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随行配偶们在中国的幸福生活

 作者：Alan Paul

  我已经写了许多谈论外国人在华休闲生活的专栏文章，但事实上，我们是因为工作需要才来中国的，没有这一前提，我们在中国的那些休闲娱乐活动可能都不会发生。企业要向派到国外的人员多支付很多薪水，它们当然希望自己的花费物有所值。正因为如此，作一名“随行配偶”倒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虽然我对这一称谓很不感冒。

　　外派员工所做的往往都是些位高权重的工作，他们的责任也很重大。许多人都是为公司负责全中国甚至整个亚洲地区业务的，这使得他们不得不经常在旅途中奔波。外派员工会突然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与原来的工作环境和同事一下子失去了联系。随着西方在华企业不断增加本地雇员的数量以节省开支并密切它们与中国社会的联系，外派员工感觉与工作环境“格格不入”的现象也并非少见。

　　格里•埃拉斯姆(Gerry Erasme)是耐克公司(Nike)一位有14年工龄的老员工，去年春天他被公司派到上海，担任耐克在华篮球业务的负责人。埃拉斯姆说，他出席的许多会议人们只说中文。最后他不得不找了一位助手来帮他应付这种局面。

　　托尼•瓦特金斯(Tony Watkins)是礼来中国公司(Eli Lilly China)的财务和商业开发部负责人，他也发现自己很难融入上海的生活。他不得不很快适应一种截然不同的商业环境。而作为办公室内唯一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他没怎么学过中文，也没时间去学)，并在一个很讲究上下级关系的社会里当个“老板”，他所感受的孤独也是显而易见的。

　　瓦特金斯说：“虽然每个人都能说相当不错的英语，但他们相互间对话却大都用中文，我几乎不能通过听人闲聊了解任何事。”他说，这既与语言环境有关，也与他的职位有关。

　　几个月前他发给我一份电子邮件，建议我谈一谈在中国工作如何能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 他在邮件中写道：“对我而言，在这里每天要工作13至14个小时，还要花大气力去适应这里独特的商业文化，留给家庭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

　　瓦特金斯给我写这封信时他到上海还不足两个月。我本周与他联系了一次，想看看他适应得如何了，并高兴地听到他的生活已经稳定下来。瓦特金斯说：“在来这儿的头两个月中，我有些怀疑自己撑不过第一年。现在情况不同了。”

　　埃拉斯姆对新环境的不适应感可能没有瓦特金斯那么强，但作为耐克中国公司的“品牌创意总监”，埃拉斯姆吃惊地发现他在中国简直患上了工作强迫症。

　　“我是新来的，我是美国人，而且我是个篮球‘专家’，正因为此我觉得自己需要第一个到办公室，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埃拉斯姆说，“我非常清楚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我上床前和醒来后的第一件事都是去察看我的‘黑莓’。”

　　我的生活与此十分相似，只不过“黑莓”从不离身的是我妻子而已。当然我也工作，否则你们现在就读不到这篇文章了，但我不像我妻子白佩琪和许多我的朋友那样日复一日面临着工作压力和方方面面的期望。正因为此，我有更多时间学习中文(虽然我的中文依然不怎么样)和在北京探幽访古。我在这方面的经历说起来可就话长了，所幸我的工作就是把它们写下来。

　　我的生活与瓦特金斯的妻子及三个孩子的在华经历其实更相似，就在瓦特金斯吃力地适应着这里的环境之际，他的妻儿们在中国已达到了如鱼得水的境界。瓦特金斯说：“我显然正在逐渐适应，但他们从来这里的第一天就应付裕如了。”

　　因此对于常常被赞誉为一位认真负责的父亲，我是心怀愧疚的。虽然今年这里已有了几对女性外派人员及她们的男性随行配偶，但我们这些“男家属”仍然还是少数。几位经常见我到学校接送孩子的母亲总是说，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向我学习。虽然我知道她们这是在夸我，但这些话还是让我不舒服。

　　我会耸耸肩回答说：“他可能工作比我辛苦得多。”我这样回答部分是因为除此之外真不知道还能说些别的什么。 我可能也在不自觉地捍卫与我一样处境的男同胞们。但这一回答也确实是我的真心话。我对自己周围许多外派人员所承受的压力有着真切的了解，我认为作一个太太真的很不错，不论你的性别如何。