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梅抚养权案续：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贺绍强夫妇争夺女儿的官司打了整整七年，在这七年中，很多好心人向这对夫妇伸出了援手。新闻晚报记者访问了帮助贺绍强夫妇募集捐款的黄净、为贺家出谋划策的岳东晓，以及免费为贺家打官司的美国律师戴维·希格尔，三人都说，贺梅案的最终结果让他们倍感欣慰。

　　身陷窘境决定寄养女儿

　　贺氏夫妇夺女一案从2000年开打，而住在孟菲斯的黄净是从2002年2月起开始关注这一案件，他也是最早支持贺绍强夫妇的华人之一。黄净说，贺绍强最初并不愿意向别人公开自己的处境，大家对贺梅被寄养一事只是有个模糊的了解。

　　贺绍强1995年持留学签证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读研究生，出国前是大学英语教师。1998年，贺绍强研究生毕业，转到田纳西州孟菲斯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同一年，就在贺绍强的妻子罗秦怀孕时，一名中国女留学生控告贺绍强对其进行性骚扰。在性骚扰案尚未得出结论之前，贺绍强就读的学校取消了他的奖学金，并中止了他的学业。

　　1999年1月28日，贺绍强夫妇的长女贺梅呱呱坠地。失去经济来源又面临法律诉讼的夫妇俩决定把女儿寄养到他人家中，等性骚扰的官司完结后再把女儿接回。

　　为了保险监护权被转交

　　通过当地的教会组织“第二长老会”，贺绍强夫妇将还没满月的贺梅寄养给了贝克一家，为期三个月。当时，贺家对伸出援手的贝克家充满了信任和感激。

　　三个月的寄养期很快过去了，然而，贺家却还没有做好把小贺梅接回家的准备。这时，贝克家提出，小贺梅没有医疗保险，这在美国是很严重的问题。贝克家建议，可以让小贺梅加入他们家的医疗保险，但前提是必须把孩子的法律监护权从贺家转到贝克家。贺绍强夫妇采纳了这一建议，并签署了协议。

　　黄净说，他曾经看到过这份协议的复印件，协议写的非常简单———“贺绍强夫妇把贺梅的监护权交给贝克夫妇”。“监护权分两种，一种是寄养，生身父母可以在寄养期满后领回孩子，”黄净解释说，“另一种是领养，生身父母不能领回孩子。”

　　当时对贝克夫妇的好意心存感激的贺绍强和罗秦没有想到，这样一份没有加上监护权转移期限、模棱两可的协议会让他们陷入长达7年的“夺女战”。

　　寻求帮助支持者遭遇压力

　　贝克夫妇高薪聘请了曾任联邦法官、在司法界工作了三十多年的知名律师拉里·帕里希。帕里希不仅要求移民局驱逐贺绍强夫妇，当罗秦在法庭上情绪失控时，帕里希还指责她精神失常，导致罗秦两次被投入监狱。同时，在帕里希的影响下，2002年2月，法官向贺绍强夫妇提出一系列要求：不得向其他人、尤其是记者透露案情；不得看望贺梅；没收由贺绍强保管的贺梅的美国护照；缴纳1.5万美元押金……

　　在遭遇了这样的待遇之后，贺绍强夫妇的处境更为艰难，他们开始主动寻求各界的帮助，黄净和他的几位朋友就是在此时介入了这一案件。

　　回忆起当初的决定，黄净说，他不是没有犹豫过，毕竟贺绍强曾被指控过性骚扰中国女同学，将孩子送给别人寄养也不是个明智的决定。“我们和贺绍强夫妇、和教会的人都谈过，也曾经调过案件的材料来看，我们认为，虽然贺绍强有缺点，但他是一时糊涂，他不应该承担失去女儿的痛苦。我们支持贺绍强夫妇不仅仅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而是因为这样的判决从伦理上来说不人道，从法律上来说不合法。”

　　黄净说，贺氏夫妇争女案的情况被披露后，一时间出现不少流言，连他们这群支持者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的孩子和小贺梅同龄，他们出生的时间只相差两个月。我看到贺梅时，会想到我自己的孩子，这也是让我坚持下去的动力之一。”

　　矛盾爆发两家分别上诉

　　协议签署之后，贝克家开始阻拦贺绍强夫妇探望贺梅。2000年5月，贺家向法院提出要收回孩子的抚养权，但法官拒绝了贺家的请求。

　　小贺梅两岁生日当天，两家的矛盾达到顶峰。当时，罗秦想带着孩子去照相馆照张全家福寄回中国，但贝克夫妇不允许，还叫来了警察。警察警告贺绍强与罗秦，“再来这儿就把你们送进监狱”。

　　就在贺绍强夫妇被贝克家扫地出门的同时，贝克家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诉讼事宜。2001年6月，贝克夫妇起诉贺绍强夫妇抛弃孩子。在田纳西州，亲生父母4个月不探望孩子就算抛弃孩子，而此时，距离贺绍强夫妇上一次探望小贺梅正好5个月。

　　挺身而出律师免费打官司

　　在黄净等人的支持下，向贺绍强夫妇提供帮助的人越来越多———寄来捐款的、前往法庭旁听的、为贺家出谋划策的……在这些好心人中，有一个名叫戴维·希格尔的律师，在听说了贺绍强夫妇的遭遇之后，他决定免费为他们打官司。

　　“在了解了这个案子之后，我非常震惊，”希格尔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法庭提出了一大堆要求，甚至还要他们缴纳1.5万美元的押金。我认为，我能为他们做的，就是帮他们打赢这场官司，所以我愿意不收任何费用为他们争取公平的判决。”

　　律师费算是省下了，但复印材料、购买庭审记录、支付证人食宿等都需要花钱。黄净和朋友们一起建立了一个基金会，管理来自全球的捐款。

　　晴天霹雳孩子判给养父母

　　2003年，贺绍强的“性骚扰案”了结，法庭宣布他无罪。2004年，孟菲斯巡回法庭审理贺梅监护权案。黄净说，主审此案的法官每天审理的时间长达十多个小时，这让他们以为，法官能公平公正地做出决定。

　　在法庭预定公布审理结果的当天，贺绍强夫妇正和他们的支持者聚集在旅馆里等待好消息的时候，他们却在电视看到了案件宣判的新闻———法庭不但把贺梅的监护权判给贝克夫妇，还剥夺了贺绍强与罗秦的父母权。法官认为，贝克家的生活条件明显地更适合贺梅成长。

　　黄净说，得知这一判决时他很难过，“这对孩子的伤害非常大。贺梅长大后，会在报纸上看到相关的报道，当她发现自己的生身父母曾经经历过那么多磨难，她会怎么想？”希格尔也说，这样的判决让他感到震惊，“判决在全美引起了争议，绝大多数人对此持反对态度。”

　　主动出击驳斥对方歪理

　　2006年4月，田纳西州高等法院接受了贺绍强夫妇的上诉申请。这时候，贺家的优势开始逐渐显现，在这个过程中，一名来自中国湖南的物理学博士岳东晓功不可没。贺绍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岳东晓是用“孙子兵法”和法官打交道。而岳东晓自己则说，他不过是灵活地运用了法律和事实。

　　贝克家的律师称，贺绍强夫妇故意遗弃孩子，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证据就是贺家没有支付过孩子的抚养费。而岳东晓从贝克家的陈述中找出了破绽，“贝克家曾说过，从签定转交监护权的那一刻起就负担起对孩子的所有责任，”岳东晓对本报记者说，“这意味着，贝克家认定贺家对孩子的责任是零，也就是说，他们自动放弃了向贺家要求抚养费的权利。”

　　就是这样，贝克家保留孩子的理由被岳东晓一一驳斥。在高等法院庭审期间，岳东晓还帮助贺绍强起草了一份文件，请求高等法院直接宣判孩子的父母权和监护权。“如果只把父母权判给贺家，这对贺家来说不过是张空头支票，”岳东晓说，“因为之前的审判中已经认定两家签署的监护权转移协议有效。只有同时宣判父母权和监护权，孩子才能回到贺绍强夫妇身边。”

　　峰回路转终于夺回抚养权

　　今年1月23日，纠缠了7年的官司尘埃落定，贺绍强夫妇终于夺回了女儿的抚养权。希格尔说，这个结果无论对贺家还是美国的司法体系，都有重要的意义。“对贺家来说，他们要回了他们的女儿。对美国这样一个‘案例法’国家来说，贺梅案也许会为以后的同类案件确定审理原则。”

　　黄净说，听到贺家夺回女儿的那一刻，“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放下了。”黄净现在考虑的，是给每个向基金会捐过款的好心人写封信，告诉他们捐款的用途和案子的情况，“案子了结了，也该给他们一个交代。”

　　希格尔表示，贝克夫妇即使上诉，法院也不太可能会接受他们的诉状，现在的关键在于贝克家和贺家要在心理学家的帮助下，让小贺梅尽快适应在贺家的生活。

　　没有赢家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回想起帮助贺家打官司的这几年，黄净和岳东晓都说，他们变成了半个法律通。岳东晓说，他现在能像律师一样写报告，甚至还有人会向他求教法律问题。而黄净则说，这个案子其实没有一个赢家，“贺家把孩子拱手相让，他们对这个错误要负主要责任。而用拆散他人家庭的方法来‘爱’孩子的贝克家也有错。孩子总是和亲生父母一起生活比较好，这是常识性的，任何与之相违背的做法都应该避免。”

　　贺梅和贝克家的小女儿相差一岁，两个孩子从小一起长大。如今，贺梅将被送还给贺绍强夫妇，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姐妹正面临着分别。“这对贺梅肯定有伤害，”黄净说，“在这个案子中，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受伤害最深的，就是贺梅。”

    要让孩子记得养父母的好

　　时差对话———跨越不同时区，跨越人与人的距离，直面风云人物。

　　采访对象 贺绍强 贺梅之父

　　这是一部现实版的《刮痧》。

　　8年前，从中国前往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留学的贺绍强因被人诬告“性骚扰”而失去了学籍和经济来源。在面临经济和法律的双重危机之时，他和妻子罗秦将刚出生的女儿贺梅寄养给了当地的白人家庭贝克一家。

　　他们想不到，这个决定让他们踏上了长达七年的夺女之路。贝克一家拒绝将贺梅归还给贺家，直到今年1月23日，在贺梅8岁生日前夕，贺绍强夫妇才终于赢得了女儿的抚养权。

　　战争结束了，和平开始了

　　记者：听到贺梅抚养权被判给你们时，你和你家人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贺绍强：当时我正在医院里陪我儿子做耳朵的手术，我的律师打电话告诉我，我们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我非常激动，长叹了一口气，心想：战争结束了，和平开始了。

　　我妻子是在来医院的路上接到这个消息的，她赶到医院后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一天我们等了很久，它终于到来了。”在贺梅之后，我和太太又生了两个孩子，他们都很懂事，说要去看姐姐。贺梅不会说中文，所以他们还说要教姐姐学中文。

　　记者：你打这场官司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对你帮助最大的是谁？

　　贺绍强：我最感谢的是中国大使馆，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可能根本没有办法把这场官司打下去。还有免费帮我打官司的律师、帮我出谋划策的华人朋友岳东晓，以及所有为我们捐款、向我们提供帮助的人。虽然律师不收费，但贺梅的案子还是花了7、8万美元，如果没有那些捐款，我们不可能撑那么久。

　　3年前最后一次见到孩子

　　记者：你对贝克夫妇的第一印象如何？

　　贺绍强：我们是通过教会认识贝克夫妇的，我们曾和他一起做过祷告，他在祷告中说，帮助我们是上天留给他的功课。我们当时对他的印象非常好。

　　记者：你最后一次见到贺梅是什么时候？她看起来生活得怎样？

　　贺绍强：我最后一次见贺梅是三年前。当时贝克家在法庭上说，孩子已经不认识亲生的父母了，如果让她和我们呆在一起，她会产生恐惧感。我当时就反驳了这种说法。法官于是提议说，让我们两家人和贺梅一起相处一个小时，让心理学家观察贺梅和哪家人比较亲。这种做法明显是在偏袒贝克家。不过，贺梅看到我们时，没有产生贝克家所预言的恐惧感。

　　从那一个小时的接触来看，孩子的精神状态不太好，在她身上看不到一般孩子的活泼、阳光。贝克家经常抱着她对记者说：“这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被她的中国父母抛弃。”我想，这可能是孩子在精神上产生自卑的原因。另外，贺梅看起来很瘦很苍白，不如我的另外两个孩子健壮。

　　记者：你马上就能把贺梅接回家了，有没有想过，时隔三年第一次见她，你会做些什么？

　　贺绍强：我们现在在等一份儿童心理报告，估计还有十多天就能见到贺梅了。这一次见她，我想拉拉她的小手，拥抱她一下，再把她介绍给从未谋面的弟弟妹妹。贺梅和她的弟弟妹妹长得很像，我想这可能会让她产生亲近感。

　　要让孩子记得养父母的好

　　记者：在赢得官司之后，你说希望小贺梅能记得贝克家对她的好。经历了7年官司之后，你怎么看待贝克夫妇？

　　贺绍强：在美国，有很多家庭收养、寄养孩子，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会给孩子博大、宽容的爱，他们不会割断孩子的文化之根。而贝克家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对孩子造成了伤害。尽管他们把孩子的衣食住行照顾得很好，但他们的“爱”是自私的、有占有欲的。

　　不过，在贺梅回到我们身边之后，贝克家可以来看孩子。如果贺梅不那么依恋贝克家的人，我们可能会减少贝克家看望她的次数。等我们回到中国后，我们不反对贝克家和贺梅通讯，也欢迎他们来中国看她。

　　曾经差点被遣返回国

　　记者：这七年来，让你感到最困难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贺绍强：打官司的头两年是最困难的，那时候我们没有律师，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因为之前被诬告性骚扰的关系，我失去了学籍，留美的身份有了问题。贝克家的律师就到处恐吓别人，不让他们雇佣我和我的太太。我们不能打工，就借了点钱买了辆旧车，开始四处宣传这个案子。

　　记者：在打官司的过程中，有没有波折？

　　贺绍强：有。由于我们没有绿卡，法官一度准备把我们驱逐出境。那天原定于上午10点开庭，但就在上午9点多，一份特快专递被交到法官面前。原来，中国驻美大使馆一直关注我们的事情。他们专门给美国移民法官交了报告，意思是我们的官司不结束，就不能遣返我们。法官当场宣读了这份报告，并宣布暂缓审理该案。如果这份报告没有被及时送到的话，我们就会当场被遣送回国，那样的话，孩子也不可能回到我们身边了。

　　计划一年内回国生活

　　记者：你有没有计划过怎样帮助贺梅适应新的环境？

　　贺绍强：贺梅已经读两年级了，我们会让她继续在现在的学校里读书。孟菲斯当地有中文学校，我们会在每个周末送她去中文学校学中文。对一个8岁的孩子来说，学语言应该还是比较快的。同时，我们欢迎贝克家来看望贺梅。

　　记者：帮助贺梅开始新生活需要贝克家配合，如果贝克家不合作怎么办？

　　贺绍强：估计贝克家不会配合我们。我在国内的时候做过教师，在教育和心理方面有些经验。我会通过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和孩子沟通。同时，我也会看她有些什么爱好，对社会的认识怎么样，尽可能地帮助她尽快适应新的环境。我们计划在一年之内回国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