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华裔移民二代：游走于两种文化的“边缘人”？

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裔二代游走于两种文化之间，这既给他们带来优势，也给他们增添烦恼。 

在移民国家澳大利亚，不论哪一代移民都置身于不同文化与价值观碰撞中。对于移民第二代来说，他们可能比自己的父母经历更多身份认同上的迷茫与挣扎。

“还是想和相同背景的朋友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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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二代华裔讲述他们的生活 

“我的父母亲是在越南出生，我的家族来自于广东，[在海外]已经五代了。”

在澳大利亚出生的牙医何璟虹（Megan Ha）说她还是觉得与亚裔在一起感到更舒服。

10岁移民来到澳大利亚的陈晶晶也有同感。她特别谈到了自己为了合群，而和西人朋友上夜店的经历。

“这个不是我想要的，完全不喜欢，我喝酒不行，而且聊天也聊不来。”

打那以后，她就决定不再刻意要打入西人朋友群。

对于像何璟虹和陈晶晶这些华裔后代，英语语言已经不再是障碍，但是似乎文化背景仍然影响着他们的朋友圈。

有意思的是，一些中国留学生曾抱怨说很多华裔二代很高傲，不想跟他们交往。二代还是跟二代交往。

澳大利亚出生的周杰妮说有不少人“嫌弃”她的中文。 

在澳大利亚出生，而后到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华裔演员、主持人周杰妮（Jenny Zhou）和五岁来到澳大利亚，而后到澳大利亚驻上海领事馆工作了五年的杜纬遥（Lucy Du）也有不少类似的经历。

“其实，默默地大家都找到自己舒服的状态，这种朋友圈就建立在自己的舒适度之上，不可强求，”周杰妮说。

她说在上中学的时候，她更多地是和其他ABC（Australian Born Chinese）在一起。

因此，她也很少接触中国留学生。

杜纬遥说她上大学的时候也一样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圈里，没有太多与中国留学生接触。 

杜纬遥说她上大学的时候也一样，没有太多与中国留学生接触。

周杰妮和杜纬遥说，不太与中国留学生接触一方面是觉得自己中文不够好，更重要的是觉得很难谈到一起去，很少有以前一起经历过的事情，价值观和世界观也很不同。

目前大学教育学士毕业、担任老师一职的陈晶晶说华人对华人的歧视更伤人。

她回忆说在来澳大利亚的头四年，她一句英文都不会，被迫留级两年，老师让班上唯一一个会讲中文的孩子与她结成一帮一的小组，但是那个华人同学以不想讲中文为由，不愿意搭理她。这给她的幼小心灵带来了巨大创伤。

两种文化的“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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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华裔第二代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在澳大利亚出生，从小接受西方教育，而在与其他同学沟通中，华裔后代有时还是会感到无名的缺乏自信。

目前就读12年级的陈思敏回忆起儿时的一件插曲。

“我有一次带了饺子，也带了醋。然后醋可能洒了，都洒了满书包。”

杜纬遥说她也记得儿时爸妈经常给她准备中式午餐，她会感到特别的尴尬，因为她更想和同学一样，吃三明治，而不是馄饨 ，尽管她现在知道馄饨要比三明治好吃得多，而且当时同学是很羡慕她的。

陈晶晶说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墨尔本澳洲人。不仅她的护照是澳达利亚的，而且她在澳大利亚居住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在中国居住的总时间。

“如果我现在要去悉尼，或者是去西澳，或者是去昆士兰，我肯定会说我是从墨尔本过来的。我不会说我是从中国来的。”

不少华裔二代都认为他们既是华人，也是澳大利亚人。

何谓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本来就是多元文化的。

何璟虹说：“我虽然出生在这里，但是我也伴随着很多文化一起成长。没有必要[表衷心]。我不认为我们有必要告诉别人你更贴近哪种文化背景。”

“感谢父亲强迫我学中文”

对于华裔下一代来说，能讲流利的中文并不是一件易事。

不少澳大利亚的华裔第一代移民会使出浑身解数，希望传承中华文化和语言给下一代。

金子葵的父亲金存海也许说出了很多华裔家长们的心声：“对于孩子，对我们下一代来说呢，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就是说她没有完全生长在一个我们热爱的那个中国文化的环境里面，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做一些家庭的补充，比如说带她去看一看中国的古诗，跟她讲一讲中国的一些历史啊，一些文化。”

18岁的陈思敏就特别感谢父亲陈朝广在她小的时候逼她学中文。

对于在澳大利亚接受了西方中小学教育，在大学时期到中国上学或交换的演员周杰妮和杜纬遥来讲，能够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中自如切换成为跨文化工作的优势所在。

杜纬遥在澳大利亚驻上海领馆的工作让她如鱼得水，充分利用了她的双语能力。

归属感与认同感

澳大利亚华裔下一代如何面对归属感与认同感问题？

麦考瑞大学讲师郭美芬博士认同感不是一个机械操作。

郭美芬博士认为澳大利亚社会应该学会区分中国与澳大利亚华人。 

郭美芬博士认为，目前在澳中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澳大利亚社会要清楚地区分华人与中国政府是两个不同概念。

“在这样的一个紧张局势下，可能会让澳大利亚社会更多地了解本地的华人社群，”郭博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