车怕真的是生平头一次。

一个朋友，一个有着乱糟糟栗色头发，一个跟任何一个健康朴实的德国大学生一样，永远一大锅一大锅地吃拌着西红柿酱的意大利面，永远把自己的那辆破自行车骑得飞快并且双手揣在口袋里右腿裤脚挽到膝盖，哪怕是在冰天雪地里也露着一根瘦长得惊人的小腿的孩子曾告诉我，这种警车叫“sechs-packt", 它不仅表示六瓶装的一箱啤酒，DB的周末票，还有腹部的六块腹肌。说来也巧，这几样恰恰是德国人呼啦作响的的几面旗帜。

它能装下六个硕大的德国人，而现在，坐在后排的我们，无所适从的空空荡荡着。

开车的是位女警，薄薄的嘴不说话的时候抿成了一把小刀。倒是很客气，说话的语气与她的体量不协调的温柔，像大人在哄小孩，又像一个移情别恋的男朋友在哄已不再喜欢的女友：“一切都会好的，我们的同事们会很好的解决你们的问题的”。

途中，她尽力的保持沉默，我知道，她并不喜欢我，我身上带着因为不一样的生活趣味而不快乐不被溶解的那种人的倨傲和冷漠，这种气息，不让人喜欢，但会让人不设防的信任和需要。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她也还是不喜欢的，但终归是要比那些终日成群闲逛，耗尽所有的时间聚集来做饭打牌再佐以闲言趣事的中国孩儿们要好许多。从见面到现在，我们连一句客套的现在怎样了都没问，她想严守着所有的秘密，过去的，现在的。但迫不得已也还是要开口的。

“肯定并不想把那个混蛋怎么着吧？”迟早是要开口问的，我。

“肯定只是想摆脱掉，永远不再见到才好，是不是？”

这其实是在明白不过的了。这时候，谁还有力气来明是非，惩恶势。

可是，见不到了就想不起了吗？我想，人要是做了难受的事，该是很难忘记的，就算是能假装记不得，可一旦想起，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