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生为啥向耶鲁捐巨款 让我想起杨振宁

“中国毕业生向耶鲁大学捐款8,888,888美元，金额创耶鲁管理学院毕业生个人捐款纪录！”1月8日，环球网报道的这则新闻引起广大网民的热烈讨论。一时间，据称为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创建人的张磊立刻被网友展开“人肉搜索”。不少网友对“中国辛辛苦苦培养的高材生帮着人家发展”表示不满甚至气愤，也有网友则认为，张磊支配自己所赚得的钱根本无可厚非。

这件事让我想起了杨振宁。当年杨在美国获诺贝尔奖时，拿的还是中国的护照，他本科和硕士也都是在西南联大完成的。可我们在提到他时，除了喜欢用“华裔的血缘”套套几乎之外，从来不会信誓旦旦地说“没有在中国受的二十多年教育杨振宁怎么能拿到诺奖”。 相反，我们知道如果不去美国留学杨很难得诺奖。当年的西南联大是中国现代大学史上的最高峰，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其在某些方面（硬件设施、科研经费等）和欧美的差距，何况今日中国高校与耶鲁之差距。既然如此，为何今日面对张磊向耶鲁慷慨解囊，我们会如此“义愤填膺”以致“失态”呢？难道我们会否认美国大学不仅比我们善于培育学术大师，也比我们善于培育政治、商业精英？

从洋务派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喊，到1909年排除第一排跟款留美学生，再到今日无论是传授方式还是学科设置乃至学位制度对美国大学的全盘模仿，中国大学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其间除了许多像胡适、钱钟书、钱学森这样杰出人才，他们既有深厚的国学渊源，又受到欧美教育洗礼，终成一代风流人物。时至今日，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已跃居世界前列，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硕士、博士，各路专家教授亦多如牛毛；可在“钱老之问”面前，仍是无可奈克甚至是暗淡无光。用陈平原的话说，中国高校学到了美国大学的“实用主义”却没有学到其精神内涵。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实却是，高校热衷“大兴土木”，楼越来越高、路越来越宽、面积越来越大，追求真理的清净之处论为车水马龙的喧嚣之地，结果是“大师越来越少”。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现实却是，高校学术造假丑闻屡见不鲜。几天之前，媒体还曝出中国论文买卖产业规模达10亿。至于近几年来陆续出现的“校长、长江学者”级别的学术造假，只能说是学术考评机制和学术道德双双“沦陷”之果，而尤以学者乐“走穴炒作”不彼、成为名利之徒为甚。

学者贵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现实却是，一些学者崇尚“学而优则仕”，坐不住冷板凳，汲汲于“名利”，混迹于学术、行政乃至商业金钱之间，的律滚圆、左右逢源，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学术掮客”。

中国人历来讲求投桃报李，张磊之所以对耶鲁出手大方，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他那句话“耶鲁改变了我的一生”。许多人忿忿于他的“厚”彼“薄”此，责备他“忘恩负义”，其实是过于“求全责备”了。倒是应该反思，为什么二十多年的国内受教育经历没有让他产生“感恩”之心？

正视中美大学之间的差距吧，那样我们的神经就不会承受太多刺痛；重寻大学精神，回归大学之道，完善当下的高等教育才是要紧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