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上午，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庆存分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记者注意到，从2000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设立以来，共有33位科技工作者获此荣誉。
从“90”后到“60”后 他们多来自这些省市
国家最高科技奖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每年不超过2人获奖。从2000年到2019年的20年里，除去2004年和2015年出现空缺，共有33位科技工作者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他们或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或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技术产业化中，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从籍贯看，获奖者来自中国各地，南方北方都人才辈出。从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山东、河北，到上海、浙江、四川、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广东，都出过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其中，来自浙江、江苏、上海、山东、辽宁5地的获奖者较多。
从获奖年龄看，有5位在获奖时已年逾90，21位年逾80，6位年过70，1位年过60。让人遗憾的是，他们当中已有14位离开了人世。记者注意到，33位获奖者都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经历了中国抵御外敌、由弱变强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成长，坚定信念，耗费毕生精力，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过半是海归 这两所国内高校校友最多从学术背景看，获奖者都师出名门。他们当中有5人是北大校友，5人来自清华，数量最多。此外，也有来自浙江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知名高校的毕业生。
不少获奖者毕业的院校都曾是过去中国顶尖的院校，但现在或改了名字，或归入其他院校，已不复从前，比如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上海震旦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获奖者中，半数以上有留学经历，3人曾在英国留学，6人曾在前苏联留学，8人曾在美国留学。他们留学的时间多是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有的获奖者在学成归国时曾遇到重重阻碍。比如，被誉为“中国粒子加速器之父”的谢家麟，在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受阻。
1952年，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少留学生们都预备回国一显身手。然而，谢家麟在归国途中却被拦下并禁止离境，直到1955年才回到祖国。1955年，美国移民局来信，要谢家麟在做永久居民和限期离境之间做出抉择。谢家麟毫不迟疑地做了尽早回国的决定。他说，“我希望自己能对生我育我的祖国做出些贡献，这是我们这一代留学生的普遍的心声。”
这些领域成得奖热门 他们都被称为“……之父”从研究领域看，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者的研究方向涵盖了数学、农学、物理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地球环境科学、航天工程、气象学、医学、炼油催化应用科学、植物学、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材料学、人居环境科学、雷达研制、核试验等多个领域。其中，医学、物理学、航空航天、核试验等领域均有多人获奖。
一些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也产生了多名获奖者。比如致力于解决吃饭问题的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从事小麦遗传与远缘杂交育种研究，培育多个优质小麦品种的小麦遗传育种学家李振声;摸清中国植物资源基本家底的植物学家吴征镒;通过研究黄土帮助人们认识全球变化的地球环境科学专家刘东生;致力于为城乡居民提供有序空间和宜居环境的城乡规划学家吴良镛等等。
记者梳理发现，获奖者中，包括22位中国科学院院士，1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这其中有3位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此外，获奖者中还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她也是这其中唯一的女性获奖者。能得到国家最高科技奖这个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并不简单，单从人们对这些获奖者的称呼上，就能感受到他们有多厉害。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当代毕昇”王选、“中国巨型计算机之父”金怡濂、“黄土之父”刘东生、“中国催化剂之父”闵恩泽、“中国稀土之父”徐光宪、“中国高温合金之父”师昌绪、“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谟、“中国氢弹之父”于敏、“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一个个简单称呼的背后，是这些科研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和不为人知的付出。
比如，刚刚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面对国外技术封锁，在没有研究基础的情况下，带领团队自行研制核潜艇，隐姓埋名30年，不断攻坚克难，最终于1970年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而“长征一号”建造周期之短，在世界核潜艇发展史上是罕见的。这份成功，离不开坚定的信念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在媒体采访中，黄旭华就曾说过，“中国自己有志气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一定能够把核潜艇搞出来，十年不行那就一百年，一百年不行一千年，一千年不行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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