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落叶归根到追寻自我

导言

流动，也许是现代世界与全球社会都难以回避的一个关键词。如新流动性范式（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所指出的那般（Sheller & Urry，2008），当代社会信息、事物、个人都被持续卷入流动的过程。中国亦不例外。当通过流动性的透镜（lens）看中国，我们能够看到什么？谈起流动中国，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迁移，与之相关的研究汗牛充栋。毋庸置疑，城乡迁移是流动中国的重要一环。但不同于以往的讨论，本专题希望从广阔的全球空间中理解流动中国。

依照时间脉络，专题篇章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中国近代移民走向世界的过程，他们大多起源于东南沿海地带（如广东、福建），并主要流向了东南亚地区，由此打开了海外华人研究的篇章；第二部分关注1980年代起遍布世界各地（如北美、欧洲、澳洲、亚洲、非洲）的中国新移民，专题分别选取了一些代表性研究；新移民群体内部存在多样性：既有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也有高技术人才的流动轨迹；最后一部分聚焦流动中国的当下及未来，有学者认为：随着越来越多外国人进入中国，中国开始由移民流出国转向流入国。借由来华外国人的讨论，专题诚邀诸位读者共同讨论思考：全球中的流动中国未来将往何处去？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关于中国海外移民的性质，人们一直争论不休。主要的争执点在于，离开祖国之后，华人是否同其他移民类似，或者与众不同。两者间的差异是，华人似乎更难被他们定居的国家所同化。论争涉及有趣的社会文化因素，但关注焦点却在于，现代民族国家中，不被同化的移民所导致的政治后果。在政治层面，问题变得如此情绪化和充满争议，因此，关于一般移民以及特定的华人移民，理所当然不存在被广泛接受的结论。不过有一点确切无疑。不论是否被同化，海外华人确实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同程度上对当地产生了适应性，也由此表明，“生为中国人，永世中国人”的观念并不完全准确。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以及重大事件对华人的影响，是本章讨论的主题。

我们很难界定同化这个概念。虽然在理论上可以研究任何一个移民群体，计算其中那些与显然未被同化者截然不同、被观察者们认为被同化的个人，当群体作为社区行动时，这种方法对探究群体的社会动力毫无作用，它也没有将指导社区行动的历史传统考虑在内。为了解决这一争论，我们还需要进行很多研究。但是，如果同化这一问题继续被政治化，得出结论的希望似乎微乎其微。研究前景似乎不足为虑。这一争论所具有的价值，是使我们更关注长时段研究，迫使参与争论的主要角色回归历史资料。

同我的主题更相关的是“移居”（migration）和“移民”（migrants）这两个词的定义。在近现代，它们使人最先想到两个概念，一是工业革命开始后的大规模劳工招聘，二是各国政府对移民的要求和控制。在民族国家兴起之前，第一个概念同定居以及最终被同化相关。但是自从政府严格实施合同制，可以在合同期满之后，将工人送回本国以来，劳工移民不再涉及同化问题。

但是第二个概念与同化有关。在为移民政策制定标准时，民族国家愈发清楚，具备政治敏锐性的做法，是接受那些他们认为适宜的移民。19世纪以来，在诸如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更近一些在西欧、拉丁美洲、日本以及绝大多数亚洲新成立的民族国家中，审核移民政策的表格连篇累牍，表明这些国家的移民标准经历了变化。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潜在移民是否能被同化往往是最重要的问题。对移民条件界定得越清楚，华人移民就越难以面对自己的移居传统，因为当地人认为移居不利于同化。当各类现代移民模式遍及全球，更好理解华人移居者的方式就变得更为重要。

在东亚的4种主要语言中，存在移居的概念，即中文、朝鲜文、日文和越南文。这个词的意思是，暂住在一个新的居住地（有意返国）。移居一词起源于中国，可以说伴随着华人移民的经历发展演变。华人用一套规范来解释和理解移居的含义，它们基于从国内环境中推导出的原则。当我们在近现代语境下以之检验向外移民的现象，描述海外华人的所作所为时，这些规范同现代民族国家的“移民”的概念全然不同。这不仅是个术语问题。在历史上，中国人对向内移民（immigration）和向外移民（emigration）这类观念漠不关心。贯穿历史始终的是，总有外国人暂住中国。如果他们住得够久，定居下来，其本人和社区最终便会汉化。早年间，为数不多的华人移居者也理应如此，但是在近现代之前，实际上却寥寥无几，所以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现象。

一直到19世纪末，中国政府甚至否认存在任何向外移民。在那之后清廷注意到，从10世纪以来，就有数量不多、各不相同的人离开中国，从16世纪后期开始，人数已经在增加，到19世纪，远走他乡者汇聚成名副其实的人潮，因此政府必须考虑如何解释这现象，并着手应对。由于诸多限制，妇女儿童流动不易，移民绝大多数是男人。直到那时，用来形容这些男人的用语，大多强调他们是流浪汉、逃犯和强盗，或者说他们不过是移居者、客居人、访客，只是暂居异邦。因此官方文献对他们少有记载。无论如何，从15世纪70年代到1893年，针对离开本国的中国人，帝国法律的惩戒条款一目了然。如果官府没有批准他们离境的理由，当他们返国时会被当成罪犯，受到处罚。

在19世纪末，清廷终于意识到，居住国外并非叛国，也不是犯罪。那些在异国他乡功成名就的华人，实际上是帝国的财富。清朝官员们喜欢强调海外华人的财富和专业技能，作为改变政策的理由。但是在争论的同时，他们并没有否定正统儒学对移民海外的看法。这种看法适用于第一章中所讨论的，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对数个世纪的移民做出的评价：在宋朝（10世纪以来）之后，渡过南中国海前往海外港口的华人，不应该去国不返。如果他们是孝顺恋家的好子孙，就会心心念念盘算返回故国。因此即使他们身在异国，却仍旧是华人。如果他们终身寓居他国，在当地结婚成家，去世时也未能落叶归根，绝大多数也会尽量设法确保子孙后代仍旧认为自己是华人。

这种规范化的说法，显然代表一种来自上层的表述，基于士绅的观点，描述理想的模式。在当时，存在着足够的证据，表明这种模式并不总是贴切，且常常言过其实。在华人自己的叙述中，便提到个人与其他华人隔绝的案例，他们全部是男性，因为没有家庭相伴，也没有社区支持，便被当地人同化。其他材料则记载说，有很多人获得了财富和权力，实现了出人头地。这往往意味着他们娶当地女性为妻，有意识地背弃华人传统，完全认同他们选择定居的港口城市或是王国的利益。他们背离了中国好臣民应有的生活，这并不让人惊讶，但是在他们国内父老的眼中，却仍然令人遗憾。

中国在19世纪60年代加入了“国际大家庭”后，清朝官员开始讨论，是时候关注被征募的苦力了，他们在遥远地方的恶劣环境下做工；同时也是时候对生活在外国统治下的华人命运表示关心了。尤其当朝廷发现，主要在爪哇和马来群岛的其他地区，明确存在的华人社区，已经延续了超过两个世纪之久。官员们意识到，应该对这些英勇的社区给予官方认可。通过同欧洲列强签订的条约，那些位高权重的朝臣们已经了解到，欧洲人是如何重视保护自己的海外侨民。在准备设立领事馆这类代表帝国的驻外机构时，官员们建议，在中国的事务规划中，应给予海外华人值得尊敬的地位。在19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官员理直气壮地阐明了这一点，1893年禁止出国的律令最终废止了。所有人都明白，自从18世纪以来，禁令是如何形同虚设，如何被屡屡修正并重新解释，在19世纪的两次中英战争之后，假装将禁令仍旧视作律法是如何自欺欺人，要在南方沿海的国人中实施这些禁令，是如何不现实。

当然，终止海禁主要是取消了一个已不再存在的象征物。但是却没有改变支持海禁法的观念，没有对海外华人进行重新诠释，将他们视为现代移民，而非长期以来的寓居者。相反地，民众庆祝解除禁令，呼吁承认海外华人在过去和现在所作的贡献，提高他们在官方眼中的地位，鼓励他们不仅认同自己在沿海省份的故乡，更进一步认同中国和中华文明。为表达类似诉求，需要为这些人提供一个普遍性的称谓。一方面，用于取代以前那些使用了数个世纪之久、不太恭敬的名称。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这些人中激发出一种统一的身份认同意识，他们一直用自己的故乡省份或是县来区分彼此，或是被称为华商、华工和苦力。这类称谓也是一种赞许，表达中国文化希望良民所具有的精神。

于是逐渐形成了对这些中国人的新称谓——华侨，即华人移居者。“侨”（暂时居住）这个概念词源古老高贵。4—6世纪，在中国历史上称为南北朝，或是大分裂时期，用“侨”这个字对那些来自北方的士绅家族给予官方承认。由于外敌入侵，这些家族被迫跟随晋朝南迁，他们背井离乡，迁到南京和长江以南其他地方。此后这个词仍旧高雅，在辞赋中用于反映官绅文人们常常需要背井离乡，不定期地远走他地这一事实。这个词从来不被用来描述寻常的离家缘由，比如养家糊口、经商、发财或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居住地而移居他乡。与此相反，它具有一种意味，指去做必须做的事情，履行一种责任，强调高贵而有尊严的行为，利人亦利己。

正如在第一章中所概括的，这类情绪产生于一个被土地束缚的农业社会。就这个社会可以接受的用词来说，使用像移民（被迁移的人）、流民（四处流窜的人）或是难民（逃难的人），以及其他词汇来表述历史上的移民群。它们遵循既定的模式，其中包括：

1.官府将百姓迁徒到边境地区去戍边，将年景不好地区的百姓迁到丰衣足食，或是迁到有荒地可供开垦的地区。

2.战争、洪水、饥荒或其他自然灾害导致的难民流动。

3.因为一系列原因，包括起义者、罪犯和其他违法的逃犯，人们背井离乡迁往他处。

不包括在上述模式中的流动有：被派往他地任职的官员、离家求学的学生、为寻找市场而到外乡运货的商人。他们仅仅是逗留别处，一心返回故里。

在公元后的第一个1000年中，上述三个常见的迁徙模式并没有导致中国百姓移民海外。对这三种模式，中国境内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容纳：移民们填满人烟稀少的地区、高地和沿海的三角洲沼泽地区。被派遣出使异邦的官员人数不多，他们和前往印度圣地学习佛教的学生，一般都会在完成使命之后回到中国。同样，到海外经商的商贾定期往返（在东南亚地区，可能按照季风期，每年往返一次），在国外的停留时间，基本不会超过贩货所需时间。我们对他们的数目可以忽略不计。在这个时期，没有任何事情，足以挑战使所有百姓不离故土的农耕社会核心价值观。

确实，只有当灾难降临到帝国制度之后，才开始促成中国百姓渡过南海，即使实际上没有放弃回乡的希望，也只能长期逗留海外。直到13世纪末，当蒙古人推翻了南宋之后，才有大量材料提到海外的华人社区。这是异族首次征服整个中国，很多难民，包括反叛者和宋代忠臣，以及某些类型的贩夫商贾，离开了中国沿海地区，到东南亚安家落户。至少我们观察到三批人。一批来到安南（现在的越南北部），另一批到占婆（现在的越南中部），还有一批到真腊（柬埔寨）。1个世纪之后，当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于1368年覆灭，另有一些商人和水手离开中国，主要前往爪哇和苏门答腊。对于第二批人来说，他们离开的部分原因是明朝开国皇帝禁止民间与外国通商。有些海外移居者娶了土著妇女，养育了家庭，在不同的港口建立小型社区。但由于海禁，移民人数无法增加。结果是大多数人被同化。当欧洲人在16世纪初首次来到这个地区时，华人团体活动的踪迹鲜为人知。个别的移居者已经消失不见，于是强调了移居的一个基本原则，即移居有赖于定期同母国的联络，或者至少是常常接触到来自家乡的事物。如果移居者根本见不到返回家园的希望，则移居意识便会湮灭无踪。

由于扩大的对外贸易活动，移居这一现象才得以延续。更多的东南亚、日本和欧洲商人来到中国海岸。1567年之后，明朝政府放宽了对民间与外国通商活动的禁令。到17世纪，在东南亚的每个主要口岸，都建起了小型的移居社区。当清朝征服了中国南方之后，很多仍旧效忠明朝的臣民被迫来到东南亚，使当地的华人大增。尤其在1683年，郑成功（国姓爷）在台湾建立的政权覆灭，他的部下流亡海外。此后，移居者们建立的、与众不同的华人社区是否实力雄厚，取决于东南亚当地政权。如果这些外来华人对东道国很有用，尤其是可以为对华贸易效劳，他们便可享有特权，甚至拥有贸易垄断权。但如果他们被视为潜在威胁，尤其是像西班牙和荷兰这类欧洲列强感觉寡不敌众、忐忑不安时，便会惨遭屠杀，或是被逐出境。海外华人完全孤立无助，不能向母国的朝廷求援。

清朝官员们用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海外华人的成就。即使当西方称霸这片海域的报告不断传到朝廷，也没有动摇被土地束缚的思维方式，仍旧否认海外华人的合法性。在整个18世纪，福建和广东省的官员们记载了省内不同方言群体（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和海南话）从事的一系列活动。这个时期撰写的一些著作也提到这些百姓的作为，其中包括17世纪的重要著作，即张燮所著《东西洋考》，以及陈伦炯在18世纪所著、材料同样丰富的《海国闻见录》。其他还有王大海著《海岛逸志》和谢清高著《海录》。谢清高在18世纪末游历海外，但是到19世纪初才将见闻付诸文字。这些著作表明，越来越多的华人涉足东南亚贸易，这些人往往同当地官府或是欧洲贸易公司合作，仰仗他们的支持庇护。类似叙事证明了很多移居华人社区的重要性，它们位于会安（Faifo，今天的HoiAn，越南中部）和泰国大城府（Ayutthaya）后来也在曼谷、大泥以及马来半岛的地峡，西属菲律宾的马尼拉和其他岛上出现。在巴达维亚、马六甲和马来群岛上荷兰人控制的地区也有。但是直到19世纪下半叶，当中华帝国遭到欧洲列强的数次致命打击之后，才为这些海外华人以及他们的不幸和成就发明了一个名称。

传统上的移居成为同中国通商的条件，由于东南亚各国政权的支持而延续下来。但这也是一种思想状态，一种不完整的论断，即认为移居者最终认同中国。尽管这一发展姗姗来迟，却终于被承认移居有利于国家，是对中国的另一类忠诚。官方的认可在移居者中大受欢迎，很久以来他们的移居生活无人听闻，甚至没有名称用以描述。之所以对移居现象予以明确承认，原因在于对民族意识的挑战，需要呼吁一种新的爱国主义来帮助积贫积弱的中国奋起自卫，抵制咄咄逼人的西方。所以创造了华侨这个词，用来描述移居的经历。这个词并没有创造移居的事实，不过是用一个文雅高尚的词汇来形容这种现象，便使逗留他乡有了明确的方向和新的目的性，使移居变成20世纪的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

移居这一客观事实，可以代表中国人进行实验性移民的一种方法。对移居的主观信奉，却正描绘出中国人对故土魂牵梦绕的程度。官方对移居的认可如何影响海外华人的实际生活？通过对1900年之前和之后的移居生活，以及对旧日移居和新式移居加以比较，可揭示出二者间的重要区别，这至今仍很重要。

1900年之前

我已经对17—18世纪旧式移居传统的早期形式加以评析。研究指出，在那些成功应付土著贵族的少数华人中，异族通婚和同化现象屡见不鲜，散居在土著中的个别华人欣然经历着这些变化。但是在欧洲人到达之后，应对方式却各不相同。例如，在欧洲人统治的菲律宾和爪哇，两地政策明显不同。在西属菲律宾，西班牙人主张通过皈依天主教进行同化，确保所有嫁给中国男人的土著女人不背弃天主教，养育混血的（mestizo）天主教家庭。到18世纪中叶，西班牙人严格控制新进入自己领地的华人人数，在华人中只信任那些被同化的混血儿，并且只同他们共事。荷兰人在18世纪将控制区域扩展到爪哇岛北岸，并且与西班牙人相反，他们宁愿对中国人分而治之，将华人同土著以及欧洲人隔绝开来。当他们在17世纪初到达巴达维亚时，就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虽然提出的理由是使不同的种族和族群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但肯定存在政治经济利益，想要利用华人促进对华贸易，并防止华人同当地贵族携手，反对荷兰人统治。不同政策导致不同的结果：到18世纪，菲律宾的混血华人完全认同在政治上开始得到承认的菲律宾；而在巴达维亚和其他爪哇城市，本地出生的“帕拉纳坎”（peranakan）则可以自由巩固自己显而易见的华人社区。这类社区保留了移居者的特性，日后最终获得中国的正式认可。

不过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存在三种移居形式。在第一阶段，整个社区全部为男性；在第二阶段，所有那些在当地娶妻生子的男人们聚在一起，建起家庭社区；在第三阶段，当新的男性移民到来，他们娶当地女性为妻，融入社区，带来新鲜的中国观念，提醒所有人移居的规范。这与同一时期向各国移民的犹太人的做法截然不同，也与在美洲以及后来在澳大利西亚（Australasia）定居的西欧殖民者们不同。

最重要的是第一种形式。移居者全部是成年男性，大部分将妻子儿女留在国内。不允许女人离家远行，是由于官方禁令，使得全家人不可能一同离开中国。对于那些决定居留海外，建立华人社区的男子们，他们使用的主要策略是信奉民间宗教。在东南亚各地盛行的一种例行办法，是为群体共同信奉的神明设立第一个（通常为道教）香案。这有助于加强社会联系，增进信心。第二步是着手建立诸如三合会一类非宗教防御组织，然后修建同中国沿海著名寺庙有关的庙宇，祭拜佛教和其他道教神祇。最终，成长中的社区建立了较大的社会组织，当地政府愿意予以承认。虽然各地存在微小的差异，但是男性社区需要这样的开端，以便开创他们的事业，支持范围不断扩展的各种活动，进而从祖国的家庭和村庄招募增援力量，便形成了从国内连锁移民的现象。这成为移居者最初的行动惯例，一直延续到19世纪后期。到1893年，当禁止出国的律令最终废除，男人们在20世纪初可以将家眷带去团聚之后，情况才逐渐发生变化。

无论如何，在1893年之前，停留在这些初创阶段组织中超过一代的人相对较少。大多数男人最终要么返回故乡，要么迎娶当地土著。于是那些留在海外，娶当地人为妻的男人们开创了第二阶段的移居模式——家庭社区。经典例证是爪哇和马六甲的“帕拉纳坎”（peranakan）或“峇峇”（baba）人社区，即土生华人社区，它们在18世纪崛起，成为马来语世界的华人聚居主要模式。男人们（其中很多在国内已经娶妻）生下子嗣，他们希望自己的男性后裔能够保持对于社会和商业利益至关重要的中式美德，便建起这类社区。由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们的方法是延续宗教信仰和其他社会风俗，主要是同出生、嫁娶、死亡和最著名节庆相关的一切活动。然而，也要求男孩学习基本的中国语言，尤其是父辈的方言口语，以便在日益增长的对华贸易中维系重要的联系环节。这促使男人们不时返回故里，于是便为他们维持一种或多或少中国式的生活及加强移居传统，提供了关键因素。因此，要始终做中国人，便需要保持同中国的联系。那些在国内有家眷的男人，可能也将儿子接出来帮忙，甚至可能最终将海外生意交到他们手上。这些子嗣在离开中国前已经学会读写中文，对于保持当地家庭成员同中国的文化联系来说，他们也大有用武之地。

第三种形式取决于来自中国的男性新移民，仅仅发生在当地政权——不论土著还是欧洲人——允许持续移民的地区。直到18世纪，这类人的数目不大。新移民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年长的中国男人们需要他们打理生意，其中一些也为“帕拉纳坎”或是混血女儿提供了候选的夫婿。他们也是活生生的证物，提醒人们在中国发展变迁的社会宗教实践，传播交流一种意识，指明必须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应该如何行事。在移居生活中，他们帮助社区抵制同化的压力。但是直到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叶，当中国南方的经济形势开始恶化，而东南亚的状况大为改观之前，不能指望新客（或者sinkeh）持续定期来临。在此之后，对于日益基于华人血统而建立的社区来说，新客影响很大。其后的努力包括确保在一定程度上正式学习中国传统，以及加强华人自豪感——这个过程被描述为再度中国化（re-sinicization）。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商业社区的环境中，其规模受到中国和当地政策的严格制约。到19世纪，当工业革命来临，西方世界的奴隶制终结之后，这些政策实施也相对放松。新一代欧洲资本家们开发的矿山和种植园需要更自由的劳工流动，与此同时爆发的一系列沿海战争，使中国开放了国际贸易，二者并非巧合。在沿海省份，中国多次败于外国列强，于是敞开了劳工移民的大门，他们逐渐前往更远的地方，直到美洲和澳大利西亚。第一波苦力劳工涌到美洲各地，去开辟边疆的土地，他们取代了奴隶，工作劳累之极，中国政府却没有签订任何条约保护他们。绝大多数苦力在非人的环境下工作，但是有些幸存者留了下来。在那些允许不同种族通婚的地区，可以在第二代移民中找到同化的例证，不过绝大多数华人定居在以男性为主的小型社区中，过着移居者的生活。

这些最先出现的社区在以欧洲移民为主的社会中生存，表面看来，社区成员们的组织与在国内无异。但是实际上二者存在明显不同。首先，这些在19世纪大批离开中国的是什么人呢？不论到美国加州或是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去淘金，或是作为契约劳工，在工厂矿山中成群结队劳作，他们都不同于之前的那些同胞。他们在国内外都没有位高权重的亲朋，绝大多数甚至从来没有做过生意。从未有过如此多人远涉重洋，来到一个没有华人商业社区的地方。在澳大利西亚、加拿大和美国，从来没有如此多的新移民，其人数对由欧洲新移民控制的当地政权构成挑战。以前的华工从来没有移居到自诩在经济和技术上高人一等的族群中，这些人依赖一种全新的、迄今未被认可的阶级意识，力图同外国劳工竞争。以前的华人也从未遇到这样的工友，他们同自己一样受人欺压，一样无人指导，却自认为在种族和文化上高人一等。在美国，我们还发现了另一种独有的特色。在排华浪潮中，年轻的华人学生和寻求现代教育的官员们来到美国。虽然这个群体人数不多，但以前从未有如此受人敬重的同胞尾随劳工大众的脚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在下一个世纪将宣告历史性教育运动的发轫。

由于这些情况，除了少数人，那些在淘金热结束，契约终止后还留在美洲和澳大利西亚的华人只能寓居，他们别无选择。因为颁布的排外政策不许妇女入境，很少有华人家庭能够来此定居，也无法建立新的华裔家庭。虽然中国城苟延残喘，但由于上了年纪的男人去世或是回乡，大多数这类社区注定要寿终正寝。华人不像欧洲人那样自认为是移民，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他们并没有打算长期离开故国。但也不能说他们有意识地移居异国，因为移居的现象还没有被认可，移居的概念还没有被界定，也没有一个称谓来展示他们的存在。

然而，同几个世纪之前在东南亚的前辈们相比，他们在某些方面更像移居者。尽管路途遥远，他们却更容易同在国内的家人保持各种形式的联系。由于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几个美洲国家都驻有领事馆代办处。有关中国的新闻，甚至来自中国的书籍报刊，送达西方华人的速度几乎同送达东南亚华人的一样快捷。由于朝廷长期以来对东南亚华人的忽视和漠不关心，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也已经疏远了中国官府。与之相反，那些19世纪下半叶离开中国的劳工，即使是最贫穷的人也有一种强烈的中国认同意识，这是即将充满所有华人心绪的民族主义的先声。

因此，这个时期的移居者们寻求保持华人身份认同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新的开端。前辈们的经历提醒他们，以前要确保子孙后代的华人身份极为困难。但如果他们的前辈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就，1900年的客观条件可说是大为改善。此时中国政府更为了解，也更关心他们的命运。事实上，此时东南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移居者受到欢迎，而欧洲移民主宰的国家却在有计划地将他们驱逐出境，这种令人痛苦的差异只能强化一种愿望，即将海外华人问题上升到之前做梦也想不到的高度。

1900年之后

到19世纪末，移居传统得到一个新名称：侨。现在被称为华侨的移居者得到合法化。从此告别一种鬼鬼祟祟的神秘处境，一种贱民和冒险者的生存，不再带着下层阶级的苦力背景，开始了新式移居。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坚忍、进取、勇敢的形象，且夹杂着中国政府对他们隐约的担心，认为这些新移居者对中国身份认同的程度不高，需要帮助他们达到更高的标准。同时也愈发认识到，将移居者遗弃的时间已经太长，外国列强剥削他们的才智，增加国家财富，很多人已经接受了“蛮夷”的处事之道。于是油然而生一种紧迫感，呼吁对中国给予适当的支持，引导华侨努力为中国服务。

开放通商口岸后，中国沿海情况的变化，迫使清政府重新界定同中国臣民的关系。尤其是来自像薛福成、黄遵宪这类外交官的报告，以及在香港和上海这样的城市中，郑观应这类商界人士所写的文章，这些舆论上的准备，唤醒国人面对一个到国外旅行、居住、甚至于定居的世界。1896年，当孙中山在伦敦被离奇绑架时，众人了解到一个事实，即孙曾在海外的同胞中旅行，在国境之外，他的广东同乡们同情并热情响应他关于推翻清朝的呼吁。1895年，中国败于日本之手，于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文人学者倡导激进的百日维新，人们对此满怀期望长达数月。但真正重要的是，当康梁流亡海外时，他们在海外华人中受到款待，这是没有官职的著名文人首次获得的待遇。突然之间，那些散居东南亚的大批华人，甚至在西方世界作为少数的华裔，前所未有地吸引了国人的关注。

结局颇富戏剧性。当清朝官府，以及朝廷的批评者和拥护者们发现，有移居者愿意接受新思想，这些人在东南亚土著政权和欧洲政府之间周旋，游刃有余，可以利用其海外经历在中国事务中发挥作用时，他们都同样大感兴奋。在一个层面上，有关海外华人的各式各样新闻和述评数量增加。学者和官员寻找记载这些人的历史文献，尤其是那些宋朝以来在东南亚功成名就者的逸事趣闻。在另一个层面上，清朝官府、改革者和革命组织都在拉拢华侨，主要为了得到他们的财力相助，前者为了发展帝国经济，后者为了改革或是革命推翻清廷。

对于在20世纪的头十年中，各方如何竞相取得华侨支持，现在已有翔实的记载，我们不应被细节所困。至于华侨的回应，如果不能说是一致的热情洋溢，也可算很有同情心。他们通过投资或是运用知识技术报效祖国的意愿既不难理解，也不令人惊讶。出人意料的是，海外华人对孙中山民族主义的衷心支持和轻易认同，这得益于渗透在华人社会的反抗传统，穷苦且不通文墨或识字不多的华侨迅速政治化。以下不加雕饰的打油诗写于1903年，是为了唤起东南亚移居者中比较冷漠的有钱人，或许这些诗句最好地概括了想要传递的政治信息。它们选自充满感情的《革命歌》，它广为流行，在当时影响极大。

再告海外众华侨，天涯万里总同胞。

……

南洋瘴气扑天深，瘟疫来时命不存。

在海外垂垂老矣，纵有财富又有何益，这是贯穿整首诗的主题。

银钱堆积成何用？何不将来驱满种？

作者在诗中指出，十万支快膛步枪就能推翻清廷，建立起共和制政体。华侨们就能够在那些瞧不起自己的欧洲人面前扬眉吐气。

人生长乐总难求，一点良心在识羞。

如何最是可羞事？忘了祖宗百世仇。

不然寄篱他人国，却忘他身原汉族。

此后便极为严肃地告诫说，这些诗句标志着态度的决定性转折：为了中国政府可以关照华侨，华侨自己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必须付出相应代价，不仅应该以投资形式，进行爱国主义援助，而且需要重新回归传统价值观念，这是移居道德观的核心所在。

1911年，清朝灭亡，建立了中华民国，对移居者们而言这是一个新纪元。称他们华侨，并不仅仅为他们找到一个新名称。这个名称涉及一种标准化运用，肯定了民族意识，对复兴中华的信仰，是一个可以当作徽章自豪佩戴的名号。移居成为民族责任，民国政府负责维护保障移居者。在外交部机构内，最终组建了侨务委员会，它的工作超出筹款和外交保护，也涉及教育和身份保持。提供新教科书和训练来自国内的老师教授华侨的项目，留下了经久不衰的遗产，不仅支持了移居，而且肯定移居是一种爱国主义义务。

孙逸仙及其追随者们对世界各地的华侨满怀信心，这些人在革命者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当国民党在1928年执政之后，政府更加致力于促进海外华人的福利。官方决心使所有移居者保有爱国心，于是爱国华侨的形象变得更加丰满。这项任务不仅依靠领事馆官员，也通过在当地吸收的国民党成员，他们定期受到南京政府的表彰。政府鼓励身在中国的学者更加深入地研究海外华人。一个新的研究中心在暨南大学成立，然后上海也成立了这样的研究中心，出版书籍、专著、期刊和杂志，讨论在海外华人中搜集的、连篇累牍的资料数据。外国和殖民地政府系统性地报道这些移居华人，这个现象引发了关注。对于东南亚华人进行的商业活动的关注，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日本人出版的书籍，有些立即被译成中文，更不用说还存在为数更多的、未出版的秘密报告。

当时存在两大类移民群体，分别在东南亚和在美洲以及澳大利西亚移民国家（immigrantstates）。中国政府对这两大群体的努力，造成了全然不同的效果。政府颁布的政策对身在移民国家中的华人影响较小，因为在此时那里的移居者年事渐高，数量大减，当地政府也不批准移民入境。然而由于受到关注，北美和澳洲的社区大为振奋。虽然他们在移民国家的地位未能提高，那里的华人依然感谢中国政府的努力，他们仍然热爱中国，参与中国事务。对于美国的华人来说，大学及学院里的大量中国留学生为当地华人的生活带来乐趣。

随着华人东南亚财富的日益增长，吸引来更多的移居者，大量教师、记者和其他专业人员更频繁地往返于东南亚和中国。中国南方的军阀混战、地方匪患、内战、经济崩溃，使得华人劳动力源源不断涌入东南亚。由于绝大多数爱国华侨选择留在国外，民国政府不遗余力，利用他们的爱国主义来帮助一个分裂的、积贫积弱的祖国。至于殖民地政府的反应，却是日益警惕华人中上升的民族主义。针对中国对当地华人行为的影响，殖民地政府逐渐采取措施，其中包括允许全家移民，劝说华人定居，殖民地建立更多学校，鼓励青年逐步形成对当地的忠诚。在不同的华人群体之间，学习了中文并寄希望于中国的华人，和那些接受当地或是殖民地语言教育的华人之间，关系逐渐变得紧张起来。与此同时，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的增强，使新兴的当地民族主义领导人感到恐慌，迫使他们密切关注华人的野心，并促使当地民族主义与华人民族主义抗衡。

在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热情达到顶点。华侨对祖国的危亡深表关注，很多投身于民族救亡事业。更有趣的是，此时的中国，传统和现代的观点激烈碰撞，甚至影响到了海外华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在海外华人群体蔓延。中国传统价值观“父母在，不远游”，在20世纪早期，此观点被重新赋予意义，认为只要他们保有中国人身份认同，远赴重洋也是合乎情理的。可是现代民族主义日益要求新的承诺，顺理成章地引导海外华人们回到中国建设祖国，或是抵御外侮。如果华侨接受这个逻辑，海外华人的数量会大大减少。但是实际上，移居海外的华人日益增加，因为他们明了，在国外他们有更好的生活。

对于真正的移居者来说，中国的吸引力超出思想上的好奇。很多东南亚的华人家庭用心培养年青一代对中国寄予希望，中文学校极得人心。很多人在高中毕业之后进入中国的大学学习。对于有些人来说，学习中文并了解中国成为生活本身的潜在意义。中文被视为关键。死记硬背诗章辞赋的片断，以及死啃选出的古文篇章，都对学习中国文化至关重要。不过，南京政府施行的教育政策以及上海出版的教科书是现代产物。在学习传统价值观念和中国历史之外，更多强调科学和数学，这是中国急需的技能。如果海外华侨有一颗爱国心的话，他们最被鼓励的事情是在国外学习所有的新东西，一旦回国，可以真正报效祖国。但是中国自身也在变化，很多移居者感到迷惑不解，不知应该选择哪种忠诚。他们必须在同一时间眼观八方，尤其需要使自己适应当地日益现代化的环境：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希望继续在这里生活。如果不能发财致富的话，他们也需要寻找赖以为生的新手段。

东南亚各地的移居者社区并非彼此相似。在东南亚的一些地区，由于经济和技术的变化，不同的移居者群体得以对外部世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们与各式各样的人互动，包括东南亚本地的很多不同群体，不同类型的欧洲人和欧亚混血，以及其他亚洲移民和移居者，比如印度人、日本人、犹太人和各种各样的穆斯林，这些都拓展了他们的经历。在当地出生的年轻人中，有很多不愿意回到中国。他们既不能说、也不能读中文，接受的是欧洲语言教育。他们曾就读于很多不同类型的学校，接受了丰富多彩的教育，因而视野开阔，并不认同某个单一的传统。当地出生的青年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长大成人，遇到杂七杂八的现代思想和实践，这种环境往往对那种只承认一种爱国华人的思想形成挑战。人们各自寻找自己的文化混合物，在其中注入一种华人的民族忠诚，有些人成功了——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仅仅是传统和现代性本身，都无法解释他们生活其间的这个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的世界。

当中华帝国不欢迎他们返回故土时，移居在昔日的华人中发展起来。这是一种生活策略，使他们逗留国外，同时等待回乡的机会。“华侨”这个现代概念是一种新规范，鼓励移居者的政治忠诚。作为回报，他们得到官方的保护。这个政治概念是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物，如果孤立地看，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当遇到其他族群的民族主义，可能会成为冲突之源，为华侨本人带来极度的痛苦。如果这类爱国的移居者人数众多，就像在东南亚地区，移居这个概念本身就到了必须让位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这样的概念被放弃。移居者生活走入绝境，选择也越来越少。绝大部分爱国华侨别无他选，只有返回祖国。相对爱国心弱一点的和疑虑重重的华人在两条路之间取舍：或是被其他文化同化，或是在日益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发现新的途径保持自我。到20世纪50年代时，由于种种原因，移居华人必须准备好被再度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